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15日凌晨，上海杨浦区某老旧居民楼的铁门被警方暴力破开。
刺眼的手电筒光柱穿透晨雾，直直打在客厅中央的男人身上——
他瘫坐在红木椅上，脖颈处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还在渗血，双眼圆睁，死死盯着天花板，仿佛要将最后一丝不甘刻进斑驳的墙皮里。
没人能想到，这个戴着金边眼镜、穿着熨帖白衬衫，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男人，就是让两代刑警耿耿于怀20年的连环杀手。
他藏在市井之中，像一条蛰伏的毒蛇，用一本泛黄的毕业纪念册当杀人名单，将两名花季少女的至亲拖入地狱；
他狡猾到极致，作案后抹掉所有痕迹，让警方耗费20年光阴才摸到他的衣角；
而当正义终于要降临的那一刻，他却用最决绝的方式，避开了法律的制裁，留下满屋子的谜团，和两个破碎的家庭。
时间倒回2001年4月6日，春光明媚的午后，杨浦区控江路某小区里，麻将声、自行车铃铛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交织成市井烟火。
17岁的刘思佳正窝在同学家的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屏幕上的《传奇》游戏画面打得热火朝天。
兜里的诺基亚突然震动起来，是父亲的电话。电话那头，男人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带着哭腔嘶吼：“佳佳，快回家你妈她她没了！”
刘思佳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又在几秒内褪得干干净净。他跌跌撞撞地冲出同学家，踩着自行车往家狂奔，车轱辘碾过柏油路，发出“嘎吱嘎吱”的哀鸣。
二十分钟后，他冲进自家单元楼，一眼就看到楼下拉着的警戒线，蓝白相间的布条在春风里晃悠，晃得他心口发疼。
警戒线内，几名穿着白大褂的法医正弯腰勘查，客厅的木门虚掩着，门把手上缠着一层薄薄的塑料膜。
刘思佳被民警拦下时，正好瞥见玄关处那双熟悉的棉拖鞋——那是母亲最喜欢的款式，鞋尖还沾着早上买菜带回来的泥点。
“死者颈部有两道平行的勒痕，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法医的声音冷静得近乎残酷，“凶器是两根男士领带，一深一浅，应该是凶手交替用力造成的。”
刘思佳瘫坐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记得清清楚楚，早上出门时，母亲还在厨房给他煎荷包蛋，说下午要去医院拿体检报告，让他放学早点回家。
他是下午一点出的门，父亲则是三点结束应酬回的家。短短两个小时，那个总爱唠叨他少玩游戏的女人，就变成了冰冷的尸体。
警方的勘查细致到了极致。客厅的茶几上摆着两个玻璃杯，一杯是没喝完的龙井，另一杯是凉透的白开水，杯壁上没有任何指纹；
卧室的衣柜被翻得乱七八糟，羊绒衫、丝绸围巾散落一地，但抽屉里的金镯子、珍珠项链和一沓现金却分毫未动；
卫生间的地板被拖得发亮，连一根头发丝都找不到。
“既非劫财，也非性侵。”时任杨浦刑侦支队队长的老陈蹲在客厅中央，眉头拧成了疙瘩。
他摸出烟盒，却发现手抖得连打火机都按不燃。从警二十年，他见过不少凶案现场，但如此干净利落的入室杀人案，还是头一次碰到。
更诡异的是，家里的两道门——外层的铁门和内层的木门，门锁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动的痕迹。这说明，凶手是死者亲自放进来的。
“一个能让女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开门的人，会是谁？”老陈捻灭烟蒂，目光扫过屋内的陈设。
客厅的墙上挂着刘思佳的全家福，照片里的女人笑靥如花，站在她身边的男人西装革履，一看就是家境殷实的生意人。
走访邻居时，一位坐在楼下晒太阳的阿婆提供了关键线索。
她眯着眼睛回忆，下午一点半左右，曾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站在刘家门口按门铃。
男人穿着一件蟹壳青色的西装，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
当时她正好抬头，听见男人用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说了句“是我”，门就“咔哒”一声开了。
“连问都没问一句？”老陈追问。
“没有呀！”阿婆笃定地摇头，“要是生人，张阿姨肯定要隔着门多问几句的。我们这栋楼，邻里之间都熟，只有熟人来，才会这么爽快开门。”
熟人作案——这个结论让专案组的气氛凝重起来。
刘思佳的父亲是做建材生意的，人脉遍布上海，生意伙伴、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上百人。
