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卡尔登酒店顶层套房，一月上旬的某个午后。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厚实的波斯地毯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条纹。这里是英国军情六处远东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对外登记为“远东贸易公司”，室内陈设着仿明清瓷器、红木家具和几幅描绘英伦乡村风景的油画，一切都刻意营造出一种富商寓所的闲适氛围。然而，此刻空气中弥漫的，却是浓烈的雪茄烟味和压抑的焦虑。
“废物！一群废物！”卡文迪什终于停下脚步，压低声音咒骂道，仿佛怕被墙壁本身偷听。他保养得宜的手中捏着一份薄薄的、边缘已被他手指揉出皱褶的电报纸，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出的、经过破译的密电片段。内容显示“南洋解放阵线”位于新加坡芽笼区的一个重要地下印刷所，原计划印刷一批新的宣传手册和内部通信，将在四十八小时内紧急转移。而他们安插在该组织内部、代号“裁缝”的内线，在冒险传出这条消息后，已超过预定联络时间二十小时毫无音讯——这意味着他极可能已经暴露，甚至已被无声地处理掉了。
“我们在‘南洋解放阵线’内部安插的人，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两年时间，级别最高的也只勉强接触到中层干部，接触到的无非是行动指令的片段、宣传品的分发路线，都是些枝叶！”卡文迪什的声音带着一种挫败的尖锐，他走到贴着暗纹壁纸的墙边，那里挂着一块巨大的软木板，上面用图钉和细线固定着无数照片、剪报和手写卡片，构成一张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网。正中央是几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李幼邻，眼神沉静锐利；李维汉，斯文面容下透着坚毅；披汶·颂堪，表情则显得复杂难明。周围则围绕着更多模糊不清的面孔，以及用红色墨水写下的各种代号：“海鹰”、“夜枭”、“信天翁”、“珊瑚礁”、“季风”……每个代号旁都打着一个或多个刺目的红色问号。
“他们的核心领导层，像‘海鹰’这些人，我们连影子都摸不到！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华人、缅人还是其他人？一无所知！还有他们与仰光的联络方式，那些该死的短波电台信号像泥鳅一样滑溜，我们的测向车每次刚刚锁定大致区域，信号就消失了。他们的资金流向，利用那些盘根错节的华侨商号和地下钱庄网络，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却又难以追踪源头和终点。武器来源更是迷雾重重，除了零星发现的一些自制的简陋爆炸物和老旧步枪，他们那些更精良的装备从何而来？”卡文迪什的手指重重地点在“海鹰”的代号上，几乎要将那卡片戳穿。
他的副手，年轻的哈里斯，一个有着淡金色头发和雀斑的剑桥毕业生，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手里捧着一个打开的皮质文件夹。他感受到上司罕见的失态，低声建议道：“长官，美国人那边……我们在马尼拉的联络官透露，他们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岛抓到了几个试图在本地华人中发展组织的可疑分子，经过初步审讯，怀疑可能与‘南洋解放阵线’的外围组织有关，正在深挖。也许我们可以……”
“美国人？”卡文迪什猛地转过身，发出一声短促而冰冷的嗤笑，打断了下属的话。他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摇晃。“哈里斯，你还是太年轻。美国人只关心他们的菲律宾是否安全无虞，巴不得我们、法国人、荷兰人都在南洋的泥潭里和这些反抗组织斗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好让他们在太平洋坐收渔利，进一步挤压我们的空间。共享情报？”他抿了一口酒，辛辣的液体似乎让他稍微平静了些，但语气中的讥讽更浓，“他们给我们的，永远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无关痛痒的边角料，或者是一些真假难辨、需要我们去耗费精力核实的东西。至于法国人和荷兰人……”他摇了摇头，走到窗边，望着远处总督府模糊的轮廓，“范德林登那个可怜虫，他的部门恐怕连像样的无线电侦听设备都配不齐，巴达维亚就像个漏勺。勒克莱尔倒是个狠角色，可他在西贡的那套阿尔及利亚式的残酷镇压，除了制造更多的仇恨和烈士，逼得更多越南人倒向越盟或者南方军委，我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指望他们？不如指望海峡对岸的苏门答腊老虎突然都改吃素了。”
