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城内的气氛，在1931年的春天里，表面平静，内里却暗流汹涌。
少帅张学良将东北军主力陆续调入关内，自己常驻北平遥控，留下老将张作相坐镇奉天，主持东北军政大局。兵力空虚带来的微妙变化，普通人或许难以察觉，但对于嗅觉灵敏的各方势力而言，却如同平静湖面下扩大的暗影。
朱琳利用这相对混乱却又尚未彻底失控的窗口期，加紧了行动。
与朱式群、顾柏年、朱荣甲等核心技术人员达成初步意向后，转移立刻进入实质性阶段。首要问题，是家属。
“不能让家属拖累转移速度，更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的靶子。”朱琳在秘密碰头会上决断，“必须先送走一批，确保技术骨干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行动时才能果断。”
她看向周明远和李振声：“文瀚和浩子派你们来，不仅因为你们懂技术，更因为你们可靠。司机也是我们的人。你们立刻着手，以‘西北实业公司聘请技术顾问，可携带家眷先行安置’的名义，分批将朱工、顾师傅、朱工程师三人的直系亲属，以及其他几位最早确定、家庭结构简单的技术员家属，先秘密送走。”
周明远有些担忧：“老板，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一下子走几户人家……”
“所以要分散，要有合理解释。”朱琳早已想好，“朱工可以借口老母病重，需送回关内老家休养；顾师傅可以说儿子在西北找到差事，举家投奔；朱工程师……就说有南方亲戚生意需要帮手。时间错开，路线也不同。你们和司机辛苦，多跑几趟，务必确保安全抵达韩城。秦氏和周嫂那边，我会提前用电报（通过秘密渠道）通知她们做好接待准备。”
“明白！”周明远和李振声郑重应下。他们知道，这是信任，更是重托。
接下来的日子，朱琳自己则带着伤臂未愈的身体，投入了最繁重也最危险的工作——勘察撤退路线。伤口正在结痂，动作稍大仍会疼痛，但她毫不在意。
“我们不能只有一条路。”朱琳对刘军、秦川、石头、水生、陈乾等骨干强调，“日本人不是傻子，土肥原更在盯着我们。一旦开始转移，他们很可能察觉并拦截。我们必须有主路，有备路，甚至有绝境时的应急小路。每一条路都要详细勘察：哪里能走车，哪里只能步行，哪里有渡口，哪里有桥梁，哪里能隐蔽，哪里可能设伏，哪里能补给……所有细节，必须在地图上标得清清楚楚。”
幸运的是，刘军、秦川等人在德国军事学院受训时，都系统学习过地形学、地图测绘和战术侦察。他们分成十人一组，扮作樵夫、货郎、风水先生、探亲访友者，甚至收山货的商人，以奉天为中心，向西南、西北、正西等多个方向辐射开去。
朱琳亲自负责最核心、也最危险的区域——奉天兵工厂周边及可能的第一拦截圈。她有时扮作进城卖鸡蛋的村姑，挎着篮子，在兵工厂外围的街巷转悠，观察岗哨位置、换班时间、巡逻路线；有时扮作走亲戚的妇女，在附近的茶馆、饭铺一坐就是半天，听着各色人等的闲聊，收集零碎信息；甚至有一次，她利用朱式群提供的内部通行证（仿制），混入兵工厂外围的生活区，实地观察了内部道路、围墙高度、薄弱环节以及几处可能用于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的偏门。
每一次外出勘察，她都带着一个小本子，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和简图记录。晚上回到隐蔽住处，再根据记忆和火种系统的辅助（系统可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地形扫描和风险标注，但需耗费能量，不能频繁使用），将信息补充到一张越铺越大的手绘草图上。
勘察工作异常艰苦。为了摸清一条备用小路，他们可能需要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为了确定一个渡口夜晚是否可行，他们需要冒寒在河边蹲守整夜；为了评估某个村庄是否可靠，他们需要与当地人谨慎接触，从只言片语中判断风声。
这期间，他们也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秦川的小组在勘察西北方向一条山路时，与一队似乎是当地土匪探路的人马不期而遇，发生了短暂交火，击毙两人后迅速脱离，但引起了地方保安团的注意，不得不放弃那条路线。还有一次，水生小组在勘察辽河一处渡口时，发现那里竟然有便衣模样的人在暗中观察过往船只，疑似日本特务，立刻中止行动。
但总体而言，由于计划周密、行动谨慎、化整为零，加上奉天周边兵力空虚、管理相对松弛，大规模的勘察活动并未引起日方或东北军高层的特别警觉。
一个月的时间，在紧张忙碌中飞快流逝。
奉天城南，一处租来的、带有地窖的独立小院。所有外出勘察的小组骨干再次秘密齐聚。地窖里点着昏暗的油灯，空气中弥漫着纸张、泥土和汗水混合的气息。
