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前的周五，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响起，同学们像出笼的鸟儿，呼啦啦涌出教室。
喧闹声渐次远去，只剩下值日生打扫时扫帚划过地面的沙沙声。
教室里很快空了，只剩下我、袁俊艳，还有杨勇刚。
阳光斜斜地穿过窗户，把浮动的粉尘照得纤毫毕现。
讲台上摊开着一盒新领的彩色粉笔，还有几张旧报纸，空气里混合着粉笔灰和木头课桌的味道。
“这期出什么？”
老袁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开门见山。
她今天换了件浅绿色的衬衫，衬得皮肤很白，一根辫子依旧梳得一丝不苟。
杨勇刚站在黑板前，仰头看着上一期还未完全擦净的“期中总结”的淡淡痕迹。
“劳动节主题，”他言简意赅，“要有工人农民劳动者的场景。”
他顿了顿，看向我们，“‘劳动最光荣’这五个字，得放大，放在最醒目位置。”
“光有口号不行，”老袁接话，她说话总是带着点不容置疑的干脆，“得有具体内容。”
“写什么好呢……”我喃喃道，脑子里快速搜索着。
语文课本里好像有歌颂劳动的诗？
劳动模范的事迹？
总觉得不够鲜活。
杨勇刚转身，看了一眼空荡荡的讲台，眉头微皱。“光靠想不行。”
他说，“等下，我去办公室找找报纸。”
话音刚落，他已经迈开长腿，快步走出了教室。
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口。
“你说，”老袁忽然开口，眼睛没看我，依旧盯着黑板，“他是不是觉得我上次元旦唱歌……太出风头了？”
我一怔，没想到她会问这个。
“没有吧，”我斟酌着词句，“大家不都鼓掌了吗？班长也鼓掌了。”
“可他后来都没提过。”
老袁的声音低了下去，手指无意识地抠着粉笔，“我有时候主动跟他说话，他还是那副样子，嗯，啊，哦。”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空气里有些微妙的尴尬。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班长回来了，怀里抱着一大摞报纸，最上面的几张几乎要滑落。
他小心地把报纸放在讲台上，发出“哗啦”一声响。
报纸特有的油墨味立刻弥漫开来。
“找到了，”他微微喘着气，额角有细密的汗珠，“最近的《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面肯定有劳动节相关的内容。”
我们立刻围了上去。报纸散发着新鲜油墨和纸张混合的气息。
头版头条往往是严肃的会议报道，我们快速翻过。
终于在后面的版面，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看这个！”
我指着一篇通讯，“《钢花映红青春脸——记青年炼钢工人王进喜》”，旁边还配着一张黑白照片，一个戴着鸭舌帽、满脸汗水的年轻人，在炉火前专注地工作。
“这张好！”
老袁的眼睛亮了，“画面感强，人物精神。”
她毫不犹豫地拿起旁边一把裁纸刀，小心地沿着文章边缘裁下来。
杨勇刚翻到另一版：“这里，《农业学大寨》的报道，有社员开垦梯田的照片。”
“还有这个，”我翻到文艺副刊，“一首诗，《镰刀与麦浪》，写得挺有气势。”
“这个科普小知识，《一粒米的旅行》，从播种到收获，适合放在边角。”
杨勇刚又抽出一张。
我们像寻宝一样，在报纸的字里行间搜寻着。
手指很快沾上了黑色的油墨，鼻尖也蹭上了一点。
但没人介意。
剪下来的文章和图片在讲台上越堆越多，像一片片等待拼贴的彩色马赛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