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初，美国华盛顿，白宫地下简报室
空气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勒阿弗尔港遭袭的初步评估报告像一块烧红的铁，烫在每一位与会者心上。超过一万五千名盟军官兵死亡或失踪，整个港口枢纽及堆积如山的物资被彻底抹去，重建至少需要一年。更可怕的是那未知武器的性质。
“法克鱿！” 罗斯福总统罕见的在正式场合爆了粗口，一拳捶在铺着地图的橡木桌上，“希特勒什么时候……不，德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搞出了这种东西？！我们的曼哈顿计划是绝密，难道他们一直走在前面？”
他的目光锐利地转向坐在角落、面色苍白的科学顾问小组负责人，那位曾参与早期核研究的欧洲流亡科学家：“博士，你曾无数次保证，以德国的科研现状和资源分散程度，他们绝无可能在我们的‘小男孩’之前获得突破！现在，你怎么解释勒阿弗尔的那个弹坑？难道你……” 他没有说完，但怀疑的眼神说明了一切。
那位科学家浑身一颤，站起来，声音因激动和恐惧而发抖：“总统先生，我以我的名誉和全家性命担保！我绝对没有，也不可能向德国透露任何相关数据！他们在理论物理，特别是在同位素分离和临界质量计算上，一直存在致命的盲点和错误方向，这是我们情报反复确认的！勒阿弗尔爆炸的效应……虽然巨大，但根据前线发回的残留物初步分析，它与我们‘三位一体’试验的数据特征有本质不同！那不是核裂变！”
“那是什么？！” 海军部长厉声问。
“我……我不知道。可能是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基于常规化学能但通过特殊方式极致放大的武器？或许是某种超级空气燃料炸弹？但这需要极其先进和独特的起爆控制与燃料配方技术……” 科学家的声音越来越低，充满了困惑。
无论是什么，结果已经铸成。这位科学家及其团队随即被置于更严密的“保护性隔离”与审查之下，中情局的特工夜以继日地轮番讯问，试图找出任何可能的漏洞或背叛。寒风在白宫外呼啸，窗玻璃被吹得咯咯作响，而室内的气氛比室外更加冰冷刺骨。一个月的高强度审查，除了让科学家精神濒临崩溃，并未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线索，似乎并不在美国内部。
同月，法国与瑞士边境，风雪夜
一辆破旧的汽车在积雪覆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戴高乐裹着厚厚的大衣，面容憔悴而坚毅，但眼神深处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悲怆与幻灭。车窗外的黑暗仿佛吞噬了一切。
“将军，我们马上就能进入瑞士了。” 司机低声道。
戴高乐没有回应，只是透过模糊的车窗，回望法国方向。勒阿弗尔的毁灭，不仅仅是一个港口的消失。它象征着一种令人绝望的力量不对称。德国人既然能将这种武器扔在法国港口，那么巴黎呢？里昂呢？他辛苦凝聚起来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在这种降维打击般的武器面前，意义何在？
更让他心寒的是后续情报：爆炸后，残留的、超出常人理解的杀伤效应在港口区域持续，一些当时幸存的平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开始出现缓慢而诡异的死亡。传言四起，恐慌如同瘟疫般在法国尚未被占领的地区蔓延。许多法国人，包括一些曾与德军有染的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法兰西……暂时无法成为我们复兴的基地了。”戴高乐最终喃喃自语，声音沙哑，“我们必须寻找新的支点。这里……已经是一片被诅咒、被恐惧笼罩的土地。”
东线，苏联红军前沿指挥部
朱可夫元帅放下来自莫斯科的密电，又看了看西面关于勒阿弗尔事件的详细通报（通过情报渠道获取），眉头拧成一个结。他走到巨大的作战地图前，目光在柏林与莫斯科之间来回扫视。
“德国人手里有了一张我们看不懂的牌。”他对参谋长说，声音低沉，“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是明智的。继续强攻柏林，如果逼得德国人把这种武器扔到我们冲锋的集团军头上，或者……更糟糕，扔到莫斯科……”
他没有说下去，但寒意弥漫在指挥所内。苏联的“铀工程”远远落后，他们手中没有任何可以对等的筹码。
“命令，”朱可夫转过身，语气果断，“前线各部队，转入巩固防御，停止一切大规模进攻行动。抽调可靠的内务部队和政工人员，配合国家安全委员会（nkvd），立即返回后方及新收复的国土，首要任务：彻底肃清残余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波兰地下军以及其他一切可能与德军勾结或伺机作乱的叛徒和不可靠分子。 在我们弄明白那东西，并且我们自己也有之前，内部必须像钢铁一样坚固！”
“是！” 参谋长立刻记录并传达命令。红军的钢铁洪流，在柏林的门槛前，因一种未知武器的威慑，第一次主动停滞并开始回缩。与此同时，一场残酷的内部清洗风暴，在广袤的苏联领土上悄然刮起。
