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同志更多时候和妇女老人们待在一块儿。她坐在树荫下，看春来娘腌菜，看着看着就问：“婶子，这野菜非得赶这时候采？早两天晚两天不成？”
春来娘手上不停，嘴里答着：“早两天嫩是嫩，可没味儿，腌出来不香，还烂得快。晚两天就老了，嚼着全是筋。就得赶着头场秋雨下透了，地气返上来，叶子还挂着水珠子的时候采，味道最正。老辈人传下来的时辰，错不了。”
郑同志就在本子上记：“采时：秋雨后，带露。”又问：“那盐呢，咋就抓这一把？我看着您手一掂量，差不离就是这个数。”
春来娘笑了：“手就是杆秤。盐少了菜要坏，盐多了齁死人。日子久了，手上自然就有准星。早些年哪有这么些秤，不都凭一双手？”
郑同志点点头，笔尖沙沙响。她也蹲在老蔫巴边上，看他编筐，问为啥非得用向阳坡的柳条。老蔫巴闷着头，手里活不停：“背阴坡的条子脆，不结实，爱折。日头晒透了的，韧劲儿足，编出来的筐经用。”这些零零碎碎的话，郑同志都细细地记下来，有时还画上两笔简单的图。
他们就住在铁柱家腾出来的西屋，吃也跟着合作社食堂。苞米面贴饼子，野菜汤，偶尔有点咸鱼或鸡蛋，就是一天的饭食。吴老师吃饭慢，一口一口嚼得细，有时会停下来，像是在品那粮食的味儿。郑同志胃口好，跟着跑了一天，吃得比有些年轻后生还香。
慢慢地，屯里人看他们，就跟看屯里人差不多了。早晨上工，会顺口招呼一声：“吴老师，今儿跟我们去北坡看看豆子？”傍晚收工回来，见郑同志在帮林穗归置晾晒的榛子，也会很自然地上前搭把手。
只有铁柱，心里那根弦还绷着。他冷眼看着，这俩人确实不像带着坏心眼来的。可他们毕竟是省城来的，是文化人，背后站着那个听都没听过的“基金会”。他们看得这么细，问得这么勤，到底图啥？就为了写篇文章，搞个什么“调研”？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吴老师自己找过来，说想“说说话”。两人就在铁柱家院里的磨盘上坐了，天边的火烧云正红得热闹。
吴老师没绕弯子：“铁柱社长，我们看了这几天，心里有些感触，也想跟你交个底。”
铁柱没吭声，等他往下说。
“我们基金会，看重的就是‘一个地方的人，怎么用祖祖辈辈的法子、老辈人的智慧，在这块土地上过日子，又怎么把这些东西传下去’。”吴老师斟酌着字句，“说白了，你们靠山屯合作社，还有这‘胭脂米’，就是我们要找的、活生生的样子。”
他停了一下，看向铁柱：“我知道，你们这几年不容易。外头有压力，里头有难处。我们不是官府，给不了你们项目，也批不了钱。我们能做的，就是把你们做的事，你们遇到的实情，用我们的法子记下来，理清楚，让多一些人看见、知道。兴许，这能给你们带来点道义上的支撑，或者，让那些想简单粗暴‘办’你们的人，心里多掂量掂量。”
话说到这份上，是敞亮的。铁柱沉默了一会儿，问：“那记下来之后呢？”
“一部分，会写成内部的报告，供研究参考。另一部分，”吴老师指了指屋里正在摆弄照片的郑同志，“小郑会写点更让人看得懂的文章，配上图，试试看能不能在相关的刊物或者报纸上登出来。当然，登之前一定先给你们过目，你们不点头，我们不发。”
“就这些？”
“就这些。”吴老师点点头，“我们不是菩萨，也改不了大气候。我们只是信，真的东西，有活气儿的事，它本身就有股劲儿。记下来，就是存个火种。”
铁柱掏出烟袋锅，慢慢点上。烟雾在晚风里散开。他明白了。这两个人，像两块安静的石头，扔进水里，不是为了捞鱼，就为了听那一声响，看看能漾出什么波纹。他们带来的不是钱，不是权，是一种更虚、但也可能更长久的东西——一种说法，一种看你的眼光，一种在更宽的世道里存在的“可能”。
“吴老师，”铁柱吐出一口烟，“你们尽管看，尽管记。咱这儿没啥见不得人的。就只有一条，地里的活计不能耽误，咱的人，该干啥还得干啥。”
“那是自然。”吴老师笑了，“我们就是跟着瞧瞧，绝不添乱。”
从那天起，铁柱心里松快了些。他还是话不多，该干活干活，该操心操心，但再看吴老师他们时，眼神里那点审视的意味淡了，多了些平常。他想，这或许也算一种“借光”。借的不是能照亮前路的大光亮，而是一点点微弱的、却能让你在摸黑时觉着自己不是一个人的星光。
日子照旧过。吴老师和郑同志像两块安静的石头，沉在靠山屯日常的河流里，不扎眼，却实实在在就在那儿。他们看着“胭脂米”的穗子一天天鼓起来，颜色从淡紫转成沉甸甸的暗红；看着合作社的人们为就要到来的秋收、为压在头顶的债发愁、忙碌，却也互相打着气；看着这个小集体，在巨大的看不见的力气下面，用一种近乎笨拙的固执，守着那点属于自己的东西。
有些变化，是静悄悄发生的。林穗给邮购客人回信时，笔下多了点沉着的底气。陈卫国在本子上记录那些观察时，会不自觉地想，吴老师说的那个“对话”，究竟是个啥意思。就连二楞子跟外村人闲扯时，也会梗着脖子说：“省里来的先生都上咱这儿取经哩！”
秋意，一天浓过一天。风硬了，早晚得披件夹袄。田野里的颜色也热闹起来，金黄的是待收的杂粮，暗红的是“胭脂米”，墨绿的是备着过冬的菜地。空气里满是庄稼熟透时那种干燥又厚实的香气。
吴老师和郑同志要走了。走的前一天，郑同志把洗好的照片分给大家。有老人皱纹里漾开的笑，有孩子清亮亮的眼睛，有社员们干活时绷紧的脊梁骨，也有暮色里安安静静的田野和屯子。照片是黑白的，却清楚得很，好像把那一刻的光、影、气息，都钉在了纸片上。
吴老师则把一份厚厚的、手写的初步笔记留给了铁柱和林穗。“这只是我们的一点粗浅看法，不成熟，你们随便看看。”他说，“‘胭脂米’的事，还有你们合作社的路，最后到底咋说，还得靠你们自己。”
送他们走的那天，是个响晴的天。驴车拉着简单的行李，吱吱呀呀出了屯口。铁柱、陈卫国、林穗几个人站在坡上望着。阳光很好，照得远山的轮廓刀劈斧砍似的分明。
“他们这一走，”陈卫国忽然说，“咱这儿，好像又空了一块似的。”
铁柱没说话，只是看着驴车消失在土路拐弯的地方。他摸了摸怀里那份还带着吴老师手温的笔记，又回头看了看身后那片在秋日头底下泛着暗红光泽的“胭脂米”田。
风从田野上滚过，稻浪一层层伏下去。有些东西被带走了，有些东西，却像这沉甸甸的稻穗一样，留了下来，并且在土里扎得更深、更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