他放下酒杯，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那是猎人发现难以追踪的猎物时特有的眼神。“常规的渗透、收买、跟踪、突击审讯，对付那些组织结构松散、唯利是图的普通犯罪团伙或许有效。但我们的对手不一样，”他指着墙上的关系图，“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是单纯的暴徒。他们有严密的、甚至可能是垂直领导的细胞结构，有我们尚未完全掌握的先进通讯手段，有依托华人社群和跨境贸易的复杂资金网络，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意识形态凝聚力。金钱、美色、威胁，对这些核心成员的效果微乎其微。我们抓到的，要么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要么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小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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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感到一阵寒意。他加入i6远东站不过三年，此前处理的更多是商业情报和针对日本人的有限侦察，像“南洋解放阵线”这样神秘、坚韧且难以捉摸的对手，他前所未遇。“那……我们该如何应对，长官？”
卡文迪什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一个上锁的抽屉，取出一份封面印着“绝密·鼹鼠”字样的蓝色文件夹。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击着，仿佛在下一个重大的决心。“启动‘鼹鼠’计划。这是我们去年就草拟、但一直犹豫是否实施的长期潜伏方案。”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寥寥数页的纲领性文件和一些候选人的基本资料。“挑选绝对可靠、背景干净得像一张白纸的华人或欧亚混血儿——最好是父母双亡、社会关系简单、对现有秩序有不满但未表露的年轻人。在锡兰或者澳大利亚的秘密基地，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不仅是间谍技巧、无线电操作、密码、格斗、跟踪与反跟踪，还要深入学习他们的理论、口号、组织方式，甚至要能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然后，我们会为他们精心制造全新的、经得起最严格审查的身份和经历，设法让他们‘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出现在那些反抗组织活跃的地区，通过参加游行、被捕入狱（我们会安排）、接触同情者等途径，设法让他们被吸收，甚至主动‘投奔’。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长期潜伏、像真正的钉子一样楔入他们内部，最终接触到核心决策圈或关键渠道的‘鼹鼠’。这需要时间，可能三年，可能五年，甚至更久，但这是挖出他们根子的唯一办法。”
他合上文件夹，眼中闪过一丝近乎冷酷的决心：“同时，我会向伦敦申请，增调最新的无线电侦测和定位设备，特别是移动测向车和更强大的固定监听站。我不信他们的电台能永远像幽灵一样不留痕迹。经济层面，我们要联合海峡殖民地政府和各大银行，追查所有可疑的、非正常的资金流动，特别是那些与已知的同情者或边缘组织有关的华侨商号账户，一旦有确凿证据，立即冻结。要打击他们，就必须打击他们的财政基础，让他们缺血。政治层面，继续向暹罗、缅甸等周边政府施压，切断他们可能的陆路通道和外交掩护。哈里斯，这场战争，已经不再仅仅是在街头和丛林里了。它更多地发生在电波里、账本上和人心的暗处。我们必须适应，而且要比他们更聪明、更有耐心。”
