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赤裸裸的阻挠。”小谭在移民局外气得发抖，“他们自己从全世界挖人就行，我们想请自己国家的人回去都不行？”
陈思北反而冷静。他让张博士等人先按原计划辞职——这是破釜沉舟，断了后路才能往前冲。然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联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科技处，请求协助出具官方支持函；
第二，通过孙晓芸在《光明日报》的关系，准备一篇关于“国际人才流动双重标准”的报道，但暂不发——这是筹码；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他约见了硅谷一位特殊的中间人——彼得·陈，美籍华人，前美国商务部官员，现在是游说公司的合伙人。
见面地点在帕罗奥图一家私人俱乐部。五十多岁，西装考究，说话带着东海岸精英的腔调。
“陈先生，你的困境我很理解。”他摇晃着威士忌酒杯，“但移民局的做法符合现行法规。‘可能涉及技术转移’——这是个很灵活的说法。”
“我们的技术比美国落后二十年。”陈思北直截了当，“转移什么？过时的图纸？还是那些美国早就淘汰的工艺？”
“怎么才能晴天？”
“两个方法。”放下酒杯，“第一，你们在美国设立研发中心，这些工程师名义上还是为美国公司工作。当然，这需要投资，还需要合作方。
陈思北听懂了潜台词：让美国公司参股，技术共享。
“第二呢？”
“第二，找到更有力的支持者。”压低声音，“我听说，中国正在推一个国家级半导体计划？如果能拿到那个计划的参与资格，移民局这边就好说话了。”
陈思北心脏猛跳。863计划半导体专项！
“需要什么条件？”
“官方文件，最好是部委级别的，证明你们的企业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微笑，“那样的话，这就不是普通的商业行为，而是国际合作的一部分。移民局最懂这个。”
离开俱乐部时，硅谷的夜风很凉。陈思北立刻找了电话亭——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漫游——拨通了李卫国的号码。
北京时间是凌晨三点，但李卫国秒接。
“签证被卡了？”他显然在等这个电话。
“需要863计划的参与资格，越快越好。”陈思北语速很快，“有办法吗？”
电话那头传来打火机的声音——李卫国也抽烟了。
“我正在跑。”他说，“但阻力很大。中科院、电子工业部下面那么多院所，凭什么给一家民营企业？”
“凭我们能做成。”陈思北一字一顿，“李卫国，你告诉他们：如果只靠院所就能做成，中国芯片就不会落后三十年。”
同一时间，北京。
李卫国确实在“跑”。过去十天，他跑了七个部委、三所高校、五家研究院。公文包里装着厚厚的技术方案、资金证明、人才清单，还有那份从上海老厂翻拍的第一代光刻机图纸。
但得到的反馈大多是：“研究研究”“需要讨论”“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值得鼓励，但国家专项还是要以院所为主”。
7月15日，事情出现转机。
李卫国通过一位退休老领导的引荐，见到了863计划半导体专项专家组组长、中科院院士程老。会面地点不是办公室，而是在程老家里——海淀区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样式。
程老七十多岁，瘦削，但眼睛亮得惊人。他没看李卫国带的材料，而是直接问：
“你们那个上海厂，是不是做过一台双工件台光刻机原型？”
李卫国一愣：“您怎么知道？”
“1979年，全国科技大会，我是评审组的。”。我给了高分，但最后没通过，因为‘加工精度达不到’。”
他抬头看李卫国：“那台机器，还在吗？”
“在仓库里，锈了。”李卫国如实说，“但我们准备修复它。”
“修复？”程老笑了，“那是重造。你们知道当年为什么失败吗？”
李卫国摇头。
“不是设计不行，是基础工业不行。”程老站起来，走到窗前，“当时需要的精密导轨，国内做不了；控制系统，用的是苏联五十年代的技术；光学镜头，是从德国二手设备上拆下来改的。但设计思路是先进的——非常先进。”
他转身：“你们现在有什么？”
“数控机床、进口光学模块、从硅谷挖回来的工程师。”李卫国说，“还有那批当年做过这台机器的老工人，最年轻的也六十了，但手还在。”
程老沉默了很久。
“863专项有个‘产学研结合’的子项。”他缓缓说，“名额很少，竞争激烈。但如果你们能证明，民营企业能调动院所调动不了的资源——比如那些老工人，比如海外人才，比如市场化的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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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机会。”李卫国说。
“给你三个月。”程老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空白申请表，“三个月内，把那台双工件台光刻机原型修好，哪怕只能动起来，精度不重要。带到北京来，专家组现场看。”
李卫国接过表格，手有点抖：“程老，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看够了纸上谈兵。”程老打断，“也因为，1979年那个项目被毙掉时，上海三厂的总工——他姓冯，是我大学同学——在评审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给我们十年，我们一定能做出来。’”
老人望向窗外，声音轻下来：“今年是1993年，十四年了。冯工三年前去世了，肝癌。临终前给我打电话，只说了三个字：‘不甘心’。”
李卫国深深鞠躬。
走出程老家时，北京正在下雨。他站在楼道口，看着雨幕，忽然想起肖向东在日本打来的那个电话：“半导体是这一代人的责任。”
他拿出手机——刚上市不久的大哥大，砖头一样沉——拨通了肖向东的号码。
“三个月。”他说，“上海那台老机器，要能动起来。”
“三个月？”肖向东声音提起来，“那机器锈了十四年！”
“程老要现场看。”李卫国把见面经过简单说了，“这是门票。”
电话那头传来肖向东深吸气的声音：“陈思北那边呢？”
“签证问题，有了这个资格应该能解决。但关键是”李卫国顿了顿，“我们要在三个月内，让一台报废了十四年的机器复活。做得到吗？”
漫长的沉默。只有电流声和雨声。
“做不到也要做。”肖向东说，“我今晚飞回上海。你继续跑手续，陈思北继续挖人。三个月后，北京见。”
7月20日，上海半导体设备三厂的车间里，灯光彻夜不熄。
那台双工件台光刻机原型被从仓库最深处拖了出来。锈迹斑斑，导轨卡死，控制箱里的电路板已经霉变。但它躺在那里，依然能看出当年的骨架——厚重、粗犷，带着苏联式工业美学的那种笨拙力量感。
肖向东站在机器前，身边围着七位老师傅。都是六十岁上下，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眼神里有久违的光。
“这是冯总工最后一件作品。”周厂长抚摸着机器的铸铁底座，“1978年设计，79年试制，80年调试失败，然后就封存了。冯工到死都惦记它。”
一位姓赵的老师傅蹲下，用手抹去导轨上的锈：“这导轨当年是我车的。。”
“但现在锈成这样”旁边年轻工程师小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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