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邻在仰光指挥部里凝视着墙上那幅巨大的南洋地图，手指缓缓划过从马六甲海峡到菲律宾群岛的弧形地带。他的“星火”战略在新加坡点燃了第一簇火苗，如今这簇火苗并未熄灭，反而化作无数细小的火星，借着海风向南洋星罗棋布的岛屿和半岛深处飘散。南方军委那只无形的手，正通过错综复杂的地下网络，将资源、指导和颠覆的种子，撒向这片被殖民者盘剥了数百年的富饶土地。
荷属东印度，爪哇岛，泗水港，九月末的深夜。
潮湿闷热的海风裹挟着咸腥味扑面而来，码头上昏暗的煤油灯在夜色中摇曳，将人影拉得细长扭曲。一艘船身斑驳的货轮“金百合号”缓缓靠岸，船舷与码头木桩摩擦发出沉闷的呻吟。这艘船注册在暹罗曼谷，载着寻常的稻米、柚木和香料，已经在南洋各港口间航行了三个多月。
荷兰海关官员带着两名当地雇用的马来裔助手登船检查。为首的官员是个红鼻子的中年男人，名叫范德维尔，在殖民地待了十五年，早已学会了如何从这些东方贸易中抽取自己的那份油水。他漫不经心地翻看着货单，用手杖敲了敲堆在甲板上的木箱。
“都是些什么？”他用生硬的马来语问船上的华人管事。
“老爷，都是暹罗的土产，一些手工木雕、香料，还有些暹罗王室工坊出的丝绸。”华人管事陪着笑脸，不动声色地将一个小布袋塞进范德维尔手中。布袋沉甸甸的，里面是银币碰撞的细微声响。
范德维尔掂了掂布袋，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色。他随意打开两个箱子看了看，里面确实如管事所说。至于船舱深处那些密封特别严实的木箱，他连问都没问——这些东方商人总有些不想让海关知道的小生意，只要孝敬到位，他乐得睁只眼闭只眼。
“行了，卸货吧。”范德维尔摆摆手，带着助手下了船。
午夜时分，码头工人开始卸货。大部分货物被运往港口仓库，但其中七个特别标注的木箱，却被几个精壮的工人悄悄移到了码头西侧一处偏僻的货栈。凌晨两点，一辆破旧的老式福特卡车驶进货栈，工人迅速将木箱装车，卡车随即驶入泗水华人区迷宫般的小巷。
泗水华人区的夜晚并不安静。虽然殖民当局实行宵禁，但那些蜿蜒狭窄的巷道深处，依然有灯光从百叶窗缝隙中漏出，隐约传来搓麻将的哗啦声、低语声和婴儿的啼哭。卡车在巷道间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家名为“昌隆货栈”的仓库后院。
仓库里早已等着几个人。为首的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华人，穿着普通的白色衬衫和黑色长裤，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但他那双锐利的眼睛和稳健的站姿，透露着不同寻常的气质。他身边站着三个肤色黝黑的爪哇人，穿着简朴的纱笼和衬衫，眼神警惕而坚定。
木箱被搬进仓库深处，门被牢牢关上。华人男子从怀中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木箱上的铜锁。箱盖被掀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没有预想中的枪支弹药，也没有违禁的鸦片。箱子里整齐码放着的，是一台台崭新的短波收音机，用油纸仔细包裹着；旁边是捆扎整齐的印刷品，都用防水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最底下一层，则是几个不起眼的铁皮箱，打开后，里面是码放整齐的荷兰盾和美元现钞。
“收音机三十台，都是德国最新型号，接收性能好，体积小便于隐藏。”华人男子低声说道，他的声音平静而有磁性，“宣传册和报纸各两千份，这一批主要是爪哇语和巽他语版本，下次会有马都拉语和巴厘语的。经费按照清单，一分不少。”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几个爪哇人：“另外，‘家里’让我转告，‘风’先生对你们在苏门答腊的行动很满意。那几次对荷兰人橡胶收集站的袭击，时机选得好，撤退也干净利落，没留下把柄。希望你们继续在工人和农民中发展组织，积蓄力量。时机成熟时，‘家里’会提供更直接的帮助。”
为首的爪哇人向前一步。他叫苏罗托，这是化名，真名只有极少数核心成员知道。他三十五六岁年纪，脸庞棱角分明，左颊有一道淡淡的伤疤，是早年在一家荷兰人经营的锡矿做工时，被监工的鞭子抽打留下的。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手掌布满老茧，那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也是一双握过砍刀和土枪的手。
“陈先生，感谢‘家里’的信任和支持。”苏罗托紧紧握住华人男子的手，他的爪哇语带着泗水口音，但说得很清晰，“荷兰人的压迫越来越重了。今年橡胶价格下跌，庄园主不但不减税，反而增加了采收定额。完不成定额的工人，饭都不给吃饱。锡矿那边更糟，塌方死了人，荷兰经理只说一句‘命贱’，连抚恤金都不给。”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压抑的怒火：“我们的人上周在茉莉芬的烟草种植园组织了小规模罢工，要求改善伙食和医疗条件。结果荷兰人调来了警察，抓走了七个带头的人，其中三个在监狱里被活活打死。尸体送回来时，家属连哭都不敢大声哭。”
