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2日，上海徐汇区一栋法式老洋房门口。
红绸揭开，露出黄铜牌匾：“向东战略研究院”。七个字，简体，没有英文翻译，在梧桐树影里泛着哑光。没有剪彩仪式，没有媒体采访，只有二十几个人站在院子里，看着这块牌子。
肖向东站在最前面，身边是三位新面孔：
第一位，秦文渊，六十五岁，退休前是某部委司长，参与过八十年代多项重大改革方案起草。他穿着灰色夹克，背挺得笔直，手里拎着个旧皮包。
第二位，刘易之，四十二岁，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博士，去年放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职位回国。戴着无框眼镜，说话时习惯性夹几个英文单词。
第三位，周明华，五十八岁，原上海某国有集团董事长，经历过三次宏观调控，退休后写了本《中国企业生存手记》，在圈内流传。
这三人，是研究院的首批高级研究员。
“地方选得好。”秦文渊环顾老洋房，院子里有棵百年香樟，“梧桐区，闹中取静。离市委不远，但又不是体制内。”
“就是要这个效果。”肖向东推开厚重的木门，“研究院独立运营，经费自筹，观点独立。但离决策中心近，信息能快速传递。”
一楼是资料室和会议室。资料室里已经摆满了书：从《资本论》英文原版到最新的if报告，从中国统计年鉴到泰国房地产白皮书。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东亚地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被红笔圈出。
刘易之走到地图前：“数据收集三个月，趋势越来越明显。泰国外债总额89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占65。置率曼谷达到30。”
“掩盖不是解决。”秦文渊在会议桌前坐下，打开皮包，拿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1988年价格闯关前，也有这种气氛——表面繁荣，底下暗流涌动。我当时写了份风险报告，送了，没下文。
他翻开笔记本，某一页贴着1988年的剪报和手写批注：“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会押韵。”
肖向东示意大家坐下：“今天挂牌，第一项工作就是确定首份报告方向。我提议：亚洲金融风险与中国应对。”
李卫国刚从北京回来，风尘仆仆：“我在发改委听到风声，高层也在关注东南亚经济过热。但基调还是‘谨慎乐观’，认为中国有防火墙。”
“防火墙挡不住寒流。”“中国出口的30流向东南亚，如果那边需求萎缩，我们出口企业马上受影响。更关键的是——如果危机爆发，国际资本可能把整个亚洲视为风险区，连带做空香港，冲击我们的外汇储备。”
会议室安静下来。窗外，梧桐树新叶初发，春光正好。但室内讨论的，是一场可能到来的风暴。
为了获取一手信息，肖向东做了一个大胆决定：派李卫国和刘易之亲自去泰国考察。不是官方代表团，是“私人旅游考察”。
1996年4月8日，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热浪裹挟着香料味扑面而来。李卫国走出机场，第一眼看见的是巨幅房地产广告：“皇家河岸豪宅，首付仅5！”英文、泰文、中文并列。
来接机的是个华裔泰国人，姓陈，五十多岁，做建材生意。他是周明华介绍的关系，一路上话很多：
“李先生，刘先生，你们来得正好。曼谷现在就像个大工地，到处盖楼。”陈先生指着车窗外掠过的塔吊，“但很多楼盖到一半停了——开发商没钱了。”
“银行不放贷了？”刘易之问。
“不是不放，是不敢放。”陈先生苦笑，“去年还能用土地抵押贷到款，今年银行要求看到预售合同。可房子卖不动啊，本地人买不起，外国人不敢买。”
车经过一片高档公寓区，外立面豪华，但阳台空空荡荡，没几户亮灯。
“这里房价，三年前每平方五千泰铢，现在两万。”陈先生说，“我有个朋友，炒了三套房，账面上赚了一千万泰铢。但他现在睡不着觉——卖不掉，每月还贷压死人。”
接下来的三天，李卫国和刘易之跑了曼谷的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建筑工地、甚至街头大排档。他们请翻译帮忙，采访了银行信贷员、股民、建筑工人、小店主。
