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的白银，终于褪去了冬日的寒意。永丰街老巷的积雪早已融化，渗进青石板的缝隙里，留下深浅不一的水渍，像是时光刻下的痕迹。巷口那棵三百年的老槐树，枝桠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嫩绿新芽，风一吹，带着泥土的清香和树皮的微涩，拂过巷子里斑驳的砖墙。墙根下，几株蒲公英顶着白色的绒球，被风卷着掠过张国孝的裤脚——他站在白兰母亲家的楼下，手里提着一袋刚买的新鲜蔬菜，青椒还带着晨露，萝卜裹着湿润的泥，连装菜的布袋子都是老太太上次亲手缝的，蓝布面上绣着一朵小小的梅花。
自从2019年底高承勇案终审宣判，死刑执行的消息传来那天起，张国孝每个月都会抽一天过来。最初是怕老人听到消息后情绪崩溃，后来便成了习惯——帮她换沉重的煤气罐，修漏水的水龙头，把阳台堆积的杂物归置整齐，有时只是坐在屋里陪她喝杯茶。他记得第一次来的时候，老太太坐在白兰的遗像前，整整一天没说一句话，连饭都没吃；如今再看，老人虽然眼角的皱纹深了些，却能笑着跟邻居打招呼，甚至会在巷口的小菜摊跟摊主讨价还价。
楼道里的墙皮依旧有些脱落，露出里面泛黄的水泥，几处还留着当年居民乱涂乱画的痕迹，被后来的白色涂料盖得斑驳。但拐角处新贴的春联却格外醒目——是春节前张国孝特意找市局门口的书法老师写的，红纸上“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墨字，被楼道里的穿堂风拂得微微发卷，边角处沾着一点灰尘，却依旧能闻到淡淡的松烟墨香。他踩着木质楼梯往上走，每一步都能听到“吱呀”的声响，这声音和1988年第一次来这里时一模一样——那时他刚从警校毕业没多久，跟着老队长来查白兰失踪的案子，楼梯间里还飘着邻居家炖肉的香味，谁也没想到，那扇虚掩的门后，藏着白银这座城市第一个关于“连环杀手”的噩梦。
走到三楼，张国孝抬手敲了敲门，指节碰到门板上剥落的油漆，发出“笃笃”的轻响。里面很快传来老太太的声音，带着一点沙哑，却透着精神：“来啦来啦，是张警官吧？”门“咔嗒”一声被拉开，老太太穿着件浅蓝色的碎花棉袄，领口和袖口缝着米白色的布边，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银色的发簪挽在脑后。她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手里还拿着个竹编的针线筐，里面放着一块米白色的缎面布料，几缕红色的绣线缠在针上，垂在筐沿晃悠。
“快进来，外面风大。”老太太侧身让张国孝进屋，顺手接过他手里的菜袋子，“又买这么多菜，上次的土豆还没吃完呢。”屋里的陈设和上次来时没什么变化，水泥地面擦得发亮，客厅的八仙桌上铺着一块深蓝色的桌布，边角处有些磨损，却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桌子正中央，依旧摆着白兰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白兰穿着浅蓝色的连衣裙，扎着马尾辫，笑容明亮得像当年的阳光。只是这次，照片旁边多了个玻璃相框，里面装着一张泛黄的信纸，上面是白兰当年没写完的情书，字迹娟秀，末尾那句“等你从部队回来，我们就去拍婚纱照”的墨水，还留着当年未干时晕开的痕迹。
“前几天社区的小王帮我把情书重新裱了一下，”老太太指着相框，手里已经端来一杯冒着热气的八宝茶，茶杯是搪瓷的，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的字样，“她说这样能保存得久一点，以后想看看白兰的字，也方便。”张国孝接过茶杯，指尖碰到温热的杯壁，茶叶在热水里舒展，枸杞、桂圆和红枣的甜香漫开来，顺着鼻尖钻进心里。他喝了一口，暖意从喉咙滑到胃里，驱散了刚才在外面沾上的寒气。
“您身体最近怎么样？上次说的腿疼，好点了吗？”张国孝放下茶杯，目光落在老太太的腿上——去年冬天老人摔了一跤，虽然没骨折，却总说腿疼，尤其是阴雨天。老太太笑着摆摆手，把针线筐放在桌上，拿起那块米白色的缎面布料：“好多了，社区医院的医生每周来给我针灸，现在上下楼都不费劲了。就是有时候会想白兰，尤其是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拿她的照片看看，跟她说说话，说说巷子里的事——比如老王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李家的姑娘结婚了，她以前最爱听这些家长里短的。”
