专班办公室设在市政府老楼的三层，原来是几个小型会议室打通改造的。墙上挂着红星农场的行政区划图和土地利用现状图，用不同颜色的图钉和线条做着标记。几张长条桌拼成工作台，上面堆满了小山般的档案盒、账册、泛黄的合同纸。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还混杂着速溶咖啡的提神香气。
审计局的老王戴着老花镜，几乎趴在一本边角卷起的账册上，手指顺着模糊的数字一行行往下挪，不时发出“啧”的一声。旁边国资委的小刘，对着一份手写的租赁合同复印件皱眉，嘴里嘀咕：“这签名是‘张富贵’还是‘张富贵’？印章也糊了，这能算数吗？”
唐建科站在土地利用图前，手里拿着一支红色记号笔，目光在图上几处用蓝色圆圈标注的地方移动。那是杨有福陆陆续续交上来的、有合同在册的土地出租点位，分散在农场边缘，靠近公路或河流。但图上的标注，和他在农场实地走一圈看到的景象，对不上号。比如那片被建材厂占据的平整土地，在图上的标注范围，比实际看到的，明显小了一圈。
“吴秘书。”唐建科没回头，叫了一声。
正在另一张桌子上核对农场职工名册的吴天明立刻走过来：“市长。”
“农场历年土地划拨、征用、租赁的批文和红线图，档案室都找齐了吗？”
吴天明摇头：“农场档案室管理混乱，很多早期档案缺失。杨场长说，可能有些在多年前的洪灾里受潮损毁了，有些是经办人员调动遗失。交上来的这部分，时间线是断的，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两千年初那段时间，几乎是空白。”
唐建科的眉头蹙紧了。那段时期，正是全国国企改制、土地政策剧烈变动的年代，也是农场土地问题最可能“埋雷”的阶段。档案缺失？太巧了。
“审计这边有什么发现？”他转向老王。
老王抬起头，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语气带着职业性的审慎：“唐市长，账面非常混乱。农场自身生产经营账目亏损严重，这没问题。但问题出在‘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科目，数额巨大，对象多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商贸公司、合作社，很多款项往来只有简单摘要，没有附具体合同。而且，从十年前开始，农场账户再没有收到过几笔像样的土地租金收入，与杨场长提供的那些租赁合同完全对不上。”
“你的判断？”唐建科问。
老王推了推眼镜，压低声音：“很可能存在账外循环，或者，很多所谓的‘租金’，根本就没进过农场的公账。那些合同”他瞥了一眼小刘那边，“恐怕有一部分，只是幌子。”
办公室里的空气似乎更凝重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潭水，比预想的还要浑，还要深。
这时，门被轻轻敲响。吴天明走过去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六十岁左右、身材瘦小、穿着灰色旧中山装的老人。老人手里抱着个老旧的牛皮纸档案袋，神色有些拘谨，甚至有点紧张。
“请问唐市长在吗？”老人声音不大，带着点沙哑。
“我是。您是？”唐建科走过来。
老人赶紧微微躬身：“唐市长好。我姓陈，陈友根，是农场档案室的管理员，退休返聘的。”他解释着，把手里的档案袋抱得更紧了些，“杨场长让我把能找到的、关于土地的文件都送过来。我我又回去仔细翻了翻，在废资料室一个放杂物的铁皮柜最底层，找到了这个袋子。里面有些东西可能，可能对领导们了解情况有点用。”
他说得很慢，眼神有些闪烁，不时瞥向办公室里的其他人。
唐建科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神色的异常，侧身让开：“陈师傅，进来坐，慢慢说。天明，给陈师傅倒杯水。”
陈友根局促地在椅子边上坐了半个屁股，接过吴天明递过来的纸杯，捧在手里，没喝。他把那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纸面。
“陈师傅，你在农场档案室工作很多年了吧？”唐建科在他对面坐下，语气平和，试图让他放松。
“三十八年了。”陈友根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从知青返城，就在农场，一直管档案。农场好的时候，档案室是楼里最亮堂的屋子，资料分门别类，清清楚楚。后来”他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那这些年的变化，您应该最清楚。”唐建科看着他膝盖上的袋子，“这里面的东西，是您特意找出来的？”
陈友根沉默了几秒钟，才低声道：“杨场长让交有合同的东西。这个袋子里的不全是有正规合同的东西。有些是当年的一些会议记录草稿，有些是手写的协议、欠条，还有些是是农场和外面一些单位、个人关于用地补偿、青苗费的零散单据。不成系统，也没归档，我就一直收着，想着万一”