在莫斯科，另一道命令通过克格勃的绝密渠道下达：不惜一切代价，动用所有“燕子”与“乌鸦”（指男女色情间谍），目标直指美国曼哈顿计划的核心人员或能接触到核心数据的边缘人物。苏联，必须尽快拿到“终极武器”的钥匙。他们并不知道，这把钥匙的另一把复制品，早已安静地躺在东方某处的绝密仓库中。
1945年12月，德国，地下指挥部网络
真正的权力中心，已从那个象征性的柏林地堡，转移至德国南部山区深处庞大而复杂的地下工事体系。这里灯火通明，通风系统低沉嗡鸣，俨然一座地下城市。
古德里安和隆美尔并肩站在中央指挥室的沙盘前。沙盘清晰地展示着德国的地貌，以及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的坑道出入口、隐藏式炮兵阵地、地下机库、工厂和储备库。
“坑道防御体系，按照朱琳将军当年提供的思路和部分工程范例，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七十。” 一位工程兵上将汇报，“主要兵工厂，包括克虏伯的核心生产线，已全部转入地下。从1938年起，我们通过贸易从中国方面获得的数百万份单兵野战口粮和御寒棉衣，已从战略储备库调出，足够全体作战部队和转入地下的重要平民维持十八个月。”
隆美尔指着沙盘上几处关键节点：“地面，我们只保留必要的观察哨、诱饵阵地和机动反击部队。主要空军力量分散隐蔽在各处山地机库，跑道经过伪装，可以快速升空。我们要让盟军的炸弹和炮弹，落在一张坚韧而空虚的皮革上，而我们的拳头，藏在皮革下的钢铁骨架里。”
古德里安点点头，目光深邃：“罗斯福和斯大林现在一定在猜测，我们到底有多少颗‘那个东西’。让他们猜。真正的威慑，不在于你亮出多少刀，而在于敌人相信你手里有刀，并且敢用。朱琳总指挥送来的‘礼物’，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为我们争取到了将整个国家转入战时生存模式的时间。这个冬天，将异常寒冷，但也是我们最坚固的盔甲。”
1945年12月26日，美国华盛顿，白宫
圣诞节的装饰还未撤去，但节日气氛早已被战争的阴云驱散。罗斯福总统看起来疲惫不堪，他面前再次摆着一封即将发出的、措辞更强硬的电报稿。他看向对面的马歇尔将军。
“乔治，” 罗斯福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再问你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敢不敢和我赌——德国人，没有第二颗那种炸弹了。勒阿弗尔是他们倾其所有的恫吓。”
马歇尔将军沉默了足足两分钟，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他回想起勒阿弗尔那毁灭性的照片，回想起情报部门关于德国科研体系矛盾百出的分析，也回想起敌人那异常果断的地面战略收缩和转入地下的情报。最终，他抬起头，眼神里是军人特有的谨慎与沉重：“总统先生，这把我陪您赌了。但我们不能只赌运气。电报可以发，施加最大政治压力。但同时，我们的登陆欧洲计划（指未来可能对德国本土的进攻）必须无限期推迟，直至我们百分百确定其威胁等级，或者……我们拥有足以抵消它的、压倒性的数量优势。”
“好。” 罗斯福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在电报稿上签了字。电文再次以明码形式飞向欧洲，语气近乎最后通牒，要求德国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面临“全面且彻底的毁灭”。
德国，地下指挥中心
电报被迅速译出，放在古德里安面前。他看了看，嘴角甚至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弧度。他对通讯官说：“回复。用同样的措辞，只改两个字——把‘德国’换成‘盟国’。”
当这封堪称疯狂的、对等威胁的电报再次摆上罗斯福的办公桌，并同时被苏联情报部门截获时，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罗斯福看着那几乎复刻自己措辞的回电，手微微颤抖。这不是虚张声势，这更像是一种拥有对等筹码后的、冷静而傲慢的挑衅。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狠狠摔碎了心爱的烟斗。德国人敢这样回电，只能说明一件事：他们要么掌握了批量生产那种恐怖武器的能力，要么至少拥有足以让盟国无法承受的储备。
前线，盟军与苏军的进攻计划被永久搁置。大规模的地面战似乎一夜之间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对峙，以及在各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情报、外交、技术争夺——骤然升级的残酷博弈。旧的火药味尚未散尽，新的、更寒冷的无形硝烟，已经弥漫在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心头。一种基于未知恐怖武器的、脆弱而危险的“冷平衡”，在1946年新年的前夕，悄然降临。而在这平衡之外，东方那个已然崛起并拥有同样筹码，却始终沉默的力量，其下一步抉择，将牵动全球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