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不紧不慢，一眨眼，半年就过去了。
生活还是老样子。
剪刀声、吹风机声、染发剂的气味，晨昏交替。
我被这一切包围着，像一个运转精密的零件。
铁柱在街对面开了个铺子，修钟表，也修小家电。
熟顾客来做头发时，常常压低声音告诉我：“霞子，瞧见没？铁柱带回来个新媳妇。”
“哦，是吗，”我通常头也不抬，“那跟我没啥关系了。”
话是这么说，眼睛还是往对街瞟一眼。
那天还真就看见了。
那女子个头不高，扎着一根乌黑的麻花辫，穿着碎花衬衫，正低头给铁柱递着螺丝刀。模样很普通。
我就那么远远瞅了一眼，便收回了视线。
也好，他终于开始了新的生活。
桥归桥，路归路。
自那以后，关于“大个子”的消息，就彻底断了。
我知道，我们是真的结束了。
然而，生活关上了一扇门，似乎又意欲推开几扇窗。
店里最近常来一个说南方口音的年轻人，总是和同伴来干洗头发。
他话很少，洗完从不问价，放下一张百元钞票转身就走。
我追出去喊找钱，他只回头摆摆手。
一连十天，皆是如此。
几乎就在同时，对面外经贸学院，一个叫巴特尔的蒙古族研究生也来得勤了。
他二十四岁，来自通辽，还有一年毕业。
闲聊中得知，他父亲是当地二中的校长。
他偶尔会提到正在准备的日语考试。
接连两个月，他几乎天天报到。
铁柱的修理铺就在正对面。
只要他稍加留意，我店里这些“热闹”，定然尽收眼底。
有时，我也想换个地方。可又舍不得。
这里的生意实在太好，是我和一家人生活的保障。
更深处，还有一个微弱的期盼：我怕搬走了，会错过那或许会再响起的电话，那或许会再寄来的信。
过完今年的生日，我满二十岁了。
对于那些投注过来的、带着温度的眼神，我已能一目了然。
只是，那颗心在经历过一场焚心蚀骨的大火后，似乎只剩下冷却的灰烬。
我这里，消息是一潭死水。
但世界自有它传递讯息的方式。
那天，他那个矮个子同学来剪发，闲聊间提起：“庆子最近又搬了宿舍……听他说他姐，交了个日本男朋友……庆子自己也讲，以后大概就留在那边了。”
我正修剪着他的鬓角，剪刀尖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
“是吗。”我应了一声。
他问：“你们没有联系吗？”
我摇摇头！
时间，果然是最有效的武器。
他父亲大概如愿了。
而我，也该把这最后一点念想，彻底掸落了。
那天晚上打烊后，巴特尔倚在门框上：“霞子，我想请你吃饭。”
我抬起头。他长得不丑，眉眼深邃，笑起来带着坦率的热情。
或许是因为心里那片空茫太辽阔，我点了点头：“行。”
“我知道一家地道的蒙餐。”他眼睛亮起来。
“走吧。”我锁好店门。
去饭店的路，要经过铁柱的修理铺。
他正在那摆弄零件。
我们的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眼看过来，动作停了一瞬。
几乎是下意识的，我伸出手，挽住了巴特尔的胳膊。
巴特尔随即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这样，又过了两个月。
我好像真的没有心了。
巴特尔对我很好，是那种毫无保留的、直白的好。
可我那颗心，像是裹在厚厚的茧里，能看见他的好，却触摸不到温度。
我依然戴着那块同款手表，那枚戒指也还在手指上。
我不知道他的是否还留着，但我知道，他一定已经开始忘记我了。
而对于巴特尔的种种热烈，我有时冷眼旁观自己，心底会浮起一个近乎残忍的念头：我大概，也只是在逗逗他。
快过年了，学校放了假，他本该回通辽，却迟迟没走，在旁边的小宾馆开了间房。
腊月二十八，他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我打烊。
我们又去吃饭。
那家烧烤店里，铁柱和他的新媳妇，竟然也在。
巴特尔坐到了我旁边，手臂虚虚地环在我身后的椅背上。
我没有推开。
席间，他讲着各种笑话，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配合地笑着。
趁我仰头笑的瞬间，他忽然快速低下头，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
我脸上的笑容未变，轻轻推了他肩膀一下：“别闹。”
他挠挠头，也跟着傻笑，然后问：“你明天几点的车回家？”
“睡醒就回。你呢？”
“我早晨七点的火车。”他顿了顿，“那我们……明年见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开店？”