警方兵分三路，一路排查生意往来，一路梳理死者的社交圈，还有一路则盯着刘思佳的学校——毕竟，凶手能精准找到这个家，说不定和孩子有关。
可排查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刘父说，他的生意伙伴都不知道他家的具体住址，谈业务要么在公司，要么在茶馆；
死者的社交圈更是简单，除了买菜带孩子，就是和几个牌友搓麻将，没和任何人结过仇；
而刘思佳的学校里，老师和同学都对这个叛逆却仗义的男孩印象不错，没听说他得罪过什么人。
两个月里，警方排查了137名嫌疑人，录了厚厚的一沓口供，却连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摸到。
案件就像掉进了无底洞，所有的侦查方向都被堵死，只剩下一团迷雾。
就在专案组一筹莫展时，刘思佳突然想起一件事。
他拉着老陈的胳膊，声音带着哭腔：“陈警官，我想起来了！案发前一天，家里的座机响过，是个男人打来的，说一口上海话，问我爸在不在家。”
“你怎么回答的？”老陈的眼睛亮了起来。
“我说我爸不在，还问他要不要我爸的手机号。”刘思佳的嘴唇哆嗦着，“
他说不用，然后就挂了。我爸后来也说，他没接到过这个电话，也不知道是谁打的。”
警方立刻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个电话来自一公里外的一个公共电话亭。
那是个老旧的铁皮亭子，藏在菜市场的拐角处，周围没有监控。
更让人脊背发凉的是，那个男人不仅知道刘思佳父子的名字，还清楚地报出了他家的地址。
一个可怕的猜想浮现在老陈的脑海里：这通电话根本不是找刘父，而是在试探——试探家里有几个人，试探谁在家，试探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
而这个能精准掌握刘思佳家庭信息的人，大概率和他的学校脱不了干系。
老陈的目光落在了刘思佳书包里的那本毕业纪念册上。
深蓝色的封皮已经被磨得发白，里面贴着同学们的大头照，写满了“前程似锦”“友谊长存”的祝福语，每一页下方，都工工整整地印着姓名、班级、家庭住址和联系电话。
难道是纪念册泄露了信息？
警方立刻找到刘思佳的班主任王老师。王老师看着那本纪念册，连连摆手：
“不可能的，这些纪念册都是学生自己填的，我从来没碰过。而且毕业季还没到，册子都在学生手里，怎么会泄露？”
警方又询问了班里的其他同学，所有人都表示，自己的纪念册好好地收在家里，没有丢失，也没有外借。线索再次中断，案件陷入了漫长的僵局。
刘思佳的家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
父亲整日酗酒，喝醉了就抱着妻子的遗像哭，哭够了就瞪着刘思佳，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那天你为什么非要出去玩？你要是在家，你妈能出事吗？”“你是不是在学校得罪了什么人？是不是有人来报复我们家？”
这些话像一把把刀子，扎在刘思佳的心上。
他也开始怀疑父亲——母亲去世才一年，父亲就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搬进了他们曾经的婚房。
那个女人涂着鲜艳的口红，穿着母亲的睡衣，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像一根刺，扎得他睁不开眼。
父子俩的隔阂越来越深，从最初的争吵，变成了后来的沉默。饭桌上，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曾经的温馨荡然无存。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的2002年3月12日，又一起惨案发生了。
死者是刘思佳的同班同学高静，一个喜欢扎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女孩。
她死在自家四楼的卧室里，死因和刘思佳的母亲一模一样——颈部被领带勒住，机械性窒息死亡。
案发现场同样干净得可怕：门锁完好无损，没有搏斗痕迹，没有指纹，没有脚印。
客厅的茶几上，同样摆着两个玻璃杯，一杯是温的牛奶，一杯是没开封的可乐。
高静的母亲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她告诉警方，案发前三个小时，家里的座机接到过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操着上海口音的男人，问高静在不在家。
她当时急着去医院照顾生病的外公，随口说“高静在家，我要出门了，有事你直接找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要是多问一句，要是不那么着急出门，静静就不会”女人捶打着自己的大腿，声音嘶哑，“那个男人说话很斯文，我还以为是学校的老师”
这绝不是巧合，而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的连环杀人案。