张国孝顺着她的手看向那块布料，上面已经绣了一半的梅花，花瓣用的是渐变色的丝线，从浅粉到深红，边缘还勾了一圈金线，绣得细腻逼真，连花蕊里的细小绒毛都清晰可见。他能想象出，白兰当年坐在这张桌子前，就着台灯的光刺绣的样子——或许那时她手里也拿着这样的针线筐，心里装着对未来的期盼。“您绣得真好，”张国孝轻声说，指尖轻轻碰了碰布料的边缘，缎面光滑的触感像当年的月光，“白兰要是看到，肯定会很高兴。”
老太太的眼眶微微发红，手里的针线顿了一下，却很快又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带着点释然：“是啊，她当年最喜欢绣梅花，说梅花耐寒，像咱们白银的人，再冷的冬天都能熬过去。她走的时候，这块布还放在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裹在塑料袋里，我也是去年整理衣服时才找出来的。想着把它绣完，留个念想，也算是了了她的一个心愿。”她拿起针，对着光线穿上线，动作有些迟缓，却很稳，红色的绣线在缎面上穿梭，很快又勾勒出一片小小的花瓣。
两人就这么坐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话题从巷子里的变化，说到社区的新政策，再到张国孝家里的事——他儿子去年考上了警校，最近正在实习，老太太听了，特意叮嘱他要多跟孩子沟通，别像当年对白兰那样，总把关心藏在心里。聊着聊着，老太太突然想起什么，起身往卧室走，脚步有些蹒跚，却不用扶墙。过了一会儿，她手里捧着一个木盒出来，盒子是深色的，上面雕着简单的花纹，边角处有些磨损，显然是用了很多年的。
“张警官，你看这个。”老太太把木盒放在桌上，轻轻打开，里面铺着一层红色的绒布，整齐地放着一沓照片，都是白兰生前拍的。张国孝凑过去看，第一张是白兰在铅锌厂工作时的照片——她穿着蓝色的工装，戴着安全帽，手里拿着一个记录本，站在机器旁，笑容里带着刚参加工作的青涩。还有几张是她和男友的合影，两人站在白塔山公园的塔下，男孩穿着军装，女孩挽着他的胳膊，眼里满是幸福。最下面，是一张白兰穿着新衣服的照片，粉色的外套，黑色的裤子，头发烫成了当时流行的卷发，背景是白银市照相馆的布景，画着蓝天白云和海鸥。
“这张是白兰22岁生日时拍的，”老太太指着那张照相馆的照片，手指轻轻拂过照片里白兰的脸，“她那天特意跟厂里请了假，去照相馆拍的，回来还跟我说，等她结婚的时候，要拍好多好多照片，装满整个相册，从穿着婚纱的样子，到以后有了孩子的样子，都要拍下来。”张国孝拿起照片，照片的边缘有些卷曲，纸质已经泛黄，但白兰的笑容依旧清晰——那是一种对未来毫无保留的憧憬，像春天里刚绽放的花，还没经历过风雨的摧残。他想起1988年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心里满是惋惜和愤怒，惋惜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凋零，愤怒凶手的残忍；如今再看，却多了一丝欣慰——白兰的心愿虽然没能亲自实现，但她终于等到了正义，也终于能被这么多人好好地怀念。
聊到下午三点多，老太太说想去看看白兰，张国孝便陪着她去了白银市烈士陵园。陵园坐落在城郊的山坡上，周围种满了松柏，即使是春天，也透着一股肃穆。14位受害者的纪念碑并排立在陵园的东侧，每一块石碑上都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碑前都放着新鲜的菊花——黄色的、白色的，有的还带着水珠，是社区志愿者和热心市民送来的。老太太走到白兰的纪念碑前，从包里拿出那块绣好的梅花布料，轻轻铺在石碑上，红色的梅花在米白色的缎面上格外鲜艳，像是开在雪地里的花。
“白兰，娘把你没绣完的梅花绣好了，你看看喜欢吗？”老太太蹲在碑前，声音轻轻的，像是怕打扰到女儿，“春天来了，咱们巷子里的槐树都发芽了，你那边也该暖和了吧？你放心，娘现在身体好得很，社区的人都很照顾我，张警官也常来陪我说话，你不用惦记我。”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从巷子里的事说到自己的身体，偶尔停下来，用袖子擦一擦眼角，却没有哭出声。张国孝站在一旁，看着老太太的背影，心里突然觉得一阵温暖——他想起高承勇案宣判后的这些日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受害者：有人给家属捐款，有人帮忙整理受害者的遗物，有人在网上写下纪念的文字，还有学校组织学生来烈士陵园扫墓，听这些受害者的故事。这些善意，像春天的阳光，慢慢抚平着家属们心里的伤痛，也让这些逝去的生命，不再只是案卷里冰冷的名字。
