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阳光透过李家庄村头的老槐树，将斑驳的光影洒在一条干净整洁的石板小径上。天禧暁税网 首发王秀兰带着陈砚，来到一座背靠山坡、白墙灰瓦的农家小院前。院门虚掩着，门口几株秋菊开得正盛。
“李红姐，在家吗？我们来了。”王秀兰轻声呼唤。
“在呢在呢！快请进！”一个清脆的女声应着，院门被拉开。一位约莫四十出头、衣着朴素、面容和善的妇女出现在门口，正是李秀莲的孙女李红。她的眉眼间依稀能看到老照片上李秀莲的轮廓，眼神清澈，透着沂蒙人特有的淳朴与热情。
“王研究员，陈老师，路上辛苦，快进屋坐。”李红热情地将两人让进堂屋。屋子不大，陈设简单却收拾得井井有条，正中墙上挂着李秀莲那张黑白照片的放大版，下方摆着几样简单的供品。
寒暄过后，李红的神色变得郑重起来。她转身走进里屋，片刻后，捧出一个约一尺见方、漆色斑驳的旧木箱。箱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边角被磨得圆润，铜锁扣也失去了光泽。
“奶奶留下的东西不多，我都收在这里头。”李红的声音轻柔下来，带着深深的怀念。她小心地打开木箱，里面用干净的粗布垫着。首先取出的，是一个用深褐色油纸仔细包裹的方正包裹。她一层层揭开油纸，动作轻柔得仿佛在触碰易碎的梦境。
油纸里，是一件叠放整齐的深蓝色粗布棉袄。棉袄的款式极为老旧，布料因反复浆洗而显得硬挺，颜色褪成了不均匀的灰蓝色。最引人注目的是，棉袄的袖口、前襟多处磨损严重，打着颜色深浅不一的补丁，其中左袖口靠近肘部的位置，有一片洗不去、已经变成暗褐色的污渍。
李红的指尖轻轻拂过那片暗渍，声音有些哽咽：“这这是血。不是奶奶的，是当年那位八路军伤员的。”她顿了顿，仿佛需要积攒力气才能继续说下去，“奶奶后来跟我讲过很多次。那位小战士伤在腿上，骨头断了，伤口化了脓。那时候哪有什么麻药啊？奶奶和几个婶子只能用烧开又放凉了的盐水给他清洗，用煮过的布条把烂肉和脓一点一点蘸出来小战士疼得浑身发抖，牙齿把嘴唇都咬破了，实在忍不住，就就死死咬住奶奶递过去的棉袄袖子。奶奶说，那孩子疼得额头上的青筋都蹦起来，可从头到尾没喊一声，只是闷哼，眼泪和汗把棉袄都浸湿了”
陈砚静静地听着，目光久久停留在那片暗褐色的血渍上。他仿佛能透过粗糙的棉布纤维，感受到当年那股撕心裂肺的疼痛，那位年轻战士钢铁般的意志，以及李秀莲当时心如刀绞却强作镇定的温柔与坚毅。他伸出手，极其小心地用手指边缘触碰了一下棉袄的布料。粗砺的触感下，似乎真的还残留着那个寒冷春夜的体温、汗水和无法言说的坚韧。
接着，李红从木箱最底层，取出一个用红布条系着的薄薄的本子。本子是用那种粗糙的、泛着黄褐色的土纸手工订成，封面没有任何字迹，边角已经磨损起毛。
“这是奶奶的日记，其实也算不上正经日记，就是她偶尔记下的一些事，一些心情。”李红解开红布条，将本子递给陈砚，“奶奶识字不多，是自己后来参加妇救会扫盲班学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还有很多错别字和画圈代替的字，但意思都能看懂。”
陈砚双手接过，如同接过一份沉甸甸的嘱托。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翻开扉页。里面的字迹果然稚拙，大小不一，笔画生硬，却一笔一划写得极其认真。他慢慢翻看着，王秀兰也凑近过来。
翻到中间某页，几行字猛地攫住了陈砚的目光：