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由数幅拼凑起来的奉天周边地形总图，上面已经用不同颜色的炭笔和墨水，标注了密密麻麻的符号、线条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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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琳的左臂吊带已经取下，伤口愈合良好，只留下一道狰狞的疤痕。她站在地图前，目光锐利如鹰。
“开始吧。从刘军组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汇报你们负责区域的勘察结果，包括主路、备路、应急路、关键节点、风险点、补给点、预计通行时间。”朱琳的声音平静而有力。
刘军首先上前，指向地图西偏南方向：“我们组负责这条线，主路沿原有官道，经锦州、山海关入关，再转道西北。优点：路况最好，车马可行，沿途城镇多，补给方便。缺点：关卡林立，东北军、晋军、可能还有日方眼线，盘查最严，一旦暴露，无处可逃。备路一，从这里岔入山区，走凌源、平泉方向，山路难行，但可避开主要关卡，隐蔽性好，需步行或骡马。备路二，更西，靠近热河，几乎无路，需向导，但最安全，也最耗时。关键风险点在这三处桥梁和两处峡谷……”
接着是秦川、石头、水生、陈乾……各组负责人依次上前，详尽汇报。朱琳一边听，一边在地图总图上用红笔做着重标记，不时提问。
“这个村子你说民风彪悍，可否尝试接触，作为临时中转？”
“渡口夜晚摆渡人可靠吗？多少钱能买通他闭口？”
“这段山路，伤员和妇孺能否通过？需要准备什么工具？”
“如果在这里被追上，有哪些地形可以设伏阻击，争取时间？”
讨论异常激烈，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关乎上百人的性命，以及中国军工未来的一点星火，容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
当所有路线汇报完毕，地图上已然布满了蛛网般的线条和无数注记。
朱琳放下红笔，环视众人：“大家辛苦了。这一个月，我们基本摸清了方圆三百里内可能用到的所有路径。但这还不够。”
她走到地图前，手指重点圈出几个区域：“根据各方情报和我的判断，一旦我们开始行动，日本人最可能在这几个地方设置检查站或埋伏。东北军方面，张作相老成持重，只要我们不冲击兵工厂、不公然叛乱，他未必会下死力追捕，但下面的人为了表功或勒索，很难说。所以……”
她开始综合各条路线的优缺点，结合人员构成（技术人员、家属、护卫）、携带物品（可能有少量精密仪器和图纸）、季节天气、敌方可能反应，逐步勾勒出初步的转移方案。
“第一阶段，从奉天城内分散撤离，到第一个城外集结点。利用夜色和厂里检修的混乱。第二阶段，分两到三路，向西南方向运动，故意留下一点向锦州方向的痕迹迷惑敌人，实则主力走备路一，进入山区。第三阶段，在山区分路，家属和部分护卫走相对平缓路线，核心技术人员和精锐护卫携带重要物品走更隐秘路线，最终在热河边境附近汇合。第四阶段，穿越热河，进入察哈尔，再转向我们的基地。全程预计需要二十到二十五天。”
“沿途接应？”刘军问。
“韩城那边，王铁柱会带一支精干小队，秘密前出到察哈尔一带接应。我们在奉天也要留后手，万一有人员掉队或出现意外，需要有安全的藏匿点和联络方式。”
会议持续到后半夜。每一个环节都被反复推敲，每一种意外都被考虑应对之策。最终，一份详尽的、多套预案的《奉天技术人员转移计划》初步成型。
散会前，朱琳拿出另一张更小的草图，那是奉天兵工厂内部的简易平面图，上面标注了几个红点。
“另外，关于救人本身，我也有了些想法。”朱琳的声音压得更低，“利用检修最后一天晚上，厂里会有一部分人值班，但警戒相对松懈。我们可以从这里……和这里……潜入。朱式群和顾柏年会给我们弄到合适的工装和部分区域的临时通行牌。目标是快速找到名单上的人，集中到预定地点，然后从这个小偏门撤出。整个过程必须控制在四十分钟内。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潜入、识别、集结、撤离的具体步骤，以及万一惊动守卫的应对方案……”
地窖里的灯光，再次映照着众人专注而坚毅的脸庞。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强敌周旋、虎口夺食的秘密行动，即将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
窗外，奉天的春夜依旧深沉。但地窖中燃烧的，是足以燎原的星火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