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总督府那栋沉闷的殖民风格建筑深处，情报处的办公室弥漫着陈年文件、劣质雪茄和焦虑汗水混合的怪异气味。一月中的热带午后，窗外的阳光白得刺眼，但室内却因为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的转动而显得闷热粘腻。
处长范德林登，一个身材已经开始发福、头顶微秃、脸色常年因肝火过旺而泛红的中年男人，正对着几名下属咆哮，他面前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地发来的令人沮丧的报告。“监控？你们管这叫监控？”他抓起一份来自苏门答腊的报告摔在桌上，“南方军委的宣传册在棉兰的码头工人宿舍里像报纸一样公开流传！而我们的线人告诉我们，那些负责散发的人就像地里的老鼠，一有动静就钻得无影无踪！还有那些秘密电台信号，今天在爪哇，明天可能就到了苏拉威西，我们的设备只能大概知道信号来自某个群岛方向，具体是哪个岛？哪个镇？天知道！”
一名下属抹了抹额头的汗，嗫嚅道：“处长，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预算也被削减了。每个探员要负责的区域太大，本地辅助警察……很多不可靠，甚至暗中向那些反抗者通风报信。我们抓到的，大多确实是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散发传单的学生、在种植园里鼓动罢工的低级组织者。那些真正的头目，那些制定策略、分配资金、联络外界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更麻烦的是……”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我们内部……警察局、甚至军队里，似乎也有同情者，或者被收买的人。有些行动，我们刚一部署，对方似乎就有所察觉。”
“叛徒！蛀虫！”范德林登一拳砸在桌子上，墨水瓶都跳了起来，“加强内部审查！立刻！对所有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员，重新进行背景调查，特别是那些本地出生的、有华人或土着血统的！他们的社交圈子、经济状况、平时的言论，都要查！宁可错疑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但他吼出这些话时，自己心里也充满了无力感。在这片殖民地上，种族间的隔阂与敌意如同流淌的岩浆，社会的普遍不满就像干燥的森林，忠诚对很多每月领着微薄薪水、还要面对白人上司歧视的本地雇员和下级警察来说，确实是奢侈品。高压能带来表面的服从，但无法换来真正的情报。
他喘着粗气，解开紧勒着脖子的领扣，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标注着无数红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地图前。星星点点的红色，代表着已发现的反抗活动或疑似南方军委影响的区域，从苏门答腊到爪哇，从加里曼丹到西里伯斯，几乎遍布主要岛屿，像一种正在扩散的皮肤病。“向海牙发加急电报，”他最终疲惫地说，声音低了下来，“不是例行报告，是求援！告诉他们，这里的情报战线濒临崩溃。我们需要钱，需要最新的密码破译专家——我们的密码员还在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方法对付这些现代密码！需要至少三台先进的、可以安装在汽车上的无线电侦测定位系统！还需要可靠的、受过反间谍训练的人！如果他们还想保住东印度，就不能再吝啬那几个盾了！”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和不甘，但还是补充道：“另外……尝试接触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情报站，他们在这一带根基比我们深。还有美国人在马尼拉的机构，他们似乎对南洋很‘感兴趣’。我们可以……可以拿出一些我们掌握的、关于本地民族主义团体之间关系的资料，或者部分不那么敏感的通信记录，作为交换，换取他们可能有的、关于南方军委在整个南洋情报网络架构、通讯规律或者资金渠道的情报。哪怕是碎片，也可能帮助我们拼出一些图案。记住，姿态放低一点，我们现在是求人。”
