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后的结果令人震惊：
如果这个差异是真实的，意味着现有设计的安全余量可能不足，或者当量预估可能偏高。
温卿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心脏狂跳。
她知道这个发现的分量——可能推翻几十年的经验，可能影响正在研制的型号。
但她更知道，不能轻易下结论。
记忆碎片只是碎片，不是完整的知识体系。
那些模糊的概念，需要严格的数学描述，需要实验验证，需要同行评议。
在科学的世界里，直觉很重要，但证据更重要。
她做了一个决定：
不直接报告“模型有问题”，而是设计一系列“敏感性分析”计算。
研究各个物理参数的变化，如何影响最终结果。这样既能够探索问题，又不会显得突兀。
第五周，温卿带着初步的分析结果，求见于老。
老人的办公室依然堆满了草稿纸，但今天他看起来精神很好。
“小温啊，听说你这一个月学得很拼命。”
于老示意她坐下。
“怎么样，有收获吗？”
“收获很大，困惑也很多。”
温卿实话实说。
她简要汇报了学习情况，然后切入正题：
“于老，我在做状态方程的敏感性分析时发现，电子关联效应对压缩参数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大。
我调整了几个关联参数，结果……”
她调出计算结果。
于老戴上老花镜，仔细看那些曲线图。
看了很久，然后摘下眼镜，揉揉眼睛。
“你调整参数的依据是什么？”他问。
温卿早有准备：
“我查了凝聚态物理的一些最新进展。在高压下，电子不再是独立的费米气体，关联效应会改变能带结构，影响材料的压缩性。
这些在常规材料研究中已经有证据，我想核材料可能也有类似效应。”
她没有提末世记忆，而是引用了真实存在的文献——虽然不是核材料领域的，但物理原理相通。
于老点点头：
“这个思路是对的。我们当年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那时候计算能力不够，只能简化。
现在……也许可以重新审视。”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的大黑板前，拿起粉笔：
“来，我们一起推推看。”
接下来两个小时，一老一少在黑板上推导公式。
于老的思维依然敏锐，温卿的记忆碎片提供了关键方向。
他们从托马斯-费米模型出发，加入电子关联修正项，重新推导状态方程。
推到最后，一个新的方程出现在黑板上。
它比原来的复杂得多，但物理意义更清晰。
“这个方程……”
于老盯着黑板。
“需要大规模计算验证。但直觉告诉我，它可能更接近真实。”
他转向温卿，眼神中有赞赏，也有深意：
“小温，你的物理直觉很好。但在这里，直觉只是起点。
接下来你要做的，是把直觉变成严格的数学，把数学变成可计算的模型，把模型变成可验证的预测。”
“我明白。”
温卿郑重地说。
“去吧。”
于老挥挥手。
“用‘天河一号’，跑这个新方程。
先算简化情况，看看趋势。
如果需要更多计算资源，我来协调。”
离开于老办公室时，温卿心中充满力量。
不是因为得到了认可，而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回到计算中心，温卿在新方程的基础上，开始编写计算程序。
程序开始运行。
屏幕上，数据如瀑布般流下。
在“天河一号”上初步测试新方程的结果显示，计算量是原模型的五倍以上。
这意味着，原本需要跑一个月的完整内爆仿真，现在要跑五个月——
这在工程上是不可接受的。
更关键的是，新方程引入的物理参数缺乏实验数据支撑。
在科学上，再优美的理论也需要实验验证；
在工程上，没有验证的模型，设计师不敢用。
温卿决定改变策略。
与其直接挑战整个理论框架，不如从具体的数值算法入手，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改进现有模型。
她选择了一个看似技术性的切入点：
内爆仿真中冲击波传播的数值算法。
内爆仿真的核心是求解一组复杂的偏微分方程：
质量守恒、动量守恒、能量守恒，加上材料的状态方程。
这些方程在数学上是“双曲型”的，意味着解可能存在间断——冲击波就是典型的间断面。
现有的数值算法采用“godunov格式”的变种。
这种格式的基本思想是把计算区域分成小格子，假设每个格子内的物理量是常数，然后根据格子边界上的通量计算演化。
godunov格式擅长捕捉冲击波，但有个固有缺陷：数值耗散较大。
温卿在分析一组旧型号核弹头的仿真数据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仿真预测的冲击波对称性总是比实验测量结果好。
换句话说，仿真模型“高估”了系统的完美程度。
她调出了原始代码，逐行分析。
问题出在一个细节上：
在计算格子边界通量时，程序采用了“roe近似黎曼解”——这是一种常用的近似方法。
但它在处理强冲击波时，会引入额外的数值粘性，这种粘性会“抹平”冲击波的不对称性。
“就像用钝刀切肉，虽然能切断，但切口不整齐。”
温卿在笔记中写道。
“现有的算法，为了稳定性牺牲了精度。”
但改进算法谈何容易。
更精确的黎曼解法，计算量大得多；
而且，在冲击波附近，任何微小的数值振荡都可能导致计算崩溃——
核武器仿真对数值稳定性要求极高，一次崩溃可能意味着几天甚至几周的计算白费。
温卿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要提高精度，又要保证稳定，还不能大幅增加计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