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滇西的阳光透过橡胶树宽大的叶片，在李勇家的小院里洒下斑驳晃动的光点。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植物特有的湿润气息，混合着远处山野的清新。这是一个典型的边境小城院落，简朴而整洁。
李勇今年六十五岁，皮肤是常年劳作晒出的古铜色，皱纹深刻，但身板挺直，眼神里有着当地人特有的质朴与一种历经世事的沉着。他将陈砚和王浩让进堂屋，没有多余的寒暄，只是默默端上两杯热茶。
“陈老师，王浩兄弟，你们为这事大老远来，我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李勇坐在一张老旧的竹椅上，声音低沉，“我父亲李大海，走前最放不下的，就是野人山，就是那些没出来的弟兄。他常说，那不是人待的地方，可他的魂，好像有一半永远留那儿了。”
他起身，走到屋里一个厚重的老式木柜前，打开柜门，从最底层取出一个用深褐色油纸仔细包裹的扁平物件。油纸边缘已经磨损泛白，用细麻绳捆着。李勇的动作异常轻柔，仿佛对待易碎的珍宝。他解开绳子，一层层剥开油纸，最后，一张对折的、颜色泛黄的草纸地图，呈现在陈砚面前。
地图被小心地摊开在八仙桌上。纸张脆薄，边缘有些许虫蛀的痕迹，但整体保存尚好。上面是用蓝色墨水手工绘制的简易路线图，线条因手绘而略显颤抖，却清晰标注着山川、河流的走向，以及一些用更小的字写下的注记。墨水早已褪色成浅蓝，却依旧能辨。
陈砚屏住呼吸，俯身细看。那些注记，像一个个无声的坐标，钉在历史的迷雾中：“断粮三日处”、“发现可食用野果林”、“瘴气区，快速通过”、“陈铭采药救小张处（险崖）”、“稳定水源地（可饮用）”。而当他的目光移到路线中后段一片相对平缓的坡地旁，那里标注着三个沉重得几乎要透出纸背的字：“埋骨点”。旁边还有一行小字：“立木牌，三人，1942618。”
李勇粗糙的手指，轻轻点在那“埋骨点”三个字上，指尖有些微的颤抖。
“俺爹说，那天雨下得很大，山路滑得站不住。”李勇的声音带着一种穿越时空的滞涩感，“有三个战友，实在走不动了，伤病加上饥饿，就在那个坡上……没了。陈铭和俺爹，还有另外两个还有点力气的，用手，用刺刀，刨开湿泥，把他们埋了。没有像样的工具，坑很浅。陈铭找了块还算平整的木板，用刺刀刻了字，插在坟头。”
他停顿了很久，堂屋里静得能听见橡胶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
“刻的啥？”王浩忍不住轻声问。
李勇抬起眼，目光投向门外远山的方向，仿佛在复述一句刻在心底的誓言：“‘等胜利了，带你们回家’。”
短短九个字，却像一把重锤，狠狠敲在陈砚心上。胜利，回家。这是深陷绝境的战士，对同伴许下的最沉重、也最渺茫的诺言。
“后来呢？”陈砚问，声音有些发干。
“后来……队伍还得继续走，不能停。”李勇叹了口气，“再后来，俺爹侥幸活着出来，很多年后，大概是六十年代初，他身体状况稍微好点的时候，一个人，凭着记忆，偷偷又摸回去过一次。他想看看，想能不能……至少把弟兄的遗骨收敛一下。可那里雨水多，林子深，几十年过去，早就找不到了。那个木牌，也烂得没影了。他只在那片坡地的腐叶下面，扒拉出来这个。”
李勇从油纸包地图的夹层里，又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枚半个掌心大小的铜质军章。岁月和泥土已让它氧化发黑，边缘残缺，但正中，“200师”三个繁体字，依然顽强地清晰可辨，仿佛在无声地宣告着主人的归属。
陈砚双手接过那半枚军章。金属冰凉粗糙的触感传来，却仿佛带着当年佩戴者的体温和雨林的湿气。他凝视着那三个字，耳边蓦然回响起陈铭日记中，某页记录士气的文字里，那句力透纸背的话：“200师，永不退！”这枚残缺的军章，就是这句誓言最悲怆的见证。
