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年节的慵懒还未散尽，一大清早，院子里就传来了熟悉的嬉闹声。
老乔、老袁、瑞霞、杜鹃……还有徐泽和几个学生时代就玩在一起的伙伴，像一群归巢的鸟儿，呼啦啦地涌了进来。
寒冷的空气瞬间被年轻人的热气驱散。
没有多余的寒暄，仿佛昨天才刚刚一起放学。
不知谁推来了几辆自行车，“走！还去老袁家！她家地方大？”
我们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自行车铃响成一片，说笑声惊起了屋檐下打盹的麻雀。
穿着新衣的我们在尚未完全苏醒的村庄土路上飞驰。
在老袁家磕着瓜子、叽叽喳喳聊了半晌，有人提议：“要不，去班长家转转？听说他今年弄了个新录像机！”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我不去！”
“为啥？”几道疑惑的目光投过来。
我噎住了。
怎么能说？
说那条路通往我血缘上的大姐家？
说那个村庄有我刚刚窥见又急于掩埋的另一个世界？
所有的纠葛与复杂，在这群单纯老友面前，无从说起，也说不出口。
“……没啥，就是不想去。” 我含糊过去，拿起一个橘子慢慢剥着。
老袁打圆场：“不去就不去，咱们自己玩！走，东家吃块糖，西家抓把枣去！”
于是，我们这群“长大了”却依然肆无忌惮的年轻人，开始了传统的“扫荡”。
从村头到村尾，熟识的同学一家家串过去，把各家待客的糖果、点心尝了个遍，队伍也越来越壮大！
童年的边界在嬉闹中模糊，我们似乎还是那群不知愁的孩子。
傍晚时分，不知谁探听到了新消息：“乡里新开了个舞厅！晚上跳舞去！”
年轻人对新奇的热望被点燃了。
吃过晚饭，我们这支队伍更加壮大，向着乡里那间灯火通明、传出节奏鲜明“东恰恰”的舞厅进发。
门票一块，我们一拥而入。
灯光旋转，音乐震耳。
闪烁的彩球把每个人的脸照得光怪陆离。
一开始还有点拘谨，很快，在熟悉的朋友的怂恿下，你拉我，我拽你，滑进了舞池中央。
步伐生涩，节奏混乱。
也许是因为去年回来开过几天临时理发店，村里不少年轻后生都认得我。
此刻在舞厅昏暗跃动的光影里，不断有人挤过来，试探着伸出手：“霞子，跳一个不？”
这个刚下去，那个又上来。
我几乎没能在场边歇口气。
瑞雪搂着我的肩膀，凑到我耳边大声笑喊：“看这帮后生！一会儿别为了和你跳舞打起来！”
我随着音乐转身，笑了笑，没接话。
我知道半年的见闻，都像无形的刻刀，悄悄修去了些少女的懵懂，添上了一点自己都未察觉的、韧劲和疏离。
我站在那里，穿着红黑格子的呢长裙，白色的短靴，外面罩着乳白色大衣，在红绿闪烁的灯光下，确实比周围大多数同龄女孩显得更“出挑”一些。
管他们呢。
我对瑞霞说。
音乐这么响，灯光这么暗，此刻我只想跳舞！
跳吧。
一直跳到午夜十二点，音乐暂歇，大家才热汗淋漓地准备散场。
同村来的几个小伙子挤过来，热情地说：“霞子，一起走呗？我们顺路送你回去！”
还没等我回答，一直守在旁边的老乔、徐泽他们几个男同学就挡了过来，半开玩笑半认真：“不用麻烦啦！我们接出来的，当然我们送回去！保证安全送到家！”
十八岁了。
好像一夜之间，许多事情变得可以“名正言顺”。
比如，接受异性好意的护送。
七仙女里的老二年前已经出嫁，姐妹间的悄悄话也开始掺杂进更多现实的选择与考量。
花一样的年龄，一切似乎都充满了可能性，连空气里都飘着微甜的、暧昧的躁动。
我笑着对同村那几个失望的后生摆摆手，跨上了二猴自行车的后座。
“走啦！”我朝他们喊了一声，声音散在冬夜清冷的空气里。
自行车猛地窜出去，冷风扑面而来，却吹不散燥热和脸上滚烫的温度。
我没有回头，直到拐过村口的弯道。
同学们的哄笑声、车轮碾过冻土的声响、以及胸腔里尚未平息的、激烈的鼓点，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