西贡，法国安全总局印度支那分局的地下审讯室里，空气浑浊得几乎能拧出水来。血腥味、尿臊味、汗臭味和恐惧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刺激着人的鼻腔。昏黄的电灯泡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摇晃，在斑驳的墙壁上投下扭曲晃动的影子。局长勒克莱尔，一个身材粗壮、脸颊上有一道醒目刀疤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老兵，穿着熨烫笔挺但袖口沾了些不明污渍的制服，抱着双臂，冷眼看着手下“工作”。他的眼神里没有兴奋，也没有厌恶，只有一种纯粹的、工具般的冷酷效率。
一个被剥去上衣、浑身伤痕的越南男子被绑在木椅上，头无力地垂着，只有偶尔抽搐的肢体显示他还活着。一名粗壮的法籍外籍军团士兵刚刚用包着橡胶的短棍“伺候”过他的肋部。
“说！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儿？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在哪里召开？”负责审讯的副官凑近那人耳边，用生硬的越南语吼道，唾沫星子喷在对方脸上。
回答的是一阵含糊的呻吟和几乎无法察觉的摇头。
勒克莱尔失去了耐心。他走上前，挥手让士兵退开，俯视着囚犯。“听着，猴子，”他的法语带着浓重的阿尔萨斯口音，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我知道你不怕死。很多像你这样的都不怕。但死亡有时候太便宜了。我知道你在堤岸有个相好的，是个混血姑娘，在纺织厂做工。我的人半小时前已经找到她了。她还有个生病的母亲，住在棚户区。”他满意地看到囚犯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惊恐和绝望。“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你和你的小情人，还有她那病怏怏的老娘，或许还能看到后天的太阳。否则，明天红河上会多几具无人认领的浮尸，而你的组织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我们会安排得很像那么回事。你死了，也是叛徒。”
心理防线的崩溃有时比肉体折磨更彻底。囚犯喉头发出咯咯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名字和地址。勒克莱尔面无表情地听完，对副官点了点头：“记录下来，交叉核实。如果是假的，他知道后果。”然后转身离开了这间令人窒息的地下室。
回到楼上相对整洁但同样气氛压抑的办公室，勒克莱尔用酒精湿巾用力擦着手，仿佛要擦掉那不存在的血腥气。几名下属正在等待指示。“局长，根据新口供，我们突击了三个地点，只抓到几个小喽啰，主要目标似乎又提前转移了。他们内部可能有预警机制，或者……我们的行动还是不够快。”
勒克莱尔将湿巾扔进废纸篓，走到窗前，看着西贡街头那些戴着斗笠、行色匆匆的越南人和趾高气扬的法国殖民者。这座城市表面上依然在他的控制下，但他能感觉到地下涌动的暗流。“审讯！继续加重审讯力度！凡是抓到的嫌疑分子，不管是不是小角色，都要深挖，撬开他们的嘴，找到他们的上线下线！扩大监控范围，华人聚集区、学校、商会、寺庙，还有那些挂着文化交流、慈善互助牌子的社团，一个都不要放过！增派便衣，拍照，跟踪，窃听！”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但是，局长，有些社团有背景，和总督府甚至巴黎的一些官员有联系，我们……”
“这里是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不是李幼邻的后花园，也不是巴黎那些沙龙老爷们可以指手画脚的地方！”勒克莱尔猛地转身，脸上的刀疤在肌肉牵动下显得更加狰狞，“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对于那些冥顽不灵、确定是核心分子的头目，如果法律程序太慢或者证据‘难以获取’，那就制造一些‘意外’。车祸、抢劫、溺水……让西贡的街头看起来不那么安全。记住，恐惧是最好的清洁剂。我们要清理的，是帝国的顽疾，手段不需要太讲究。”