“九月初十（注：公历约1943年9月15日），晴。队伍里一位姓陈的同志，要往北边去，路过俺村。他伤还没好利索，挂着棍。听说俺们妇救会的事，特意来看。他说他们从南边老林子里（画了个圈，旁注：很远，死过很多人）打回来，苦得很，吃树皮，喝雨水，好多同志没走出来。他拿出一把旧铜号，说这号跟着他们冲过锋，躲过飞机，是个念想。现在送给我，说咱沂蒙妇女顶得起天，吹响它，能给乡亲们壮胆，知道咱的队伍没散，心就齐。我收下了，心里沉甸甸的。俺得领着姐妹们，再多做棉衣，不能让前边的同志再挨冻。”
陈砚的心跳骤然加速。他立刻从随身的文件袋中，取出陈铭日记的复印件，翻到对应位置：
“1943年8月（注：农历九月），途经沂蒙李家庄。妇救会长李秀莲同志，率众支前，事迹感人。临别，以随身军号相赠。此号伴我自滇缅绝境而出，今见此地民众如此，心甚慰。愿号声能聚民心，励斗志。”
时间、地点、人物身份、赠号缘由、甚至对军号来历的描述（“南边老林子”对应“滇缅绝境”）两相对照，严丝合缝！
“就是陈铭！”陈砚几乎脱口而出，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赠号给李秀莲同志的八路军干部，就是我在追查的军号最初持有者，远征军的陈铭！”
！王秀兰也激动地点头：“完全吻合！这条线连上了！军号从陈铭这里，直接到了李秀莲手中！”
李红虽然不太清楚全部脉络，但看到陈砚和王秀兰如此确定，也明白了这本薄薄日记的重要性，眼中泛起泪光：“奶奶要是知道，这把号有这么多故事，有这么多人记得，该有多高兴”
陈砚继续往后翻看日记，又一页记载让他眼眶发热：
“九月十七（约10月2日），阴。小战士（注：即之前所救伤员）今天精神好些了，能喝点小米粥。喂他时，他看着我说：‘婶子，你的奶救了我的命。我这条命是乡亲们给的，我一定好好活，多杀鬼子，报答你们。’我听了，心里又酸又暖。他还是个孩子啊”
朴素的文字，没有任何修饰，却将那种超越血缘的母子之情、军民鱼水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李红又从木箱里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用线装订的册子，封面写着“支前记工”四个歪斜的字。“这是奶奶记的账本，其实主要是记做军鞋、棉衣的数量，还有谁家出了多少布、多少棉花。”
陈砚翻开，里面用竖行记载着一笔笔“账目”：
“癸未年（1943）秋七月，收各家旧布一十六块，新棉八斤。”
“八月初三，成军鞋七双，交王同志。”
“九月，为八路军做军鞋五十六双，棉衣三十二件（细目另附）”
李红指着账本说：“奶奶那时候是妇救会长，领着全村二十多个媳妇、姑娘，白天要下地干活，种粮支前，晚上就聚在油灯下，纳鞋底、缝棉衣。手指头被针扎得都是眼儿，被麻绳勒得裂口子，用布条缠缠继续干。奶奶说，一想到前线的战士穿着她们做的鞋、棉衣打仗，身上暖和，脚下有劲，她们就觉得再累也值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喊过累，叫过苦。”
陈砚用手机仔细拍下日记和账本的关键页，这些鲜活的、带着个体温度的第一手记录，远比任何概括性的史料都更有力量。
“李红姐，”陈砚收好手机，恳切地问，“李秀莲奶奶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比如召集大家开会、给伤员熬药的地方，现在还能找到吗？”
“能啊！”李红站起身，“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就是奶奶常待的地方。我带你们去。”
