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那批人还没料理清楚，新的麻烦又接踵而至。
第二天中午，东面一处地势稍高的土丘上，又出现了十几个人影，同样是衣衫褴褛，摇摇欲坠。到了傍晚，北边一处被洪水冲刷出的裸露岩石带，也爬上来七八个。加上之前“老鸦坡”那批，短短两天内，出现在黑石峪视野范围内的外来幸存者，总数已经接近五十人。
这些人像被洪水从各个角落里冲刷出来的浮萍，大多来自下游或更远处那些规模更小、防御更弱的聚居点，洪水一来，瞬间家破人亡。能抱着一根木头、抓住一块门板漂到这里，已经是命大。也有一部分，是原本就在荒野中艰难求生的独行侠或小家庭，洪水冲毁了他们的临时营地，逼得他们不得不向可能有人的地方靠近。
这么多人一下子涌到眼皮子底下，黑石峪内部的压力瞬间更大了。围墙外，隔着几百米浑浊的水面或泥滩，几十双饥饿、绝望、又带着一丝期盼的眼睛，日夜不停地望向这边坚固的围墙和袅袅升起的炊烟。那种无声的凝视，比任何威胁都更让人心里发毛，也更容易在内部引发分歧。
“不能再给了！我们自己都不够吃！”仓库管理员看着又少了一截的粗粮袋，急得嘴角起泡。
“可他们就在那儿看着，有些还是半大孩子昨晚好像听见有孩子在哭。”一个家里也有孩子的队员小声嘟囔，语气不忍。
“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假装可怜，等我们放松警惕？”
“林队，得赶紧拿个章程，这么拖着不是办法，人心都散了。”
压力再次集中到林澈身上。他清楚，不能再像第一次那样，简单地给点食物打发了。这么多人聚在周围，给一次，他们就会期待第二次，不给，就可能铤而走险，或者活活饿死在黑石峪门口——无论哪种结果，对刚刚经历重创、急需恢复元气的黑石峪来说，都是灾难。而且，放任这些人在外面自生自灭，万一引来更麻烦的东西（比如食人鲶，或者其他掠食者），也是隐患。
但全部收进来？不可能。粮食、药品、住处、管理，都是无法承受之重。更重要的是，信任无法批量给予。
必须有一套清晰、严格，又能被大多数人（包括内部和外部）勉强接受的规则。
“开个会。老周，爱国，大山，王娟，还有各小队队长，都来。”林澈揉着发痛的额角，声音嘶哑。
很快，核心成员和骨干挤满了还没收拾利落的会议室，烟雾缭绕（有人抽起了珍藏的、受潮的烟叶），气氛凝重。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外面那些人，处理不好，就是新的火药桶。我的想法是：设立临时审查程序，筛掉明显不行的；通过审查的，用‘劳动换生存’，纳入临时管理。”林澈开门见山，没时间废话。
“怎么审查？谁去审？”老周问到了关键。审查意味着近距离接触，风险不小。
“你和我一起负责，老周。”林澈看向他，“你带两个最稳的兄弟，负责安全和秩序，重点是观察他们有没有藏匿武器，有没有可疑的交流或小动作。爱国，你带个懂点医术的，做最简单的身体检查，主要看有没有开放性伤口、严重皮肤病、或者明显传染病的迹象（发热、咳嗽不止等）。问话我来，大山和王娟从旁协助，看看他们说的经历有没有明显漏洞。”
“审查标准呢？什么算‘明显不行’？”李爱国推了推眼镜，镜片上还有泥点。
“第一，有攻击性武器且拒绝上交，或者态度明显敌对、不配合的，直接拒绝靠近，必要时可以驱逐。第二，有严重传染病迹象的，单独隔离观察，提供最低限度的水和食物（放在远处），能活下来再看。第三，有严重伤残，完全无法从事任何劳动的原则上不建议接收，但如果是妇女儿童或有特殊技能的家属，可以酌情考虑，前提是其家人能通过审查并愿意承担更多劳动。”林澈一条条说得清晰冷硬，“我们的原则是：不养闲人，不纳祸患。通过审查，只代表你获得了用劳动换取临时庇护的资格，不代表你成了黑石峪的人。”
众人沉默，消化着这些严苛的条件。这几乎是把“实用”和“冷酷”写在了脸上，但没人反对。这就是末世生存的真相。
“那通过审查的人，怎么安排？住哪儿？吃什么？干什么活？”赵大山更关心实际问题。
“在围墙外，靠近大门但保持安全距离的空地上，划出一片‘临时安置区’，搭帐篷。食物，每天提供最低限度的、能维持基本劳动的粗粮和饮水。想吃得稍微好点，想有结实的衣服穿，想未来有可能住进围墙里面”林澈顿了顿，加重语气，“就必须用劳动来换贡献点。”
“贡献点？”不少人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
“对，临时贡献点制度。”林澈解释道，“根据劳动强度、技术含量和完成情况，给予不同的贡献点。比如，清理一车淤泥，5点；参与修复围墙一段，10点；照顾重伤员一天，15点。贡献点可以累积，用来兑换更好的食物（比如加一点肉干或菜干）、厚一点的衣物、更保暖的铺盖，甚至将来，如果表现突出，积累到一定点数，并且经过更长时间的考察，可以申请成为黑石峪的预备成员，享受更好的待遇和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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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丑话说在前头。任何人在安置区内偷窃、斗殴、不服从分配、或者试图未经允许靠近围墙或重要区域的，第一次警告，扣光所有贡献点；第二次，直接驱逐，永不接纳。情节特别严重的，比如伤人、破坏重要设施，按黑石峪的规矩处置，绝不姑息！”