离开烈士陵园时，张国孝的手机响了，是小李打来的。小李的声音带着点兴奋：“张队，兰州李某的父母说想请你去家里吃饭，感谢你帮忙完成了李某的心愿，还说让我一定把你请过去。”张国孝看了看身边的老太太，老太太笑着说：“你去吧，我自己回去就行，反正也不远。”挂了电话，张国孝把老太太送回巷口，看着她走进巷子，直到那抹浅蓝色的身影消失在拐角，才转身开车去了兰州。
第二天一早，张国孝和小李驱车前往兰州。车子沿着京藏高速行驶，窗外的景色从白银的戈壁滩，慢慢变成了兰州的平原，路边的树木越来越多，绿色也越来越浓。小李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拿着一份案卷，是之前整理的李某的资料——李某是高承勇案的第7位受害者，生前是兰州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最喜欢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她的心愿是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法展。高承勇案宣判后，张国孝联系了兰州的社区，帮忙整理了李某的书法作品，在社区的活动中心办了一个小型的书法展，没想到反响特别好，不仅邻居们都来参观，还有不少书法爱好者特意赶来，想要临摹李某的作品。
“张队，你说李叔李婶会不会太客气了？就办个书法展，还特意请咱们吃饭。”小李一边翻案卷，一边说。张国孝笑了笑：“对咱们来说，只是办个展览，对他们来说，是圆了女儿的心愿，不一样的。”车子行驶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兰州市城关区的老家属院——这是一所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家属院，红砖楼，水泥地面，楼道里贴着各家的信箱，上面用马克笔写着门牌号。李某的父母住在三楼，张国孝刚走到楼下，就看到李父站在单元门口等他们，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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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警官，可算把你盼来了！”李父握着张国孝的手，力道很大，能感觉到他的激动，“快上来，你阿姨在家做了好多菜，都是你爱吃的。”走进屋里，一股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客厅的墙上挂满了李某的书法作品——有“宁静致远”“厚德载物”这样的四字成语，有李白的《将进酒》，还有几幅是她临摹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每一幅都装裱得整整齐齐，挂在墙上，像是一个小型的书法展厅。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字画上，墨色的字迹透着一股灵气，能看出书写者的功底。
“这些都是李某生前写的，”李母从厨房走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围裙上沾着点面粉，“前几天我们在社区办的书法展，好多人都喜欢她的字，还有个书法协会的老师说，想把她的作品收录到咱们兰州的书法集里呢。”她的脸上满是骄傲，眼睛里闪着光，像是在说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李父从书房里拿出一本相册，里面是书法展的照片——展台上摆着李某的书法作品，旁边放着她生前用的毛笔和墨锭，笔杆上还留着她的指纹，墨锭上有明显的研磨痕迹。照片里，不少人站在展台前，认真地看着作品，还有人在留言本上写下祝福的话，“愿李老师的墨香永存”“字如其人，温润如玉”这样的留言，占满了整整一页。