仓库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远处传来的狗吠声。
“新加坡的事情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苏罗托抬起头，眼中重新燃起光芒，“那些华人兄弟敢站出来对抗英国人，我们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为什么不敢？陈先生，请告诉‘家里’，我们一定会用好这些物资，唤醒更多的人。荷兰人的末日不远了。”
被称为“陈先生”的华人男子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笔记本：“这是收音机的使用说明和频率表。每天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会有特定的广播节目，内容你们听了就知道。记住，收听时一定要做好隐蔽，天线要架设在室内，用铁丝伪装成晾衣绳。印刷品的分发要谨慎，最好通过信得过的教师、清真寺的伊玛目，或者工会里的骨干。”
“明白。”
“还有，‘家里’建议你们在组织架构上做些调整。”陈先生继续说道，“‘东印度觉醒会’现在有多少成员？”
“核心成员大概两百人，外围同情者估计有两三千，分布在爪哇、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的十七个城镇。”苏罗托如实回答。
“不够严密。”陈先生摇头，“‘家里’的经验是，地下组织必须层级清晰，单线联系。核心领导层不能超过五人，彼此之间最好也不要知道所有人的真实身份。每个核心成员下面发展三到五个小组长，每个小组长再管理五到十个基层成员。这样即便有人被捕，也不会牵连整个网络。”
苏罗托认真地听着，旁边一个年轻的爪哇人赶紧拿出本子记录。
“另外，组织的活动经费要建立严格的账目，每一分钱怎么花的，都要有记录。‘家里’可以支援，但不能完全依赖外援。要在工人、农民中募集小额捐款，哪怕一人捐一盾，积少成多，更重要的是让每个人都觉得这是自己的事业。”
谈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陈先生将南方军委在缅甸、暹罗等地组织群众运动的经验，结合荷属东印度的实际情况，详细地传授给苏罗托和他的同伴。如何在不引起殖民当局警觉的情况下召开秘密会议，如何利用传统节日和婚丧嫁娶的场合传递信息，如何在警察搜查时隐藏文件和武器，如何在被捕后应对审讯……
凌晨四点，卡车悄然驶离昌隆货栈。那些木箱已经被分散到泗水各处的地下据点，收音机将在一周内通过不同渠道送到爪哇岛各地的秘密联络点，印刷品则会由信得过的妇女、学生和商人，藏在菜篮、书包和货箱底部，运往苏门答腊的棉兰、巨港，苏拉威西的望加锡，乃至遥远的巴厘岛。
接下来的几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夜色中，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在泗水郊外一处橡胶工人的棚户区，深夜时分，简陋的竹棚里挤着二十几个男人。他们都是附近荷兰人经营的“东印度橡胶公司”种植园的工人，白天在烈日下割胶，晚上本该累得倒头就睡，但今夜却都睁着眼睛，围在一台用旧衣服包裹着的收音机旁。
收音机的音量调得很低，几乎贴近才能听见。一个略带沙哑的男声正在用爪哇语播报：
“……荷兰东印度公司时代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但我们的土地上，殖民者的剥削从未停止。他们用枪炮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用法律夺走了我们的尊严，用所谓‘文明’的谎言蒙蔽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父辈在强迫种植制度下累死，我们在橡胶园和锡矿里流干血汗，而换来的，不过是勉强果腹的糙米和随时可能降临的鞭打……”
工人们屏息听着。播报的内容他们太熟悉了，每一句都戳在心上最痛的地方。
“但是，兄弟们，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在缅甸，在暹罗，和我们一样肤色、一样命运的人们已经站了起来。他们赶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孩子们可以上学，工人有了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
收音机里的声音突然停顿了几秒，然后变得更加激昂：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马来亚，在新加坡，华人兄弟们已经点燃了反抗的火炬。英国人的刺刀没能让他们屈服，监狱和绞刑架只能让火焰燃烧得更旺。我们爪哇人、巽他人、马都拉人、巴厘人，我们东印度群岛的所有儿女，为什么要继续做荷兰人的奴隶？”
播报最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何在不被监工发现的情况下怠工，如何记录荷兰管理人员的暴行，如何秘密组织互助会，以及一个用于联络的暗号和地址——那其实是泗水一家华人中药铺的后门，那里有人专门负责接收工人们的诉求和情报。
