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滇缅抗战纪念馆新开辟的“野人山的记忆——28个名字的故事”专题展区内，光线经过精心设计，柔和地照亮着每一个展柜。空气中有新木材和油漆的淡淡味道，混合着纸张与旧物特有的、历史沉淀的气息。这里没有喧嚣，只有低低的、充满敬畏的交谈声和缓慢移动的脚步声。
展区入口的墙面，是放大的野人山地区等高线地形图，那条用红色虚线标注的1942年撤退路线蜿蜒其上，触目惊心。下方是放大的陈砚在野人山边缘拍摄的照片——那棵“救命树”，那块暗褐色痕迹的岩石，那片安放无名祭品的山坡。图片说明简洁而沉重：“他们走过的路，他们停留过的地方。”
核心展柜位于区域中央。柜内铺着深灰色的丝绒衬垫，上面并排陈列着几件珍贵的实物：
最左边是陈铭的日记原件，依旧用那方深褐色油布半裹着，摊开在记录着二十八位牺牲战友名单的那一页。泛黄脆弱的纸页上，那些用墨水、铅笔、甚至血迹书写的名字清晰可辨，每一个名字旁边还有简短的籍贯和牺牲日期备注。聚光灯下，墨迹与血痕仿佛仍在无声诉说。
徽章旁，是李大海手绘的野人山路线图原件。泛黄的草纸，褪色的蓝墨水线条，那些“埋骨点”、“水源地”、“陈铭救小张处”的标注，将抽象的历史痛苦地具象化。
展柜最右侧，平铺着陈砚用现代相机拍摄的野人山埋骨点照片，以及几张陈砚与李勇、王浩在实地探访时的记录照片。古今影像在此交汇，形成一种奇特的对话。
陈砚和王浩站在展柜不远处，他们穿着纪念馆提供的深色工作服，负责引导和讲解。他们的目光不时扫过驻足观看的游客，观察着他们的反应。
游客们慢慢围拢过来。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带着孩子的中年夫妇，有结伴而来的学生，也有神情肃穆的外国参观者。大多数人首先被那本摊开的日记吸引，俯下身，凑近玻璃，努力辨认着上面的字迹。
“王二柱……河南商丘……民国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
“李建国……山东临沂……六月十日……”
“赵小花……女……湖南湘潭……六月十二日……”
有人小声地、一字一顿地念出那些名字和简短的注记。每念出一个名字，声音里便多一分沉重。展区里异常安静，只有这些压抑的诵读声和轻微的叹息声。
一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衬衫、约莫七十多岁的老人，在女儿的搀扶下，已经在这个展柜前停留了很久。他的目光死死锁在“赵小花”那个名字上，手指无意识地抬起，隔着冰凉的玻璃，虚虚地描摹着那三个字。他的嘴唇颤抖着，胸膛剧烈起伏。
突然，他像是再也无法承受那股从心底直冲上来的情感洪流，猛地向后退了一小步，捂住脸，发出一声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泪水从指缝中汹涌而出。
“爸！爸您怎么了？”身旁的女儿吓了一跳，连忙扶住他。
周围的游客也投来关切的目光。陈砚和王浩立刻走上前。
老人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他用力抹了几把脸，任由泪水纵横，转向陈砚，声音哽咽得几乎不成句子：“同……同志……这个赵小花……湖南湘潭的赵小花……是，是不是……个子不高，圆脸，左边眉毛上有颗小痣？”
陈砚心头一震，他迅速回忆陈铭日记里的描述和李大海手记的补充，虽然没有提到相貌细节，但籍贯、性别、牺牲日期完全吻合。他谨慎地回答：“老先生，根据这份1942年的原始记录，牺牲的赵小花同志确实是湖南湘潭人，是位卫生员，牺牲于当年六月十二日。您……认识她？”
“认识？她是我姑姑！是我亲姑姑啊！”老人的情绪彻底崩溃，他抓住女儿的手臂，像是要寻找支撑，眼泪奔流，“我爹……我爹是她亲哥哥！找了她一辈子！1942年家里接到通知，说姑姑随部队出国作战，后来就没了音信。有人说死在缅甸了，连个准信都没有，更不知道埋在哪里……我爹临死前，还抓着我的手，说‘有机会，一定要找到你姑姑，活要见人，死……死要见个地方’……”
他再次转向展柜，看着那个名字，泣不成声：“没想到……没想到在这里……在这里看到她的名字……清清楚楚写在这里……她不是失踪了，她是牺牲了，是打鬼子牺牲的！她有名字！她叫赵小花！她是我姑姑！”
老人颤抖着，对着展柜，深深地、深深地弯下腰去，久久没有直起。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找到这些……谢谢你们把她记下来……我爹……我爹在地下，能瞑目了……能闭上眼了……”他反复说着感谢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血泪般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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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的游客无不为之动容，许多人也悄悄抹起了眼泪。一个名字，从泛黄的纸页上被认出，连接起一个家族跨越八十年的思念与寻找，也瞬间赋予了这段历史最具体、最疼痛的温度。
陈砚的眼眶也湿润了。他扶住老人，轻声说：“老先生，该说谢谢的是我们。是赵小花同志，是这二十八位烈士，是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先辈，用牺牲换来了今天。我们能做的，就是尽一切可能，找到他们，记住他们，让他们的牺牲不被湮没。您找到了姑姑，也是给了我们继续寻找下去最大的动力和安慰。”
待老人情绪稍稍平复，陈砚开始向围拢过来的更多游客讲解。他指着展柜里的物品，声音清晰而沉静：
“大家看到的这本日记，它的主人叫陈铭，是中国远征军200师的一名普通卫生员，牺牲时只有二十岁。在野人山最绝望的撤退路上，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各种能找到的笔，甚至自己的血，记录下身边倒下的每一位战友的名字和简单情况。他说，怕他们死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怕他们的爹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这枚徽章，属于一位苏联飞行员，伊万·彼得罗夫。他的飞机被日军击伤，迫降在野人山边缘，被陈铭和战友们救下。他们语言不通，国籍不同，却在那片绝境中成为了生死相依的兄弟。分别时，伊万留下了这枚徽章。他说，要记住中国的朋友。”
“这张地图，是另一位幸存者李大海凭记忆绘制的。上面标注的每一个点，都可能是一个生死瞬间，一段牺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