几个片段让李卫国印象深刻：
在证券交易所，一个中年股民眼睛通红地说：“我把房子抵押了炒股，现在跌了40。银行下周要收房，我不知道去哪住。”
在建筑工地，工头抱怨：“开发商欠我们三个月工资，说等卖掉楼花就给。可楼花在哪？”
在一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私下说：“我们知道有问题，但不能停。一停，坏账马上暴露，银行先倒。”
第四天，他们去了芭提雅。这个海滨城市更夸张：到处是半完工的度假别墅，沙滩上立着“全球顶级海景豪宅”的广告牌，但沙滩上没几个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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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之用摄像机拍下一栋烂尾楼。楼体框架已经成型，但没窗户，像一副巨大的骨架。楼前杂草丛生，一块褪色的牌子上写着：“1995年竣工”。
“典型的热钱驱动型繁荣。”刘易之对着镜头说，“外资涌入，推高资产价格；资产抵押，获得更多贷款；贷款再投入资产，推高价格循环到资金链断裂，一切都崩塌。”
当晚，两人在酒店整理资料。李卫国算了一笔账：泰国房地产总市值与gdp比值已经达到250，而1990年日本泡沫顶峰时是200。
“比日本还疯狂。”他合上笔记本，“而且泰国没有日本那样的产业基础支撑。”
刘易之点头：“更危险的是汇率制度。泰铢盯住美元，但泰国通胀比美国高，实际汇率被高估。一旦国际游资发现这点”
他没说完，但两人都明白：一旦做空泰铢，多米诺骨牌就会倒下。
回到上海是4月20日。老洋房里，报告进入写作阶段。
争执从第一句话开始。
秦文渊主张温和：“标题用‘潜在风险与政策建议’，措辞要留有余地。我们是民间机构，话说太满，万一没发生，会成为笑柄。”
刘易之坚持尖锐：“必须用‘危机预警’。数据摆在那里，泰国撑不过一年。温和的报告没人看，就像你1988年那份一样。”
周明华折中：“标题可以尖锐，但建议要务实。不能光喊‘狼来了’，要告诉猎人狼从哪来、怎么打。”
肖向东坐在主位，一直没说话。等三人争论稍停，他才开口：
“秦司长担心分寸，我理解。刘博士要警示效果，我也赞同。周总的务实建议，更是关键。”他顿了顿，“这样，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数据呈现，客观展示泰国及东南亚的经济失衡；第二部分，风险推演，模拟三种危机传导路径；第三部分，应对建议，分短期、中期、长期。”
他看向秦文渊：“第一部分秦司长把关，确保数据来源权威、计算严谨。”
看向刘易之：“第二部分刘博士主笔，把你那套国际金融模型用上。”
最后看向周明华：“第三部分周总负责，结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
分工明确，争议化解。
写作过程是煎熬的。老洋房二楼的书房成了作战室，墙上贴满图表，地上堆着资料。秦文渊每天工作十小时，用红笔逐字修改，一个数据要核对三个来源。刘易之的黑眼圈越来越重，他的模型需要大量计算，当时电脑速度慢，一次模拟要跑整夜。周明华则不断打电话给企业家朋友，问“如果出口下滑20你们怎么办”“如果汇率波动怎么办”。
肖向东每天下班后都来，有时带宵夜，有时只是静静坐在角落看。他注意到一个细节：秦文渊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1988年价格改革座谈会的合影，上面有很多后来成为高级领导的面孔。
“秦司长，”有一晚他问，“如果当年您的报告被重视，会不一样吗？”
秦文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历史没有如果。但有一点我知道——当时如果做了预案，后来的震荡会小一些。”他看向肖向东，“我们写报告，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对了，是为了让该看到的人看到，该准备的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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