“这都是张警官的功劳，”李父翻着相册，声音有些哽咽，“要是没有你，李某的字可能永远都没人知道，她的心愿也永远实现不了。我们老两口，这辈子都感谢你。”张国孝摇摇头，接过相册，翻看着里面的照片，心里也有些触动：“李叔，您别这么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李某喜欢书法，她的字写得这么好，本来就应该被更多人看到，她的心愿，也本来就应该被实现。”他想起第一次见到李父李母时，两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李某的书法作品，哭得像个孩子，说“女儿一辈子的心血，不能就这么没了”；如今再看，他们虽然依旧想念女儿，却能笑着说起女儿的作品，说起书法展上的趣事，这份转变，比任何感谢都让张国孝觉得有意义。
吃饭的时候，李母不停地给张国孝和小李夹菜，盘子里的菜堆得像小山：“张警官，你多吃点，这是我特意做的兰州拉面，和面的时候加了鸡蛋，跟李某小时候爱吃的一样。还有这个手抓羊肉，是从咱们兰州最有名的那家店买的，你尝尝，是不是那个味。”小李吃着拉面，嘴里塞满了面条，含糊地说：“李婶，您做的拉面真好吃，比外面饭馆的还香，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拉面。”李母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要是李某在，肯定也会这么说。她小时候就爱吃我做的拉面，每次都能吃两大碗，还说以后要学做拉面，做给我和她爸吃。”
提到李某，饭桌上的气氛稍微有些沉默。李父放下筷子，叹了口气：“要是李某没出事，现在应该也结婚生子了，说不定还会教孩子写书法，把她的字传下去。”他的声音里满是遗憾，眼神落在墙上的书法作品上，久久没有移开。张国孝放下筷子，轻声说：“李叔李婶，李某虽然不在了，但她的字还在，她的心愿也实现了，还有这么多人记得她，喜欢她的字，这就够了。你们要好好生活，多出去走走，看看兰州的变化，这是李某最希望看到的。”
李母点点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却很快又笑了：“你说得对，我们要好好生活，不能让李某担心。前几天社区组织去青海湖旅游，我和你叔报了名，想出去看看，也替李某看看外面的世界。”听到这话，张国孝心里也松了口气——他知道，对于这些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走出伤痛很难，但只要他们愿意尝试，愿意好好生活，就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告慰。
离开李某家时，天色已经擦黑。兰州的黄河边灯火通明，霓虹灯的光映在河面上，随着水波晃悠，像是撒了一地的星星。晚风拂过，带着一丝暖意，吹在脸上很舒服。张国孝靠在车座上，看着窗外的夜景，心里突然觉得无比平静——高承勇案虽然已经结束，那些痛苦的回忆也不会消失，但这些家属们正在慢慢走出阴影，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亲人，正在好好地生活下去。这或许就是对那些逝去生命最好的纪念，也是对他这些年工作最好的回报。
回到白银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张国孝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市局的档案室。档案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的声音在耳边响着，灯光是冷白色的，照在一排排档案柜上，透着一股严肃。14起案件的案卷已经被整理好，放进了专门的铁皮柜里，柜子上贴着醒目的标签——“高承勇故意杀人案（1988-2002）”。他打开柜子，拿出一本案卷，里面的每一页都记录着案件的细节，现场照片、证人证言、尸检报告，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都见证着那段黑暗的岁月，也见证着正义的到来。他翻到白兰的案卷，里面夹着一张小小的照片，正是他今天在老太太家里看到的那张——白兰穿着粉色的外套，笑容明亮。他把照片轻轻放在手里，像是捧着一件易碎的珍宝，心里默默说了一句：“都结束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张队，”小李的声音从门口传来，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快步走了进来，“这是刚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