下午四点的阳光，将老槐树巨大的树冠投影拉得长长的。树干需两人合抱，树皮皴裂如龙鳞，枝叶却依然苍翠。树下有一块被磨得光滑的青石板，旁边还散落着几个石墩。
“就是这儿。”李红抚摸着粗糙的树皮，“奶奶常坐在这石板上，一边守着药罐子给伤员熬药，一边就着亮光缝棉衣、纳鞋底。晚上，妇救会的姐妹们也会聚到这里，听奶奶安排活计，学习认字。遇到紧急情况，比如敌人要来的消息，或者有重要任务要传达，奶奶就会拿出那把军号，站在这树下吹响。号声一响，村里各家各户的妇女，只要走得开的，都会赶紧跑过来。”
陈砚站在槐树下，环顾四周。远处是静谧的村庄和连绵的青山，近处是鸡犬相闻的田园。他闭上眼，努力想象着八十年前的画面：夜色笼罩山坳，一盏小小的油灯在树下摇曳，药罐咕嘟作响，一群妇女围坐，手指翻飞，低声交谈。突然，一阵清越急促的军号声划破夜空，更多的身影从四面八方匆匆汇聚而来
一种强烈的冲动涌上心头。陈砚从背包里，取出了那把从青龙山带回、一直随身携带作为“信物”的黄铜军号复制品（仿李桂兰那把的样式）。他看了看李红和王秀兰，又看了看这棵历经沧桑的老槐树。
“我想在这里，试着吹一下。”陈砚的声音有些干涩，“不是要惊扰什么，只是想让这号声，再次回到它曾经响起过的地方。”
李红用力点头，眼中充满期待。王秀兰也示意他请便。
陈砚深吸一口气，将号嘴贴近唇边。他并不擅长吹号，只是凭着记忆和感觉，努力吹出了一个简单的、悠长的音符——
“嘀——”
号声并不嘹亮，甚至有些生涩，但在寂静的村口，在山风的托送下，却传得很远，带着一种金属特有的、震颤人心的穿透力。
号音响起的刹那，仿佛有什么东西被唤醒了。
先是附近几户人家有人推开门窗张望。很快，几位在田间地头劳作或在家门口闲坐的老人，循着声音，慢慢走了过来。他们好奇地打量着拿着军号的陈砚，又看看李红和王秀兰。
“红啊，这是弄啥嘞？咋还吹上号了？”一位拄着拐杖、牙齿都快掉光的老奶奶问道。
李红连忙上前，搀住老奶奶，声音清脆地解释道：“三奶奶，这位是北京来的陈老师，是专门来打听俺奶奶秀莲，还有当年咱村妇女支前故事的！他手里这把号，跟当年俺奶奶用过的那把，有渊源哩！”
她简单地讲述了军号从滇缅到沂蒙的流转，讲述了陈铭赠号给李秀莲的经过。老人们听得睁大了眼睛，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开来，泛起了回忆的光泽。
“秀莲嫂子啊那可是个能人！心善，手巧，主意正！”三奶奶拍着腿说，“那年我家小子摔断了胳膊，还是她给扯的草药敷好的！”
“可不嘛！夜里做军鞋，就数她熬得最晚，眼睛都熬红了！”
“我记得那号声！脆生生的！一响，就知道秀莲姐有要紧事说道，麻溜就得过去！”
“那些年，要不是秀莲她们这帮妇女在后头撑着，咱村得多难啊”
越来越多的村民围拢过来，有老人，也有中年人和好奇的孩子。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关于李秀莲、关于当年妇救会、关于红嫂群体的点滴记忆。许多故事琐碎而平凡，却像一颗颗珍珠，串联起那段艰苦卓绝岁月里，平凡女性所创造的不凡历史。
陈砚认真地听着，记录着。夕阳的余晖将老槐树、石板路和所有人的身影都染成了温暖的金红色。那把刚刚吹响过的军号，在他手中静静地反射着光芒。
历史，从未远离。它就在这棵树下，在这些老人的讲述里，在这片山川的呼吸中，也在那把穿越烽火、凝聚着无数英雄魂魄的军号里，等待着被倾听，被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