收音机关闭后，工人们久久没有散去。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工人喃喃道：“他们说的……是真的吗？缅甸人真的赶走了英国人？”
“我表哥在槟城做苦力，上个月托人带信回来，说新加坡那边闹得厉害。”一个中年工人低声说，“华人商会都站出来要英国人放人，英国兵开枪打死了几十个，结果闹得更大。最后英国人不得不答应成立什么‘咨询委员会’，让华人也有说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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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说话有什么用？”另一个年轻工人握紧拳头，“荷兰人从来不听我们说话。我父亲当年在日惹的糖厂做工，因为要求发拖欠的工钱，被荷兰经理叫警察活活打死。我母亲去告状，反被说成是‘煽动闹事’，关了三个月。”
苏罗托悄悄出现在竹棚门口，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低声道：“光是说话当然没用。但如果十万人、一百万人一起说话呢？如果所有种植园、所有矿场、所有港口的工人都停止工作呢？荷兰人还能把我们全都抓起来、全都打死吗？”
他看着一双双在昏黄油灯下闪烁的眼睛：“收音机里说得对，我们要组织起来。从最小的事情开始——这个种植园有三百工人，我们可以先秘密选出十个代表，每个人联系三十个信得过的兄弟。下次监工再无故打人，我们就一起去找经理抗议。如果他不理会，我们就慢点干活，让今天的橡胶产量少三成。如果他还不在乎，我们就让产量少一半。”
“可是……他们会开除我们的。”有人担心道。
“开除？”苏罗托冷笑，“现在是橡胶收割季，他们去哪里一下子找三百个熟练工人？就算找到了，新工人不也要时间学？耽误了船期，损失的是他们自己。荷兰人最看重的是利润，只要让他们疼了，他们就会坐下来谈。”
类似的场景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各处悄悄上演。在日惹的烟草加工厂，在巨港的锡矿，在望加锡的港口，在巴厘岛的手工作坊，那些用油布包裹的印刷品在暗中传阅。上面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简单的图画和朴素的文字：一幅漫画画着骨瘦如柴的爪哇农民跪在地上，将最后一粒米交给肥头大耳的荷兰官员；另一幅画着工人团结起来，手挽手面对持枪的警察；还有一幅画着一个想象中的未来：孩子们在干净的学校里读书，工人们领到足额的工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丰收。
荷兰殖民当局并非毫无察觉。
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总督府内，总督德·扬格爵士正在大发雷霆。他是个六十岁的老派殖民官僚，在荷属东印度服务了三十五年，坚信白人的优越性和殖民统治的“文明使命”。但最近几个月，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安。
“短短六周，爪哇岛已经发生了十七起罢工，苏门答腊的亚齐游击队袭击了四次警察哨所，苏拉威西有六个镇的土着官员联名上书要求减免赋税！”将一叠报告狠狠摔在红木办公桌上，“更可恶的是，到处都在流传这些污蔑政府、煽动叛乱的印刷品！警察是干什么吃的？情报部门每年花那么多钱，就查不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
“那就加大力度！”咆哮道，“增派警力，增加密探的预算。凡是涉嫌传播叛乱材料的，一律逮捕。煽动罢工的，关进监狱。参与袭击的，直接绞死！我要让这些土着知道，谁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可是……”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
“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而且……镇压得太厉害，恐怕会适得其反。上次在茉莉芬抓了罢工的人，结果那个种植园现在完全停摆，两百工人宁可挨饿也不回去干活。荷兰经理不得不从其他地方调工人，但新来的工人干了两天也跑了，说那里‘不吉利’。”
“还有，”压低声音，“情报显示，这些叛乱活动的背后，可能有外部势力支持。印刷品的纸张和油墨不是本地生产的，有些收音机是欧洲最新型号，普通土着根本买不起。我们怀疑……可能与北边的南方军委有关。”
“有确凿证据吗？”沉声问道。
“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追踪到一些资金流动的线索，有几笔可疑的汇款从暹罗的银行转到泗水和棉兰的华人商号，然后这些商号就开始大量购买药品、布匹和食品——不是用来做生意，而是免费分发给罢工工人和贫困家庭。”
