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闹剧后的那几天，温舒然像是生了一场漫长而沉重的大病。她蜷缩在出租屋的硬板床上，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那片水渍，仿佛灵魂已经飘离了这具备受折磨的躯壳。夏栀那晚离开前，给她留下了一些简单的食物和水，还有一句沉痛的话：“舒然，我只帮你这一次。以后的路，你得自己走。别再做傻事了。”
“自己走”温舒然麻木地咀嚼着这三个字。怎么走？往哪里走？前路茫茫，皆是绝壁深渊。
然而，人终究是一种求生的动物。极致的崩溃和羞耻之后，在濒死的麻木中，一丝微弱的、属于生物本能的求生欲，像石缝里挣扎出的小草，颤巍巍地冒了头。她不能真的死。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连远远看一眼念泽的可能都没有了。江砚辞说得对，死了只会让念泽觉得母亲是个自私的逃兵。
她必须活下去。哪怕活得再卑微，再艰难，也得喘着这口气。
要活下去，首先得有钱。卖房剩下的那点钱，在支付了之前的律师费、房租、生活费后，已经所剩无几。她需要工作，立刻，马上。
一周后，温舒然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她站在那块缺角的镜子前，看着里面那个形销骨立、眼窝深陷、头发枯黄的女人，几乎认不出这是曾经的自己。她用冷水狠狠搓了把脸，翻出压箱底的一套相对正式的黑色西装套裙——这是以前见重要客户时穿的，如今套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着个衣架。她仔细熨烫平整，又用仅剩的一点化妆品，极力掩盖脸上的憔悴。手指触碰到皮肤时，冰凉而颤抖。
她打开那个久未开机的旧笔记本电脑，连上网，开始浏览招聘网站。目光下意识地先投向建筑设计、室内设计相关的职位。这是她的专业，是她曾经引以为傲、甚至为之牺牲了家庭的“事业”。她筛选了几家看起来规模中等、要求与她履历匹配的公司，精心修改了简历，着重突出她以往的项目经验（刻意隐去了与砚珩集团相关的部分），然后，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忐忑，点击了发送。
令她意外又升起一丝希望的是，简历投出去后不到两天，竟然真的收到了三家公司的面试邀约！虽然都不是什么业内顶尖的大公司，但对于此刻的她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一束微光。
她像准备上战场一样准备着面试。反复演练自我介绍，梳理项目经验，甚至熬夜查阅这几家公司的资料和作品风格。面试当天，她提前很久出门，确保衣着整洁，精神看起来尽量饱满。
第一家面试在一栋普通的写字楼里。面试官是设计部的主管，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起初的交谈还算顺利，对方对她的项目经验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问了一些专业问题，温舒然也都勉强应对下来。但当她讲述离职原因，含糊地表示是“个人家庭原因，工作室关闭”时，她敏锐地察觉到面试官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了然和审视。面试结束后，对方客气地说“等通知”，但那份客气背后，是一种疏离的程式化。
第二家面试甚至更简短。hr和设计总监一起面试，问的问题更加犀利直接，尤其对她工作室关闭的原因和空窗期刨根问底。温舒然回答得越发艰难，漏洞百出。离开时，那位设计总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几不可闻地摇了摇头。
第三家面试，是在一个创意园区的小型设计公司。氛围相对轻松，老板亲自面试，看起来是个务实的中年人。他对温舒然的作品集评价不错，甚至就某个设计细节讨论了几句。温舒然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交谈也更加自如了些。面试结束时，老板明确表示“挺满意，需要和合伙人商量一下，最快下周给答复”。
带着一丝微弱的期盼，温舒然回到了出租屋。她告诉自己，也许还有机会，也许第三家会成。只要有一家公司愿意要她，她就能重新开始，慢慢站稳脚跟，至少能有口饭吃，能有份收入。
然而，一周过去了，两家“等通知”的石沉大海，了无音讯。连那家表示“挺满意”的公司，也迟迟没有消息。
温舒然坐不住了。她鼓起勇气，给第三家公司的hr邮箱发了一封委婉的询问邮件。邮件如同泥牛入海。
她心中那点微弱的火苗，在等待中一点点黯淡下去。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清晰。