规则清晰，赏罚分明，虽然苛刻，但至少给了绝望中的人一条看得见、需要拼命才能抓住的活路，也给了黑石峪一个既能利用劳动力、又能控制风险的管理框架。
没人有更好的办法。方案很快通过。
接下来的两天，是紧张而混乱的审查日。老周带人全副武装，在围墙大门内设卡。愿意接受条件的幸存者，被要求分批、逐个靠近，在指定区域接受询问和检查。过程充满了不信任和恐惧，有人哭泣哀求，有人麻木接受，也有人因为隐藏的小刀被搜出而激烈争辩，被老周强硬驱离。最终，接近五十名幸存者中，有大约三十五人通过了初步审查。其余的人，要么是孤身重伤无法行动的老人（被安置在稍远些的地方，给予极少量的食物和水，听天由命），要么是携带武器、眼神凶狠、拒绝交出武器的独行客（被警告远离），要么是有明显高热咳血症状的病人（被隔离在更下游的背风处）。
三十五名“准难民”被带进了用废旧帆布和木杆匆匆搭建的临时安置区，领到了薄薄的粗粮饼和浑浊但烧开过的水，以及一顶漏风但勉强能挡雨的破旧帐篷。他们大多神情麻木，只有少数人眼中燃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之火。
劳动随即开始。赵大山带着几个老队员，像工头一样，将这些新人分成几组，指派任务：人数最多的一组去清理大门附近和墙根下堆积的淤泥和垃圾；一组身强力壮的，去搬运沙石，协助加固那段危墙；一组相对细心的妇女，被派去帮助王娟的医疗队，照顾重伤员，清洗绷带。
新旧人群的隔阂，从第一天就开始显现。黑石峪的老队员带着审视和隐隐的优越感，指挥着这些新来的“劳力”，言语间少不了催促和呵斥。新人们则沉默地干活，眼神躲闪，偶尔交头接耳，带着不安和好奇打量着这个他们拼命想要进入的坚固堡垒。吃饭时，两拨人自然分开，老队员在墙内吃着虽然也简单但至少热乎、量足的饭食，新人们则蹲在帐篷外的泥地里，啃着冰冷的粗粮饼，就着凉水。
但劳动的魔力，也开始发挥作用。当沉重的淤泥被一车车清走，露出坚实的地面；当破损的围墙在他们的协助下一点点被加固；当重伤员因为得到更及时的擦洗和喂水而脸色稍缓时，一些新人的腰杆似乎挺直了些，眼神里多了点活气。而一些老队员，看到这些新人确实在卖力气干活，并非纯粹来吃白食的，挑剔的目光也稍微缓和了那么一丝。
第三天下午，在清理一堆从旧车间搬出来的、被洪水泡过的废弃零件和破损工具时，一个意外引起了李爱国的注意。
那是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瘦得颧骨突出，但一双手却异常灵巧。别人面对一堆锈死、变形的齿轮、轴承和断裂的扳手锤头，只是麻木地分拣、搬运，他却蹲在那里，拿着一根铁丝和半块砖头，对着一个卡死的旧水泵阀门又捅又敲，时不时还侧耳听听声音。捣鼓了十几分钟后，他竟然“咔哒”一声，让那锈死的阀门手柄松动、转动了小半圈！虽然水泵肯定报废了，但这手法和耐心，让路过检查进度的李爱国停下了脚步。
“你以前摆弄过机器？”李爱国蹲下身，尽量让声音显得平和。
年轻人吓了一跳，猛地抬头，看到是黑石峪里看起来像管事的人，紧张地搓着手上的铁锈，结结巴巴地说：“以、以前在在镇上的修理铺打过杂，拆、拆过不少废电机和农机”
李爱国眼睛一亮。这可是现在急需的实践型人才！他详细问了几个简单的机械问题，年轻人虽然紧张，但回答得都在点上，甚至还能指出李爱国手里拿着的、一个从水淹车辆上拆下的发电机转子的可能问题所在。
“你叫什么名字？”
“阿、阿木。”
“好，阿木。明天开始，你不用去清淤泥了。到技术组那边报道，帮忙整理和修复那些泡水的工具和小型设备。算你技术工贡献点，一天基础8点，修好有用的，额外奖励。”李爱国当场拍板。他太缺能干具体活的人了，尤其是有点基础的。
阿木愣住了，随即脸上爆发出难以置信的惊喜，连连鞠躬：“谢谢！谢谢长官！我一定好好干！”
这个小插曲很快在安置区传开，让其他新人羡慕不已，也让他们更加确信，那个“贡献点”和“晋升”通道，似乎不是画饼。干得好，真的有可能改变处境。
然而，并非所有新人都像阿木这样。在搬运沙石的那组人里，有一个沉默寡言、脸上有一道陈旧刀疤的中年男人，大家都叫他“老疤”。他干活不算卖力，但也挑不出大错。只是他很少与人交流，休息时总是独自待在角落，那双略显浑浊的眼睛，却总是不着痕迹地扫视着围墙的布局、岗哨的位置、人员的换班规律，甚至会看向围墙内那些看起来更重要的建筑方向。
他的目光，平静之下，似乎藏着某种与周围难民截然不同的东西。那不是绝望，也不是渴望，而是一种冷静的审视和评估。
只不过，在一片忙乱和刚刚建立起来、脆弱的新秩序中，暂时没人特别注意这个过于安静的中年人。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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