“继续调查，我要确凿证据。”最终说道，“同时，适当调整策略。对那些温和的、愿意对话的土着领袖，可以给些甜头——比如允许他们成立‘文化协会’或者‘慈善基金会’，给他们一点虚名，满足他们的虚荣心。我们要分化他们，不能让所有反对者团结在一起。”
“是，总督阁下。”
就在荷属东印度暗流涌动的同时，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交趾支那，湄公河三角洲，十月的一个雨夜。
雨水如注，将西贡郊外的橡胶种植园笼罩在一片白茫茫的水幕中。在一间简陋的工棚里，几个身影围着一盏昏暗的油灯。雨水从茅草屋顶漏下，滴在泥地上，发出单调的声响。
“这是北边同志传来的最新指示。”说话的是个三十岁左右的越南人，名叫阮文涛，他是印度支那共产党在西贡地区的地下联络员。他手中拿着一份用油纸仔细包裹的文件，纸张已经被雨水浸湿边缘，但字迹还清晰可辨。
围坐的几人都是当地党组织的骨干，有橡胶工人、小学教师，还有一位是附近村庄的农民代表。
阮文涛压低声音念道：“……当前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工农群众，揭露法国殖民者和封建地主的剥削，组织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采取隐蔽、分散、灵活的方式，避免过早暴露……”
“又是‘经济斗争’。”一个满脸风霜的橡胶工人嘟囔道，“我们已经组织了三次要求提高计件工资的请愿，法国工头每次都答应‘向上反映’，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上次我们还被警察抓走了三个人，在监狱里关了两个月才放出来。”
“北边的同志说得对，我们不能急躁。”阮文涛平静地说，“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有二十万军队，还有外籍兵团和本地伪军。如果我们现在就发动武装起义，无异于以卵击石。我们要学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地削弱他们。”
他展开文件的第二页：“这次北边转来了一些经验，是南方军委在缅甸和暹罗组织群众运动的做法。比如，他们建议我们可以组织‘互助会’，表面上是工人之间互相借钱应急、帮忙照看生病家人，实际上可以成为我们联系群众的纽带。还有，可以在合法的外衣下开展工作——比如成立‘读书会’，名义上是学习法文和越南文，实际上传播进步思想；或者组织‘体育协会’，通过足球、武术等活动团结年轻人。”
“这些都需要钱。”小学教师插话道，“租场地、买书、印材料，都要钱。我们大多数同志连饭都吃不饱。”
阮文涛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叠法属印度支那皮阿斯特纸币，还有少量美元。
“北边的同志支援了我们一些经费。”他说，“虽然不多，但能解决燃眉之急。另外，他们还转来了一些南方军委提供的建议，关于如何在不引起殖民当局注意的情况下筹集资金——比如组织工人合作社，集体购买米粮，避开中间商剥削；或者在农民中推广高产稻种，增加收成后抽取少量作为组织经费。”
油灯的火苗在众人脸上跳动，映出一双双沉思的眼睛。外面的雨声渐渐小了，远处传来法国种植园主宅邸的留声机音乐，那是巴黎最新的流行歌曲，与工棚里的贫困和压抑形成刺眼的对比。
“还有一件事。”阮文涛的声音更低了，“北边的同志说，南方军委那边通过中间人表达了意愿，愿意在反法殖民的斗争中与我们‘保持某种程度的默契’。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如何建立地下交通线、如何应对警察搜查的技术指导，必要时候，还可以提供少量资金援助。”
“南方军委？”农民代表皱起眉头，“那不是李幼邻的势力吗？他们在中国东北跟日本人打，在缅甸跟英国人打，现在又把手伸到我们这里。他们安的什么心？”
这个问题让工棚里陷入短暂的沉默。印度支那共产党与南方军委在意识形态上确实存在差异——前者信奉马列主义，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更倾向于民族主义和渐进改革。更重要的是，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外部势力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被中国人统治过，被法国人殖民，深知“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道理。
阮文涛斟酌着词句：“北边的同志分析过，南方军委的主要目标是驱逐西方殖民者，建立以华人为主导的南洋联邦。这与我们驱逐法国殖民者、实现越南独立的现阶段目标有重合之处。胡志明同志指示，我们可以与他们保持接触，接受一些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但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成为任何外部势力的附庸。”
“那如果将来赶走了法国人，他们想要插手越南的事务呢？”橡胶工人追问。
“那就到那时再说。”阮文涛的眼神变得锐利，“先集中力量对付眼前的敌人。法国人是我们最大的敌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于将来……越南的命运，终究要由越南人民自己决定。”