警方立刻将两起案件并案侦查，这一次，他们把突破口放在了那通可疑的电话上。
通过技术手段，警方查到电话是从六公里外的一家超市公共电话亭打来的。
超市老板对那个打电话的男人印象深刻——四十多岁，皮肤偏黑，身高一米七左右，戴着眼镜，穿一件蟹壳青色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看起来像个文化人。
根据老板的描述，警方请来画像专家，画出了一张嫌疑人模拟像。
画像上的男人眉眼温和，嘴角微微上扬，怎么看都不像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警方在虹口分局的会议室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班会”。
班里的52名学生都被叫来，看着那张模拟像，老陈的声音带着一丝急切：“大家仔细看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或者说，你们的毕业纪念册，有没有丢失过？”
学生们面面相觑，纷纷摇头。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梁笑的女孩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我我妈可能见过这个人。”
梁笑的话，让整个会议室的空气都凝固了。
她颤抖着说，2002年4月24日，她母亲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学校的老师，说班主任王老师家里有事，没法家访，由他代替来家里看看。两个小时后，那个男人果然来了。
“我家住在六楼，601和602都是我们家的，中间打通了。”
梁笑的声音带着后怕，“平时客人都走601的门，可那个男人按的是602的门铃。我妈当时还觉得奇怪，他说，是看了毕业纪念册上的地址。”
梁笑的母亲回忆，那个男人穿着蟹壳青色的西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
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怎么问梁笑的学习情况，反而一个劲地打听“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他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瞟向客厅中间那扇连通601和602的门，手指在膝盖上不停地摩挲，像是在紧张，又像是在盘算什么。
“他还想站起来去开那扇门。”梁母的声音抖得厉害，“我当时觉得不对劲，就故意说‘我老公马上就下班了’，他一听，立马就站起来告辞了，走的时候还慌慌张张地碰倒了门口的鞋架。”
送走男人后，梁母越想越不对劲，就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
王老师的回答让她浑身发冷：“我们根本没有安排家访，更没有派什么老师去你家。”
梁母这才意识到，自己差点就成了第三个受害者。而那个男人能精准找到602的门铃，靠的就是毕业纪念册上梁笑填写的家庭住址。
可问题又来了——所有学生都坚称，自己的纪念册没有丢失。凶手到底是怎么拿到这些信息的？
警方再次扩大排查范围，将班里52名学生的78位男性亲属全部列入名单。
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调取了所有人的不在场证明，对比了无数次模拟像，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一个人符合条件，没有一个人具备作案时间。
凶手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老陈退休了，接手案子的年轻刑警换了一茬又一茬。
那本模拟像被贴在专案组的墙上，从最初的鲜艳，到后来的泛黄，再到边角卷起，见证了一代又一代刑警的无奈。
刘思佳高中毕业后，跟着父亲学做生意。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再玩游戏，不再交朋友，每天的生活就是进货、出货、对账。
他的口袋里总是揣着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笑靥如花，他看着照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凶手。
高静的母亲则彻底垮了。她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着女儿的遗像自言自语，精神越来越恍惚。
高静的父亲责怪她“多嘴”“不谨慎”，两人天天吵架，家里的锅碗瓢盆碎了一地。
2014年，高父积郁成疾，撒手人寰，临死前，他拉着妻子的手，嘴里还念叨着：“要是能抓到凶手，我死也瞑目了”