然而，站在他身后的副官眼中却闪过一丝忧虑。他跟随勒克莱尔多年，深知这位上司的作风。严刑拷打或许能撬开一些嘴巴，但得到的口供真假难辨，可能浪费大量人力去核实虚假线索，甚至落入对方设置的陷阱。而“意外”失踪，或许能暂时清除一两个目标，但更可能激化矛盾，使得原本中立的华人社群更加恐惧和疏离，将更多人推向反抗者一边，还会招致国际舆论——特别是那些喜欢指手画脚的美国人——的指责。勒克莱尔的方法，更像是用滚烫的烙铁去烫一个已经发炎流脓的伤口，或许能暂时封住表面，内里的溃烂却在加剧，甚至可能引发致命的败血症。只是，在这个人人自危、追求“结果”的体系里，没有人敢当面提出质疑。
马尼拉，美国陆军情报部远东办公室所在的坚固混凝土建筑内，气氛则显得相对“有序”和“高效”。这里设备崭新，工作人员穿着整洁的军便服或西装，电话铃声和打字机的嗒嗒声规律地响着，空气中是咖啡和复印纸的味道。一月末，负责人布兰农上校正向远在华盛顿的麦克阿瑟将军进行每周一次的秘密电话汇报——线路是经过加密的。
“……是的，将军，我们在菲律宾的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成功地在几个主要的华侨社团中发展了眼线，有的甚至是社团的中层干事。上周，我们与菲律宾警方联合行动，在棉兰老岛和三宝颜分别截获了两批试图走私入境的武器，主要是老旧步枪和手枪，以及大量宣传印刷品。通过对被捕人员的审讯和逆向追踪，我们初步绘制了‘南洋解放阵线’在菲律宾及周边海域——包括北婆罗洲、苏禄群岛一带——的部分联络点和交通线示意图，虽然还不完整，但骨架已经初现。”
布兰农上校语气平稳，带着职业性的审慎：“根据现有情报分析，李幼邻的势力对菲律宾的渗透确实存在，但其主要目的，目前看来似乎是建立情报中转站、筹措资金（通过华侨捐款和秘密贸易）、以及进行意识形态宣传，试图影响本地华人，特别是中下阶层。他们尚未表现出在菲律宾本土策划大规模武装暴动或颠覆行动的明确迹象。我们认为，他们的战略重点，或者说当前的主要火力，仍然集中在英属马来亚、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这些欧洲殖民地上。我们在菲律宾的华人社群，总体而言，对美国的态度较为亲和，对现有秩序的接受度较高，特别是那些已经融入本地、经济地位稳固的家族。这是我们相比欧洲同行的显着优势。”
电话那头，麦克阿瑟将军的声音透过略微失真的线路传来，依然能听出那股特有的自信和深谋远虑：“布兰农，不要掉以轻心。李幼邻和他的同伙，不是普通的叛乱分子。他们有计划，有耐心，而且非常狡猾。他们对菲律宾的温和姿态，可能只是时机未到，或者是一种战略欺骗，让我们麻痹大意。继续加强监控，尤其是海上通道，那些往来于吕宋、香港、新加坡、婆罗洲之间的船只，很多都可能被利用。南方军委和南洋解放阵线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厘清，是上下级，还是协作同盟？这对判断他们的整体战略至关重要。”
将军停顿了一下，传来轻微的点烟斗的声音。“与英国、荷兰、甚至……法国人的情报部门，保持‘适当’的合作。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在各自地盘上的发现，哪怕是零碎的。但要记住，我们分享出去的，必须是我们认为可以分享、或者能够换取更有价值回报的东西。南洋是个大棋盘，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的棋子。另外，我已经向华盛顿建议，增加对我们海军和陆军密码破译部门的资源投入。李幼邻他们频繁使用无线电通讯，这就是他们的阿喀琉斯之踵。集中最优秀的数学家、语言学家，必须设法攻破他们的密码体系。一旦我们能读懂他们的秘密通信，就等于在他们的大脑里安装了窃听器。这才是赢得这场秘密战争，乃至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的关键。”
“是，将军。我们会加强信号截收和密码分析工作，并与海军情报办公室（oni）密切协调。”布兰农上校认真地记录着要点。
“还有，布兰农，”麦克阿瑟最后说道，“注意日本人的动向。他们的‘南进贸易株式会社’在南洋可活跃得很。我怀疑，他们对这场游戏的兴趣，可能比表现出来的还要大。保持关注。”
香港，繁华的中环德辅道旁，一栋不起眼的五层商厦里，“南进贸易株式会社”的招牌混杂在各种贸易行、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之中，毫不显眼。公司内部，职员们穿着朴素，忙碌地处理着纺织品、橡胶、锡矿等商品的进出口单据，电话铃声和算盘声不绝于耳，完全是一副正常贸易公司的景象。只有最顶层的两间办公室，守卫森严，窗户玻璃是特制的，从外面看不到里面。