谈话一直持续到后半夜。阮文涛详细传达了北边的指示，讨论了在西贡、堤岸地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在橡胶工人中发展五个新的秘密小组，在码头工人中建立互助会，在华人聚居区通过可靠的华人同志建立联络点，收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人在印度支那活动的情报……
黎明前，众人悄然散去，消失在蒙蒙细雨中。阮文涛最后一个离开，他将文件塞进竹筒，藏在工棚的茅草屋顶下，然后披上蓑衣，走进渐渐亮起的天光里。远处的西贡城渐渐苏醒，法国殖民者的汽车喇叭声、教堂的钟声、早市小贩的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构成这座殖民城市寻常的一天。但阮文涛知道，在这寻常的表象之下，不寻常的事情正在发生。
与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相比，英属北婆罗洲的局势要平静得多，但这平静之下，暗流已然开始涌动。
北婆罗洲（今马来西亚沙巴州、砂拉越州和文莱）地广人稀，英国殖民统治相对松散，主要依靠少数官员和本地土王合作治理。这里的财富主要来自石油和橡胶，英美荷的石油公司在此设有大型开采设施，吸引了不少西方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也带来了许多谋生的华工。
山打根，北婆罗洲的主要港口城市，十月的一个傍晚。
在华人区一家名为“广昌号”的杂货铺后院，店主陈广昌正在接待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五十来岁，穿着考究的丝绸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是富商，但实际上，他是南方军委“南洋情报局”派往北婆罗洲的秘密联络员，化名“林先生”。
“新加坡的事情，你们这边有什么反应？”林先生抿了一口茶，看似随意地问道。
陈广昌四十五岁，在北婆罗洲经营了二十多年生意，从一个小摊贩做到如今拥有三家店铺的商人，在当地华人中小有名望。他压低声音：“英国人的反应很快。新加坡暴动后不到一周，山打根的警察就加强了对华人社团的监视。我们中华总商会开会，都有便衣在门口转悠。几个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批评殖民政府文章的记者，家里都被搜查过。”
“你们害怕了？”林先生抬眼看他。
“怕？”陈广昌苦笑，“说不怕是假的。我在这里有家业，有老婆孩子。但林先生，你是从北边来的，你知道我们华人在南洋过的是什么日子。英国人说我们‘低等民族’，税收比白人高，孩子不能进英文学校，连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一坐，如果来了白人，我们都得站起来让座。”
他顿了顿，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激动：“新加坡的兄弟们敢站出来，我佩服他们。我们北婆罗洲的华人虽然少，虽然分散，但也不是孬种。上个月，诗巫的橡胶园克扣华工工资，我们商会凑钱请了律师，把园主告上了法庭。虽然最后只讨回了一半工钱，但至少让英国人知道，我们华人不是任人宰割的牛羊。”
林先生点点头，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取出一个小铁盒，推给陈广昌。
陈广昌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叠英镑和美元钞票，还有几张写满字的信纸。
“这是‘家里’的一点心意，资助你们在这里开展活动。”林先生缓缓说道，“钱不多，但要用在刀刃上。一是继续支持华工的权益斗争，请律师、打官司，让英国人看到华人的团结和力量。二是在华人学校中，增加中华历史和文化课程，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三是……”他压低声音，“设法与当地的达雅克人、马来人建立联系。”
陈广昌一愣：“和土着联系？林先生，这……我们华人在这里，跟土着的关系一直很微妙。英国人搞分而治之，挑拨华人和土着的关系，说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和土地。很多土着确实对我们有敌意。”
“所以才要做工作。”林先生意味深长地说，“英国人最怕的就是华人和土着联合起来。你要想办法让土着明白，压迫他们的不是华人，而是英国殖民者。华工和土着劳工一样被剥削，华商和土着小贩一样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他指着铁盒里的信纸：“这是一些简单的宣传材料，有马来文版本。不要直接发，可以通过可靠的土着中间人，比如那些受过教育、对殖民统治不满的教师、小头人。先建立私人友谊，慢慢影响他们。”
陈广昌仔细看着那些材料，上面用简单的马来文写着：“英国公司拿走我们的石油，只给我们微薄的工钱”“为什么白人的医院不给我们看病？”“我们的土地被抢走，变成了橡胶园和油田”……
