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夏末,火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山洞,铁轨延伸向远方辽阔的原野。从延安出发到沈阳,余念新一路辗转,整整走了七天。
路上换了三次车,最后一段路程用的是老式蒸汽机火车,车身破旧,跑起来 “哐当哐当” 响。每当汽笛鸣起,车窗外就是灰蒙蒙的天,稀疏的炊烟从村落里飘出,远处的电线杆歪歪斜斜立在路边,像是还没从战争的痕迹里缓过来。
余念新坐在车厢角落,身上只背了个蓝布包。包里装着笔记本、一条旧毛巾、两件单衣,还有刘青临别时塞给他的一支钢笔。从延安带的干粮早就吃完了,火车上发的玉米饼干硬得咬不动,他就就着开水慢慢啃。
“同志,你是从哪个解放区调来的?” 对面座位上的青年主动搭话。这青年穿着件半旧的八路军棉衣,袖口磨出了补丁,怀里抱着本卷边的《干部手册》。
“陕北。” 余念新答。
“是延安来的?” 青年眼睛亮了些,“那可是好地方,我在《新华日报》上看过报道,说延安有大礼堂,还办了不少学校,干部们都在那儿学习。”
“现在也一样,就是比以前更忙,好多人都往各解放区调。
青年笑着伸出手:“我叫林泉,从华北大学派下来的,去东北帮忙搞教育。”
“余念新,也是去东北做教育工作。”
两人握了握手,林泉又问:“你有没有听说,东北这边现在挺乱的?”
“只是听说,具体怎么样,到了就知道了。”
“有人说国民党也要来东北收编旧队伍,到时候怕是要起冲突。”
“不管谁来,先把自己的事做好,总能站稳脚。” 余念新说。
火车继续往前开,过了山海关,进入关内后,景色渐渐变了 —— 路边的林子密了些,风也大了,吹得车窗 “呜呜” 响。一天夜里,火车停在一个小站,车厢外有人喊:“前面的铁路桥被炸毁了,暂时走不了,大家先在站上等命令!”
乘客们都下了车,小站的站台上搭了两口铁炉,几个士兵正围着炉子煮水、煮面。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蹲在炉边烤火,余念新凑过去问:“大爷,这桥是咋炸的?”
“还能是咋的?鬼子撤走的时候,怕咱们用,把能炸的桥都炸了。现在修桥的人少,修一座得半个月呢。” 老工人叹着气。
林泉在旁边听了,皱起眉:“那咱们岂不是要在这儿等半个月?”
“说不定能提前。” 老工人摆摆手,“东北现在缺人手,不管是修桥的、办学的,都急着要人,上面肯定会催着快点修。”
果然,没等满半个月,铁路就恢复了通行。余念新和林泉他们被编入 “东北行政接收干部队第一批”,每人发了张证件,上面印着 “东北建设支援队?教育干事”,盖着东北行政公署的红章。
八月底,火车终于抵达沈阳。下车的那一刻,余念新和同行的人都愣了 —— 街上还挂着不少日文招牌,有的写着 “东洋商会”,有的写着 “满铁支社”,显然是日伪时期留下的;马路比延安的宽,两旁的房子也高,多是砖瓦房,和陕北的窑洞完全不一样。
只是这些房子大多有破损,有的窗户没了玻璃,用木板挡着,墙上还留着弹孔。
街口站着警卫队,队员们胳膊上戴着臂章,上面写着 “东北行政公署警卫队”。干部队的领队站在车站广场上,拿着扩音喇叭喊:“大家先集合!支援队暂时住在沈阳的临时宿舍,具体工作分配等行署统一安排。记住纪律,没接到通知前,不准擅自外出!”
余念新被分到了教育处。教育处设在一栋旧洋楼里,门前的木牌还没换,依旧写着 “满洲教育厅”,只是上面划了个叉,旁边贴了张纸条,写着 “东北行政公署教育处”。
教育处的主任姓陶,是个南方人,说话带着口音,他翻了翻余念新的档案,抬头问:“你在延安的时候,学的是啥专业?”
“教育管理,也做过民众学校的支教工作。”
“那正好。” 陶主任放下档案,“咱们现在要接管沈阳的学校,原来的日本教员都撤走了,留下的本地教员没多少,得赶紧安排复课。”
他叹了口气:“沈阳原来有两百多所学校,现在能上课的教员只剩三成,有的学校连个能教书的人都没有。”
“那咱们先从哪所学校开始?” 余念新问。
“先挑几所基础好点的小学复课,把架子搭起来,再慢慢推广。不管怎么样,先让孩子们有学上。”
几天后,余念新跟着陶主任去走访学校。他负责的是沈阳第四小学,学校在老城区,校门斑驳不堪,铁门上的漆掉了大半,操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几只麻雀在草里蹦跳。有几名本地教师正在清理教室里的课桌,桌子上积了厚厚的灰。
“你们是新政府派来的同志吧?” 一个中年男人迎上来,他穿着件灰布长衫,戴着副旧眼镜,是这所学校的校长赵先生,原来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小学教员。
“是,我们来帮着学校复课。” 余念新说。
“太好了!孩子们都等了半年没上课,家长们都着急呢。” 赵校长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叠纸,“这是学校剩下的教员名单和学生名单,您看看,人手实在不够,只能先凑活着来。教材也缺,原来的课本都是日伪时期的,不能用了。”
“教材的事您别担心,我们先用延安的课本改改,先教孩子们认汉字、学算术,等后续的统一教材到了再换。”
赵校长迟疑了一下:“用延安的课本?孩子们能适应吗?”
“字是一样的,讲的道理也是为老百姓好,慢慢教,总能适应。” 余念新说。
赵校长点点头,没再多问,转身去招呼其他教师清理教室。
九月初,沈阳第四小学正式复课。开学第一天,教室里挤满了学生,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有的还裹着旧棉袄,显然家里条件不太好。上课时,偶尔会有学生偷偷说日语 —— 这些孩子在日伪时期上学,习惯了说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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