她想起以前在设计圈认识的一个、关系还算可以的前同事，如今在一家大型设计院做hr助理。她辗转找到对方的联系方式，拨通了电话，寒暄几句后，装作不经意地问起：“对了，最近我面试了xx公司，感觉还不错，不知道他们内部流程走到哪了，你那边有听到什么风声吗？”
电话那头的前同事沉默了一下，语气变得有些微妙和为难：“舒然啊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别家公司的内部流程。不过”她压低了声音，“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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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温舒然的心提了起来。
“我听说只是听说啊，”前同事的声音更低了，“最近圈子里好像有点风声，关于你的。说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有家大公司的高层打过招呼了。所以，很多公司，尤其是有点规模或者想往上走的，可能不太敢用你。
温舒然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抖，指尖瞬间冰凉。不该得罪的人大公司高层
除了江砚辞，还有谁？
“是江砚辞吗？”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嘶哑。
前同事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叹了口气：“舒然，你自己心里清楚。他那个级别打个招呼，都不用明说，下面的人自然就领会了。咱们这行，圈子就这么大，资源人脉太重要了。没人会为了一个呃，为了一个设计师，去得罪砚珩集团。所以你还是看看别的机会吧，或者，试试别的行业？”
电话挂断后，温舒然呆坐了许久，浑身冰冷。她终于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封杀”。江砚辞甚至不需要亲自动手，不需要发出任何明确的指令，只需要一个模糊的态度，一个若有若无的“招呼”，就足以让整个行业对她关上大门。因为他代表着顶级的资源、庞大的资本、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他面前，她渺小如蝼蚁，他只需轻轻抬脚，甚至不用落下，那阴影就足以让她窒息。
设计行业这条路，看来是走不通了。
不甘心，也不信邪。她咬紧牙关，开始将目光投向其他行业。文员，行政，销售，客服那些对专业要求不高、门槛相对较低的职位。她重新修改简历，淡化设计背景，突出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学习意愿。
又一轮海投。
这次回复更少。偶尔有一两个电话面试，对方简单问过她的基本情况和工作经历后，听到她最近一段是“自己经营工作室，后因故关闭”，再一问到离职细节和目前状况，便都含糊其辞，匆匆结束通话。
有一次，她应聘一家贸易公司的行政专员，初试电话聊得还不错，对方通知她去公司复试。复试时，人事经理和部门主管一起面试，问题开始深入，尤其是背景调查环节。
“温女士，我们看到你简历上有一段婚姻状况是已婚，但紧急联系人写的却是朋友。能方便了解一下你目前的家庭情况吗？这对我们了解员工的稳定性有一定参考。”人事经理看似随意地问道。
温舒然的心猛地一沉，支吾道：“我目前个人生活有些变动，正在处理中。”
“变动？”部门主管追问，“具体是指？”
温舒然避无可避，只能含糊道：“是一些离婚相关的手续。”
两位面试官对视一眼。人事经理拿起笔，在简历上做了个标记，继续问：“那么，诉讼状况呢？是否涉及财产或抚养权纠纷？这些可能会影响到工作的专注度。”
温舒然的额头渗出冷汗，她知道瞒不过去，也明白对方在做常规背调，只能硬着头皮承认：“是有一些纠纷，正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对方是？”人事经理追问。
温舒然闭上眼，知道瞒不住了，从牙缝里挤出那个名字：“江江砚辞。”
这个名字说出口的瞬间，她清楚地看到两位面试官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人事经理手中的笔停顿了一下，部门主管的眉头紧紧皱起，眼中闪过一丝明显的忌惮和麻烦。
接下来的面试，气氛急转直下。问题变得敷衍而迅速。不到五分钟，面试便草草结束。对方依旧是那句程式化的“等通知”。
但温舒然知道，不会再有通知了。
走出那栋写字楼，深秋的寒风灌进她单薄的西装外套，她冷得打了个哆嗦，却感觉不及心底寒意的一半。连完全不相干的行业，只要背调触及到“江砚辞”这个名字，她就立刻成了瘟疫，被人唯恐避之不及。
原来，他给的“活路”，就是这样的四面楚歌，寸步难行。