“我试试。”陈广昌最终说道，“但这事急不得，得慢慢来。”
“就是要慢慢来。”林先生站起身，“‘家里’的指示很明确：在北婆罗洲，当前阶段不是搞武装斗争，而是埋种子。把种子埋下去，浇水，施肥，等时机成熟，自然会发芽。新加坡的火已经烧起来了，这火会蔓延到整个南洋。到时候，北婆罗洲也不能置身事外。”
临走前，林先生又嘱咐道：“还有，注意日本人的动向。我得到消息，日本商社最近在北婆罗洲活动频繁，到处收购土地、勘探资源，还拉拢一些土王。日本人野心不小，要警惕。”
陈广昌郑重地点头。送走林先生后，他回到店铺前堂，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包头巾的马来人、穿纱笼的达雅克人、长衫马褂的华人，还有偶尔走过的白人官员和商人。这座看似平静的殖民城市，正在酝酿着不平静的未来。
就在南洋各地暗流涌动之际，东京的海军军令部办公室里，一场关于南洋战略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
“南方军委的势力扩张太快了！”说话的是海军大佐中村义雄，南进派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在缅甸站稳了脚跟，控制了暹罗，现在又把手伸进了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如果我们再不采取行动，整个南洋就要被他们吞下去了！”
坐在主位的是军令部次长岛田繁太郎中将，他面无表情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中村君，冷静。”一个稍显年长的海军中将开口，“南方军委确实是个新兴势力，但他们目前的主要敌人是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敌人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朋友，但至少可以是暂时的盟友。”
“盟友？”中村义雄冷笑，“小野中将，您太天真了。李幼邻是什么人？他从中国东北起家，吞并朝鲜，横扫缅甸暹罗，每一步都算计得清清楚楚。这样的人，会甘心与我们分享南洋？他只是在利用我们牵制英美，等他把西方殖民者赶走，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
会议室里陷入短暂的沉默。所有人都知道中村的话有道理，但问题在于，日本现在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南洋丰富的石油、橡胶、锡矿资源对日本至关重要，尤其是石油，本土几乎不产，完全依赖进口；另一方面，直接与西方列强开战，军事风险太大，而让南方军委坐大，将来可能养虎为患。
岛田繁太郎终于开口：“军部已经做出决定，通过秘密渠道，再次向南方军委提出合作建议。这次，我们可以做出更大让步。”
他示意参谋打开地图：“我们愿意承认南方军委在缅甸、暹罗以及未来在马来亚的利益，甚至可以提供军事技术和装备的支持。作为交换，我们希望他们承诺，在帝国获取荷属东印度资源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甚至可以协调行动，共同对英法荷施加压力。”
“他们会答应吗？”有人怀疑道。
“李幼邻是聪明人。”岛田繁太郎缓缓说道，“他应该明白，以南方军委目前的实力，同时对付英国、法国、荷兰已经捉襟见肘，如果再与我们为敌，将是灾难性的。合作，对他有利。至少暂时有利。”
“那如果他还是拒绝呢？”中村义雄追问。
岛田繁太郎的眼神冷了下来：“那就让他明白，帝国海军不是摆设。我们在台湾、在海南岛的基地，我们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随时可以南下。南洋的蛋糕，帝国必须分到最大的一块。”
会议结束后，一封加密电报从东京发出，通过数个中转站，最终传到南方军委设在仰光的总部。
仰光，南方军委总部，十一月上旬。
李幼邻的办公室简朴而肃穆，墙上挂着大幅南洋地图，红蓝铅笔标注着各方势力范围。窗外是仰光河，货船和舢板在河面上往来穿梭，一片繁忙景象。但在这平静的表象下，一场围绕南洋未来的战略博弈正在紧张进行。
冯庸将东京的来电译文放在李幼邻的办公桌上：“倭寇又提合作了，这次条件更具体，也更具诱惑性。”
李幼邻拿起电报，仔细阅读。良久，他放下电报，走到地图前，目光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区域停留。
“倭寇越来越急了。”他缓缓说道，“他们看准了英法荷的虚弱，想火中取栗，又怕我们挡了他们的路，或者摘了他们的桃子。”
“总指挥，我们如何回复？”冯庸问道，“荷属东印度资源丰富，尤其是石油，对我们未来的工业化至关重要。如果让倭寇占了去……”
“当然不能给倭寇。”李幼邻的手指在地图上敲了敲，“但眼下，我们也没有力量去和倭寇争夺荷属东印度。倭寇海军世界第三，陆军也有百万之众，我们刚整合缅甸暹罗，根基未稳，两线作战是兵家大忌。”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拿起红蓝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几个关键词：拖延、模糊、周旋。