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很明显。这是个老档案员的职业本能，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留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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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很重要。”唐建科郑重地说，“特别是您说的会议记录、手写协议，可能比那些正式的合同更能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师傅，感谢您能把它拿出来。”
陈友根脸上皱纹动了动，似乎松了口气，又似乎更不安了。他把档案袋递过来：“领导，您您看看吧。里头有些名字，有些事我也说不清，就是觉得不太对劲。农场这些年，地一块块少了，钱没见着，职工日子越来越难。我老了，没别的想法，就盼着农场能有个好结局，那些老兄弟，能拿到该拿的养老钱、看病钱。”
唐建科接过沉甸甸的袋子，能感觉到老人手上的温度和微微的颤抖。“您放心，市里下决心解决农场问题，就是为了给职工一个交代，给农场找一条出路。您提供的这些材料，我们会认真研究。”
陈友根点点头，没再多说，站起身，又对唐建科微微弯了弯腰，转身慢慢走出了办公室。背影有些佝偻，脚步却似乎轻快了一点。
唐建科打开档案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旁边一张空着的桌子上。果然很杂，纸张大小不一，颜色泛黄程度不同，有圆珠笔写的，有钢笔写的，还有复写纸留下的模糊字迹。他戴上手套，和吴天明、老王、小刘一起，开始分拣。
大部分是没什么价值的零散收据。但很快，几份钉在一起的、用农场旧信纸手写的会议记录引起了唐建科的注意。时间是1998年6月，标题是“关于场部东南区土地合作开发事宜磋商纪要”。参会人员除了农场当时的领导，还有一个陌生的公司名：“永昌商贸公司”，代表签字是一个龙飞凤舞的“孙永昌”。记录里提到，农场以“提供土地入股”方式，与该公司合作开发“仓储及配套项目”，农场占“管理股”，不参与具体经营，每年获得“固定收益”。
但翻遍袋子，没有找到与这份纪要对应的正式合同。只有一张夹在后面的、2001年的收条，写着“今收到红星农场土地合作收益金壹拾万元整”，收款人盖章是“永昌实业有限公司”，经手人签字还是“孙永昌”。而这张收条上提到的地块位置，与那份纪要里提到的“东南区”，以及现在那个规模不小的建材厂所在地，大致吻合。
“永昌实业”唐建科念着这个名字，抬头看向吴天明，“有印象吗？”
吴天明思索片刻，摇头：“没听说过。但能从‘商贸’变成‘实业’，还在同一块地上，这家公司不简单。而且，十年时间，就给农场十万块？这所谓的‘固定收益’，未免太‘固定’了。”
老王凑过来看了看收条，指着上面的数字：“唐市长，按当时的地价和后来的发展，那块地如果正常租赁或者合作开发，十年收益绝对不止这个数。这跟白送差不多。而且，这笔钱进了农场账吗？”
他立刻去翻审计那边梳理出的农场收入流水。很快，他抬起头，脸色难看：“没有。农场1998年到2008年的所有账面收入里，没有一笔十万块的款项来自‘永昌’系公司。一分都没有。”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府大院里的广播声。
线索在这里交汇了。混乱的账面，缺失的档案，语焉不详的场长，老档案员珍藏的“非正式”记录，还有这张诡异的、与巨大土地价值完全不相称的收条，以及那个隐在背后的“永昌实业”。
“土地被侵占”，在细纲里只是四个字。但此刻，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里，在模糊不清的字迹背后，它显露出了冰冷而坚硬的轮廓。这不仅仅是经营不善，不仅仅是历史包袱，这很可能涉及更深层、更复杂的利益侵占。
唐建科拿起那张薄薄的、边缘已经破损的收条，对着光看了看。透过纸张，他仿佛能看到那片被铁丝网隔开的、机器轰鸣的建材厂，和农场这边荒芜破败的景象，形成的刺眼对比。
“查。”他把收条轻轻放回桌上，声音不大，却带着斩钉截铁的力量，“天明，你负责，以这个‘永昌实业’为突破口。查它的工商注册、股权结构、实际控制人。老王，小刘，你们继续深挖农场账目和所有能找到的土地往来文件，凡是和‘永昌’或者这个孙永昌有关的，无论大小，全部单列出来。”
他走到那张土地利用图前，找到东南区的位置，拿起红色记号笔，在代表建材厂的那个蓝色圆圈上，用力画了一个醒目的叉。
“就从这里开始，”他转过身，对办公室里的几人说道，“把这块地的来龙去脉，每一分钱的流向，背后到底是谁，给我一寸一寸，挖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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