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投奔人员背景日趋复杂，原有的、带有浓厚山寨色彩的管理模式已显得捉襟见肘。
林铭深知，若不能建立起高效、廉洁、有序的内部体系，即便军事上取得再大胜利，根基也终将腐朽。
在晋升少将、权限提升后，林铭结合系统提供的更先进的管理知识框架，与顾启明、陈真等核心骨干，并邀请了投奔而来的几位受过新式教育的管理和法学人才，共同启动了根据地的内部革新。
制定了《林家军暂行管理条例》与《根据地施政纲要》，明确军队与民政的权责边界，建立各级议事和决策流程，杜绝个人独断。虽战时需保持高效，但基本框架必须立起来。
成立由顾启明兼管的监察处，独立于各级行政体系之外，负责监督官员廉洁、调查舞弊。
林铭亲自下令：
“无论功劳多大，地位多高，一旦触犯贪墨、欺压百姓等铁律，严惩不贷！” 此举狠狠震慑了一些心存侥幸、带有旧军队习气的人员。
设立简易的民事、刑事仲裁庭，由德高望重者及懂法之人担任仲裁员，依据颁布的简明法规处理纠纷，力求公平、快捷，逐步取代旧有的宗族械斗或长官意志决断。
这些革新触及了不少旧有利益和习惯，阻力也不小。
但在林铭的强力推动和大多数渴望新秩序的人员的支持下，得以艰难推行。
根据地内部风气为之一新，运作效率显着提升，凝聚力也更强。
素婉将这一系列改革称为“于硝烟中缔造新秩序的尝试”，写入报道，再次引发外界对这片土地治理模式的好奇与讨论。
军事斗争离不开坚实的物质基础，尤其是钢铁。
之前修复山炮、制造手榴弹所需的钢铁，大多依靠拆毁缴获的武器、收集民间废铁，来源不稳定且质量参差不齐。
一位投奔而来的冶金工程师冯益年，带来了转机。
他勘察了根据地内的一处小型铁矿和煤矿，提出可以利用当地条件，建设小型土法炼铁炉和坩埚炼钢炉。
“将军，虽不能与大型钢铁厂相比，但若能建成，日产数百斤熟铁、数十斤钢料不成问题，足以满足我们当前兵工厂复装子弹、制造手榴弹壳和地雷壳的需求，甚至可以为修复更大口径的火炮提供材料！”冯益年激动地向林铭汇报。
林铭大喜过望，立即调动人力物力，全力支持冯益年的计划。
系统提供的“初级军工生产线”知识中也有一部分关于小型冶金的内容，与冯益年的方案不谋而合，提供了不少优化思路。
于是，在更加隐秘的山谷中，一座小型炼铁基地开始建设。
就地取材的耐火砖，木炭与煤炭混合燃料，简易的鼓风设备
在冯益年和工匠们的努力下，第一座土高炉终于点火成功。
当炽热的铁水从炉中流出时，围观的军民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与此同时，兵工厂也进行了扩充和分工。
设立了专门的铸造车间、机加工车间（拥有几台简陋的机床，部分来自缴获，部分由能工巧匠自制）和组装车间。
利用自产的钢铁，子弹复装率提高，手榴弹的产量和质量也稳步提升，甚至开始尝试制造结构更复杂的迫击炮弹和地雷。
一条从矿石到成品的初级军工产业链，初具雏形。
虽然依旧粗糙，却意味着林家军初步具备了可持续的、不受完全制于外的军工造血能力。
林铭看着那奔流的铁水，心中踏实了许多。
钢铁，是工业的骨骼，也是乱世中自保的底气。
吴大帅方面虽暂采取守势，但封锁依旧，外部压力未减。
日本人的阴影始终笼罩，南京方面态度暧昧，北平的势力也在观望。
林家军面临着事实上的外交孤立。
林铭明白，单凭自身力量，难以长久支撑与吴大帅及其背后潜在势力的对抗。
必须打破外交困局。
他召集顾启明、以及几位新投奔的、熟悉外部情势的参谋，制定了“合纵连横”之策。
利用吴大帅与其他地方军阀固有的矛盾，尤其是与邻近的、同样受到吴大帅压迫或觊觎的几股较小势力进行秘密接触。顾启明的情报网再次发挥作用，携重金与林卫的亲笔信，向这些势力陈述利害，提出“互不侵犯、互通有无、共抗强吴”的提议。虽非正式同盟，但至少能减轻部分边境压力，甚至能通过他们获得一些稀缺物资。
继续通过素婉和秘密渠道，向外界宣传林家军保境安民、发展生产、兴办教育的举措，突出其与吴大帅横征暴敛、引狼入室形成的鲜明对比。将林家军塑造为江南民众的希望所在，利用民意向南京及其他方面施压。
对于日本人可能的直接介入，林铭持高度警惕。他指示，若发现日军小股部队直接参战，务必捕捉证据（如缴获的带有日军标识的装备、俘虏等），并第一时间公之于众，引爆舆论，迫使南京方面在“纵容日人”的问题上表态，同时激发全国性的抗日情绪，将吴大帅彻底钉在“国贼”的耻辱柱上。
不放弃与南京、北平等地具有民族气节、或对林家军理念表示同情的高层人士的暗中联系。
即便不能获得公开支持，也能传递信息，了解动向，在某些关键节点或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这一系列组合拳打出，虽不能立刻扭转乾坤，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根据地的孤立状态。
一些周边小势力开始与林家军控制区进行有限的民间贸易，外界对林家军的同情与支持之声日益高涨，来自南京的暗中试探也多了起来。
林铭站在地图前，目光深邃。
他知道，外交如同战场，虚实结合，步步为营。
打破困局非一日之功，但方向已然明确，道路正在脚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