“给倭寇回复，措辞要‘热情’，但内容要‘模糊’。”李幼邻指示道，“就说我们高度赞赏倭寇‘驱逐西方殖民势力、解放亚洲’的‘崇高目标’——反正他们喜欢听这个。强调我们双方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上立场一致，有广泛的合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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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庸迅速记录。
“关于荷属东印度，就说我们认为其未来应由当地人民自决，任何外部势力不应强加意志。对于倭寇在该地区的‘经济活动’，只要不损害当地人民利益和南洋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原则上不持异议。”
“这……是不是太让步了？”冯庸迟疑道。
李幼邻笑了：“这是外交辞令，听着好听，实际上什么都没答应。‘当地人民自决’——倭寇会听当地人的吗？‘不损害和平稳定’——怎么定义损害？谁来判断？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模糊性，让倭寇觉得有希望，但又抓不住任何把柄。”
他放下笔，神色严肃起来：“切记，不要有任何书面承诺，不要涉及任何军事合作的具体内容。口头传达，不留痕迹。我们要拖住倭寇，让他们暂时不对我们动手，同时又要让他们心存幻想，不会过早地在南洋与我们直接冲突。”
“那我们在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冯庸问。
“要加强，但要更隐蔽。”李幼邻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河面，“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向可靠的当地组织提供资金、宣传和技术支持。重点是帮助他们建立更有效的地下网络，在工人、农民和学生中发展力量。但武装斗争目前不宜作为主要形式，以免给殖民当局大规模镇压的口实，也避免过早暴露我们的深度介入。”
他转过身，目光锐利：“告诉‘家里’在各地的负责人，现阶段，耐心比勇气更重要。我们要像水一样渗透，无孔不入，却又无形无迹。等西方殖民者的统治被侵蚀得千疮百孔时，轻轻一推，整座大厦就会倒塌。”
“那英国人搞的‘咨询委员会’呢？新加坡那边问，我们的人要不要参加？”
“参加，当然要参加。”李幼邻冷笑，“不但要参加，还要让我们的同志以‘温和派’、‘社群代表’的身份积极活动。在委员会里，要提出殖民当局无法接受的要求：立法平等、教育平等、废除歧视性法律、华人有权担任高级公职……如果英国人拒绝，就揭露他们的虚伪；如果英国人被迫做出一点点让步，我们就利用这点空间，争取更多权益，把‘咨询委员会’变成我们的讲坛和战场。”
他走回地图前，手指划过新加坡、马来亚、荷属东印度、法属印度支那：“同时，地下的袭扰和经济破坏不能停。让英国人的铁路三天两头出故障，让荷兰人的种植园病虫害‘意外’爆发，让法国人的仓库‘不小心’失火。要让殖民者始终觉得痛，但又抓不住我们的主力，找不到全面镇压的理由。”
冯庸迅速记下所有指示，抬头问道：“总指挥，这样多线作战，我们的资源撑得住吗？”
李幼邻沉默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南方军委虽然控制了缅甸和暹罗，但这两地本身经济基础薄弱，又要重建、要发展、要备战，财政并不宽裕。支持南洋各地的地下运动，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且短期内看不到回报。
“撑不住也要撑。”李幼邻最终说道，“这是一场关乎南洋未来的战争，不是用枪炮打的战争，而是用思想、用组织、用耐心打的战争。我们现在投入的每一分钱，派出的每一个人，撒下的每一颗种子，将来都会开花结果。告诉后勤部门，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优先保障南洋行动的经费。另外……”
他顿了顿：“加紧与美利坚那边的谈判。我们需要贷款，需要机器设备，需要技术和专家。告诉美利坚人，一个稳定的、对美利坚友好的南洋，符合他们的商业利益。如果他们不想让倭寇独占南洋，最好现在就开始投资。”
华盛顿，白宫，十一月下旬。
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看着中情局和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南洋局势的长篇报告。窗外是深秋的华盛顿，银杏树叶金黄，但总统的心情却并不轻松。
“李幼邻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罗斯福对围坐在办公室里的幕僚们说道，“他想把整个南洋从西方手中夺走，但用的不是倭寇人的军舰，而是思想、金钱和代理人。倭寇人想用刀叉直接分肉，而李幼邻想重新安排餐桌，甚至换掉主人。”
幕僚们静静地听着。这些天，关于南洋局势的讨论已经成为白宫和国务院的日常议题。