李勇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本老旧的相册。翻开，里面多是些黑白或泛黄的照片。他指着一张大约两寸的黑白合影。照片背景模糊，像是某个简易的营地。中间是年轻许多的李大海，虽然瘦削，但眼神坚定。紧挨着他站着的，是一个穿着不合身军装、戴着卫生员臂章的年轻人。他比李大海略矮，脸庞清瘦，嘴角微微抿着，眼神望向镜头之外，带着一丝超越年龄的沉静与疲惫。
“这就是陈铭。”李勇的声音柔和下来，“俺爹说，他话不多，但心特别细。每次找到新水源，他总要自己先尝一口，确认没事才让大家喝。有一次为了给一个高烧说胡话的伤员喂水，情急之下用了没完全过滤的溪水，结果他自己感染了疟疾，高烧昏迷了好几天，差点就没挺过来……醒来第一句话，是问那个伤员退烧了没。”
陈砚看着照片上那张年轻而陌生的脸，试图与日记里那个记录“雨”、“战友们还在走”的笔迹主人重叠。心细如发，先尝水源，为救他人不惜己身……这些细节，让那个原本只存在于文字和想象中的人物，骤然变得血肉丰满，呼吸可闻。他不再是历史叙述中的一个符号，而是一个会在树皮上刻字、会为战友冒险、会固执地记录同伴名字的、活生生的年轻人。
“李叔，”陈砚抬起头，目光灼灼，“我想去野人山看看。不去打扰长眠的英灵，只是……沿着这张地图，去走一走他们走过的路，去看看那些地方。哪怕只是站在那片坡地上，感受一下。”
李勇看着他，没有立即回答，只是默默卷起桌上的地图，重新用油纸包好。然后，他点了点头，语气坚定：“中。俺陪你去。俺爹走前拉着我的手说，野人山，在别人眼里是‘死亡之地’，可在他和那些弟兄们心里，是用脚一步步踩出来的‘希望之路’。哪怕只有一寸，也是往家的方向挪了一寸。是该有人去看看，去记住。”
陈砚心中涌起一股热流。他拿出手机，将地图的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注记，都仔细拍摄下来。他暗下决心，这些地点，这些坐标，不能再仅仅停留在一张私藏的地图上。他要把它们写进书里，写进更广泛传播的文字里。他要让每一个“埋骨点”，不再只是地图上一个冰冷的标注，而是一个有故事、有姓名（哪怕暂时无名）需要被铭记的所在。
就在这时，李勇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拍了拍额头：“哦，对了。俺爹还提过一桩事，时间有点模糊了，大概也是四二年夏天。他说，有次在靠近野人山边缘的地方，听说有架外国飞机迫降了，好像是苏联的。上面派了附近一支小部队去搜救，陈铭所在的卫生队也有人被抽调去帮忙。陈铭好像也去了，还帮着给那个受伤的飞行员包扎过。俺爹说，陈铭回来还念叨，说那个大个子飞行员，疼得龇牙咧嘴，还冲他挤眼睛，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谢谢，同志’。”
陈砚的心脏猛地一跳，握住军章的手下意识收紧。苏联飞行员？迫降野人山边缘？四二年夏天？
这个突如其来的信息，像一道微弱却执拗的光，穿透了历史的层层迷雾。它或许只是一个巧合，或许是一条尚未被发现的、连接两条英雄轨迹的隐秘伏线。
“那个飞行员，有什么更具体的特征吗？或者，陈铭还说过什么？”陈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
李勇努力回想，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太久远了，俺爹也是随口一提，没细说。就记得说是苏联的，个子高，鼻子挺。陈铭好像还说，那飞行员身上有个小本子，宝贝得很，上面画着些东西。”
线索似乎又断了，但一颗怀疑的种子已经悄然种下。陈铭与伊万，中国远征军的卫生兵与苏联援华飞行员，两支看似平行的英雄血脉，是否曾在野人山边缘那险恶的丛林里，有过一次短暂而珍贵的交汇？军号的故事，是否比已知的更加曲折绵长？
这个疑问，与前往野人山实地探访的决心，一起在陈砚心中沉甸下来。追寻，远未结束。一段被尘封的“未竟页”，正等待着在真实的山水之间，被重新翻阅，被仔细辨认。而那枚静静躺在掌心的、刻着“200师”的残缺军章，无声地诉说着这一切追寻的重量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