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转眼到了2020年。刑侦技术的发展，让这起尘封20年的悬案，终于迎来了曙光。
警方决定重启调查，用最新的dna比对技术，重新检验当年案发现场的物证。
当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剪开那只捆绑刘思佳母亲的布袋时，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只布袋是凶手用来包裹凶器的，当年因为技术有限，没能提取到任何有效信息。
这一次，奇迹发生了。在布袋的缝隙里，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一枚残缺的男性dna样本。
这个发现，让整个专案组沸腾了。他们立刻重新梳理线索，将与刘思佳班级有关的421名人员全部列入比对名单，从老师到学生，从家长到亲属，一个都不放过。
2021年3月，当排查到高静的同学曹乐乐家时，意外出现了。
曹乐乐的父亲常年在新加坡工作，案发时根本不在国内。可当民警询问曹乐乐的母亲冯敏时，她却眼神闪烁，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
在警方的反复追问下，她终于哭着说出了一个被隐瞒了20年的秘密。
1996年，她和曹乐乐的父亲离婚后，认识了一个名叫杨建国的男人。两人没有登记结婚，却以夫妻名义同居了多年。
案发时，杨建国就住在她家。当年警方上门调查时，她和曹乐乐都隐瞒了杨建国的存在——因为杨建国曾有过盗窃前科，坐过三年牢，她怕警方会怀疑他。
杨建国，这个从未出现在警方视野里的男人，成了第422个比对对象。
当dna比对结果出来的那一刻，专案组的年轻刑警们相拥而泣。
屏幕上显示的“匹配成功”四个大字，像一道光，刺破了20年的黑暗。
警方立刻展开抓捕。他们查到杨建国的住址，查到他的作息规律，查到他最近因为胃癌晚期，一直在家里休养。
他们本想等他出门时实施抓捕，却没想到，这个狡猾了一辈子的男人，竟然提前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2021年3月15日凌晨，当警方冲进杨建国的家时，看到的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和满屋子的谜团。
从冯敏的口中，警方拼凑出了杨建国的另一面。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男人，背地里却有着扭曲的癖好。
他喜欢看低俗光碟，喜欢带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
冯敏说，杨建国的欲望极强，尤其是在她做完手术后，身体虚弱，无法满足他时，他就变得暴躁易怒，经常对着墙壁自言自语。
警方猜测，杨建国的作案动机可能是劫色。他从毕业纪念册上看到刘思佳的名字，误以为是女孩，就上门作案。
发现是中年女人后，他恼羞成怒，痛下杀手；而高静的名字，明明白白是个女孩，他自然不会放过。
可这个猜测，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两名受害者都没有遭受性侵。
也许是因为恐惧，也许是因为意外，也许是因为藏在他心底更深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但这一切，都随着杨建国的自杀，成了永远的谜。
刘思佳接到警方的电话时，正在仓库里搬货。他放下手里的纸箱，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
哭了很久很久，像是要把20年的委屈、痛苦和思念，都哭出来。他看着母亲的照片，哽咽着说：“妈，找到凶手了他死了”
高静的母亲已经认不出人了。当民警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她只是傻傻地笑，手里抱着一个破旧的洋娃娃，那是高静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
2021年的春天，杨浦区的樱花又开了。粉白的花瓣落在柏油路上，被来往的车辆碾成泥。老陈拄着拐杖，来到刘思佳母亲和高静的墓前，放下两束白菊。
墓碑上的照片，笑容依旧灿烂。
老陈叹了口气，掏出那本泛黄的模拟像，轻轻放在墓碑前。风一吹，模拟像上的男人眉眼模糊，和漫天飞舞的樱花融为一体。
正义迟到了20年，却终究没能赶上。那个躲在暗处的恶魔，用一场自杀，逃避了法律的审判。
但他不知道，有些罪孽，永远不会被时间抹去。那些破碎的家庭，那些流干的眼泪，那些刻在两代刑警心上的执念，都是对他最沉重的惩罚。
而那本沾满鲜血的毕业纪念册，早已被警方封存进了档案室。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人性的黑暗，也照出了正义的光芒——哪怕这条路，走了整整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