“总统先生，我们是否应该调整政策？”国务卿赫尔开口道，“更明确地支持英法荷，甚至与倭寇有限度地合作，遏制南方军委的扩张？”
罗斯福摇摇头：“更明确地支持英法荷？国会和民众不会同意为维持旧殖民体系而卷入远东战争。与倭寇合作？那无异于饮鸩止渴。倭寇的野心比李幼邻更直接、更具军事侵略性，而且是我们的长期威胁。”
他操纵轮椅来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扫过太平洋和东南亚：“我们的核心利益是菲律宾、关岛、夏威夷，以及太平洋航线的安全。只要南方军委不直接威胁这些，他与英法荷的斗争，客观上会消耗他们的力量，也许……对我们并非完全不利。”
“但李幼邻的最终目标显然是建立一个由他主导的南洋联邦。”海军部长斯旺森担忧道，“如果让他成功，美利坚在远东的影响力将被严重削弱。我们在菲律宾的统治也可能受到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罗斯福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让南洋的各方势力相互牵制。支持英法荷抵抗李幼邻的渗透，但又不让他们完全镇压下去；与李幼邻保持对话，给他一些经济甜头，让他不要完全倒向倭寇；对倭寇，继续施加外交压力，拖延他们的海军扩张计划。”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具体来说，继续加强菲律宾的防御，增派一些军舰和飞机，但不要大张旗鼓。与李幼邻的‘对话’要继续，通过外交渠道让他明白我们的‘红线’——不能攻击菲律宾，不能威胁太平洋航线。对英法荷，提供情报共享和有限的非军事援助，鼓励他们进行‘改革’以稳定局势，但明确表示美利坚不会为殖民战争出兵。”
“那如果倭寇和南方军委真的联手呢？”有人问道。
罗斯福笑了，那是一种老练政治家的微笑：“他们联手的可能性很小。李幼邻不是傻瓜，他知道倭寇的最终目标是吞并整个南洋，不会容忍他的南方军委存在。倭寇也清楚，李幼邻是个民族主义者，不会甘心做任何人的附庸。他们现在互相试探、互相利用，但迟早会翻脸。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让他们相互消耗，为美利坚争取时间。”
他看向窗外，金黄的银杏叶在秋风中飘落：“时间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工业实力是倭寇的五倍，是南方军委的二十倍。只要再过几年，等我们的海军扩建计划完成，等我们的经济完全从大萧条中恢复，届时，无论南洋的局势如何变化，美利坚都有足够的实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幕僚们纷纷点头。罗斯福的战略清晰而精明：不在此时介入南洋的混战，而是隔岸观火，但手握消防栓，随时准备在火势失控时介入。这是一种基于实力的自信，也是一种老谋深算的等待。
就在华盛顿做出隔岸观火的决定时，海牙和巴黎的殖民部办公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在东印度的驻军只有三万八千人，要控制六千万人口，分散在三千多个岛屿上……”林登对同僚们苦笑，“这就像试图用一张破网捞起整个大海。”
“必须增兵。”陆军大臣坚持道，“至少要再派两个师，否则局势会失控。”
“钱从哪里来？”财政大臣反问，“今年的预算已经赤字了。如果要增兵，要么加税，要么削减社会福利。议会会通过吗？民众会答应吗？”
“难道眼睁睁看着东印度丢掉吗？”殖民地事务委员会主席激动地拍桌子，“那是王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没有东印度的橡胶、锡、石油，荷兰的经济会崩溃！”
会议室里吵成一团。有人主张强硬镇压，有人呼吁政治改革，有人建议寻求国际干预。而在所有喧嚣之下，一个之前无人敢公开提出的念头，正在一些官员心中悄然滋生：是否应该与南方军委进行某种形式的“接触”？哪怕只是试探性的，以换取其停止对东印度反叛力量的支持？
同样的问题也在巴黎的殖民部会议上被私下讨论。法属印度支那的局势虽然不如荷属东印度紧张，但地下共产党的活动明显增加，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都有那个神秘的南方军委的影子。
“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中间人，与李幼邻的代表谈一谈？”一位资深外交官小心翼翼地说道，“至少弄清楚他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他只是想要经济利益，我们可以做出一些让步，比如在贸易上给予优惠，允许南方军委的商人在印度支那经营……”
“这是绥靖！是投降！”一位老将军怒吼道，“法兰西的荣誉不允许我们与叛乱分子谈判！”
“荣誉不能当饭吃。”外交官冷冷回应，“将军，您知道在印度支那维持二十万军队每年要花多少钱吗？您知道如果印度支那的橡胶和煤炭供应中断，法国的工业会受多大影响吗？现实一点吧，如果我们能用一些经济让步换取印度支那的稳定，为什么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