“过了正月十五吧。”我拨弄着盘子里的烤串，“这一年……感觉像过了几辈子那么长。”
“行。”他看着我，眼神柔软，“我开学前早点回来。”
沉默了一会儿，他声音低下来，带着郑重：“霞子，做我女朋友吧。明年夏天我就毕业了，如果我不出国……我带你回通辽。我们……结婚。”
我抬起眼，平静地看着他年轻而诚挚的脸。我只是笑了笑：“你明年来了再说吧。”
过年回到妈妈家，气氛依旧是喧闹的。只是这份热闹，好像隔着什么。
大年初二，几个老同学来找我玩。
他们热烈地谈论着未来。
瑞霞上了技校，老袁考上了师范，苏霞和满乐分了手，徐泽和青子准备年底完婚。
我安静地听着，却感觉自己像一张被反复揉搓的旧报纸。
大家终究还是问到了我：“你怎么还是自己回来的？”我平静地说：“我离婚了。”
同学们都愣了一下。随即，七嘴八舌的声音涌上来。
我笑了笑，没接话。
女儿会跑了，会说话了，能甜甜地喊“姥姥”、“老奶奶”。我蹲下身，轻声说：“喊妈妈。”
她好奇地看着我，眨了眨眼，扭过头跑开了。
那小小的背影，像一根细针，轻轻扎了一下我早已麻木的神经。
铁柱是初五来的，专程来看孩子。他肯定是故意的。
我看着他从院门口走进来，身上带着寒气。我也只扯动嘴角，算打了个招呼。
三婶悄悄把我拉到一边：“霞子，你们……不行就复婚吧？看看孩子，多可怜。”
我心里那片冰封的湖面下，似乎有尖锐的东西硌了一下。
如果……如果他不曾拿着那些照片，去找相里庆父亲，我或许真的会考虑。
“不可能了，三婶。”我看着窗棂上的窗花，声音很轻，“我和他，再没可能了。”
我像个缩进壳里的螃蟹，一直待到了正月十五过完，才回来开门。
正月十七，巴特尔早早跑了回来。他一把拉开店门喊：“霞子！走，吃饭去！”
刚走到街边，他就迫不及待地问：“考虑得怎么样了？做我女朋友吧！”
街对面，铁柱的铺子门开着。
我看着巴特尔眼中炽热的期待。
心里有个冰冷而疲惫的声音在说：不然，就走吧。
远远离开这里。
他能带我走，我就跟着。
去哪里都好，只要不是这里。
“行。”我脱口而出。
他整个人愣在原地。
随即，巨大的喜悦像烟花般在他脸上炸开。
他高兴地低吼一声，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力气大得让我脚下一个趔趄。
他紧紧搂了我一下，然后松开，双手扶着我的肩膀，眼睛亮得惊人。
我抬起头，视线越过他颤抖的肩膀，恰好看见街对面——铁柱不知何时已站在修理铺门口，目光直直地投向我们。
我没有移开视线，坦然地与他对视了一秒钟。
然后，我转回头，对巴特尔说：“走吧。”
我们一起转身离开了。
我能感觉到，背后那道目光，像钉子一样。
第二天，我无意中瞥见，巴特尔走进了铁柱的店里，待了一会儿才出来。
等他过来时，我随口问：“你去那边做什么？”
“给手表换块电池。”他答得自然，“聊了几句，他也是蒙古族。”
“嗯。”我应了一声。
第三天，巴特尔没来。
第四天下午，他才出现，脸上是从未见过的阴沉。
他默默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我走到他面前，轻声问：“怎么了？”
他不说话，只是抬眼看了看我，眼神里有审视、困惑，还有隐隐的愤怒。
他手伸进外套内兜，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一言不发地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来，低头看去。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被冻住了。指尖变得冰凉。
那是孩子百岁时拍的照片。
照片里，我抱着孩子，脸上是初为人母的笑意。
铁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照片有些旧了，边角磨损。
“他说……”巴特尔终于开口，声音干涩，“他说，这是你的孩子。”
他目光直直地刺向我，“你从来没告诉过我，你已经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我迎上他逼视的目光。
店里的空气凝固了，只有挂钟指针走动的“滴答”声。
手里的照片轻飘飘的，却又重如千钧。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之后，巴特尔再没有来过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