就在她为生计焦头烂额、屡屡碰壁的时候，房东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催缴下个季度的房租，语气已经很不客气。而之前工作室离职还未结清工资的两个员工，也通过微信发来消息，措辞从客气到强硬，表示如果再不支付欠薪，将考虑采取法律手段。
工作室那个早已被她遗忘、挂牌许久却无人问津的工作室，成了压垮她的又一根稻草。它就像一个讽刺的纪念碑，记录着她曾经的“事业心”和如今的落魄。
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心，再次来到那间曾经承载她无数梦想和虚荣的工作室。门上的“转让”牌子蒙了厚厚的灰，玻璃门内，一切还维持着关闭时的样子，只是落满了灰尘，显得萧条破败。
房东已经等在门口，脸色不豫。两个前员工也来了，站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她。
没有多余的寒暄。温舒然拿出钥匙，打开门。灰尘的气息扑面而来。她环视着这个她曾精心布置的空间：那张宽大的实木工作台，上面还散落着未完成的设计草图；墙边立着的绘图仪和电脑；柜子里整齐码放的各种面料样品和色卡；墙角那盆她曾经很喜欢却疏于照料、早已枯死的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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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物品，都勾起一段回忆。有熬夜赶方案的焦灼，有中标后的欣喜，有和沈嘉言“探讨设计”时的虚假共鸣更多的是，她以此为借口，一次次离开家，离开念泽和江砚辞时的心安理得。
如今，梦碎了，借口也没了。只剩下需要变现还债的破烂。
她联系好的回收商很快来了，是几个穿着脏旧工服、面容粗糙的中年男人。他们像进入无人之境，粗手粗脚地开始评估、搬抬。
“这桌子木头还行，就是沉，拆了搬，算你五百。”
“电脑过时了，绘图仪二手市场没人要，加起来给八百顶天。”
“这些布料样品还有点用，统共两百。”
“椅子柜子都是便宜货，一起算三百吧。”
他们用方言大声议论着，像在讨论一堆真正的垃圾。温舒然沉默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将自己曾经珍视的“工具”和“梦想”粗暴地拆卸、捆绑、扔进破旧的货车车厢。电脑主机被搬走时，硬盘里还有她无数个日夜的心血；绘图仪被抬出去时，滚轮在地上留下脏污的痕迹；那些她曾经精挑细选、触摸过无数次的面料样品，被随意塞进麻袋，挤压变形
最后，工作台上那几张未完成的设计草图，被一个工人随手团了团，扔进了墙角的废纸篓。
温舒然的目光追随着那团纸，看着它落入满是灰尘的桶中。仿佛她过去几年所谓的“事业”和“追求”，也这样轻飘飘地，被丢进了垃圾堆，不值一文。
一切清空。原本拥挤的工作室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斑驳的墙壁和地上厚厚的灰尘。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能清晰地看到空气中飞舞的尘粒。
回收商将一叠皱巴巴的现金塞到她手里，不多，刚好够支付员工的欠薪，甚至还差一点。她默默地将钱分给等待已久的两个前员工。他们接过钱，数了数，也没说什么，只是看了她一眼，那眼神里有同情，有唏嘘，或许也有一丝解气，然后转身离开了。
房东催促着她结清最后一个月房租和水电。温舒然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付清。
最后，她站在空荡荡的房间中央，环视四周。这里曾经灯火通明，人声笑语（哪怕是虚假的），如今只剩下一片死寂和荒凉。她靠在冰冷的墙壁上，身体慢慢滑落，最终坐在地上。眼泪无声地滑落，没有抽泣，只是静静地流淌。
她终于亲手埋葬了这个地方，这个曾被她当作逃避家庭责任借口、也被她视为独立价值证明的堡垒。它没有带来荣耀，只带来了一地狼藉和累累负债，以及，将她推向如今绝境的加速度。
锁上门，将钥匙交给早已不耐烦的房东。金属钥匙离开掌心的瞬间，冰凉而沉重。
她转身离开，没有回头。
知道不会再回来了。
不仅不会回到这个工作室，那扇门背后所代表的那种生活、那种心态、那种自以为是的“独立”和“被需要”的幻觉，也一并被她锁死在了身后。
只是，门外的世界，寒风凛冽，前路迷茫。行业的封杀如同无形的铁幕，将她牢牢困住，连最基本谋生的缝隙，都难以寻觅。
她攥紧了空空如也的口袋，走入了深秋更冷的暮色里。背影单薄，脚步虚浮，像一个被命运彻底遗弃的、无家可归的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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