负责人岩井英一，四十岁上下，身材瘦削，总是穿着合体的深色西装，戴着一副圆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看上去完全是一个精明而谨慎的日本商人。但此刻，在隔音良好的密室里，听着手下报告时，他镜片后的眼睛闪烁着冷静而锐利的光。
“我们在暹罗的工作比较顺利，通过贸易和‘文化合作’的渠道，与一些军方中层官员和宫廷贵族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几位在酒酣耳热时，透露了不少关于暹罗与缅甸边境管控、以及他们对南方军委既利用又警惕的复杂心态。在法属印度支那，我们通过台湾籍和琉球籍的‘侨民’，以及收买的越南籍低级官僚，初步建立了一个情报收集网，主要关注法国驻军的调动、防御工事以及越南本土反抗组织（特别是越盟）的活动。在荷属东印度，我们依靠日侨商社和部分被收买的土着首领，也能获得一些各岛屿的经济状况、民族情绪以及荷兰人镇压行动效果的信息。”
汇报的下属是一名海军中佐，穿着便服，但身姿笔挺。“但是，课长，”他语气转为凝重，“关于南方军委本身，我们获得的情报非常有限，且大多停留在表层。他们的核心领导层构成、决策机制、具体兵力部署、军工生产能力、以及与莫斯科或柏林方面的确切联系程度，我们都缺乏可靠的一手资料。我们尝试过收买靠近他们的一些缅族或华人外围人员，但效果不佳，要么得到的是假情报，要么很快失去联系，疑似被对方反间谍部门清除。他们的组织似乎有很强的纪律性和警惕性。”
岩井英一微微点头，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红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南方军委……李幼邻……”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他们是我们在南洋驱逐白人殖民势力潜在的盟友，但也必然是帝国未来南进道路上需要面对，甚至需要提前防范的对手。对他们的了解，不能停留在道听途说和政治宣言上，也不能仅仅依靠那些靠不住的双面线人。”
他站起身，走到墙边一张巨大的南洋及西太平洋海图前，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和细线标注着航线、港口、资源产地以及各国军事力量的大致分布。“我们需要更专业、更技术层面的情报。第一，他们的无线电通讯。他们频繁使用短波，信号特征如何？发报员的指法是否有规律可循？最重要的是，他们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密码？是简单的替换密码，还是更复杂的机械密码？我们的密码分析专家，必须集中精力在这个方向上。第二，他们的后勤和运输网络。武器、药品、机器设备，是如何运进去的？主要依赖哪些秘密港口、走私路线？陆路通过暹罗和缅甸边境的部分，具体如何操作？第三，他们的军事工业。仰光附近到底有多少隐藏的兵工厂？能生产什么级别的武器？技术水平如何？”
他转过身，看着下属：“通知我们在台湾高雄、海南岛三亚的无线电监听站，调整监测频率和天线方向，加强对仰光、曼谷、以及我们在南洋各潜伏电台汇报的可疑频率的持续截收和测向。不要只满足于记录电文，要分析通讯模式、发报时间规律、信号强度变化。另外，”他走到办公桌前，抽出一份文件，“以‘海洋科学研究’或‘渔业资源调查’的名义，向海军省申请，派出‘隼丸’、‘海鹤丸’这几艘改装过的侦察船。它们要装备最新式的远程监听设备和隐蔽的照相设备，活动范围……”他的手指在海图上划过，“暹罗湾、南海中部、菲律宾以西海域，甚至，”他的手指点在了安达曼海靠近缅甸海岸的地方，“可以‘意外’靠近缅甸、暹罗的海岸线一些。我们需要用更专业的‘眼睛’和‘耳朵’，去直接观察，去监听，而不是仅仅依赖那些可能为了赏金而编造故事的线人。帝国的南洋政策，需要基于最坚实、最精确的情报基础，而不是猜测和传闻。”
仰光，茵雅湖畔一片宁静的住宅区深处，一栋看似普通的缅式二层木楼地下，经过巧妙伪装的暗门后，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是南方军委“南风”组织的核心指挥中心之一。与地面上殖民城市常有的喧嚣和压抑不同，这里异常安静，只有低低的交谈声、电报键有规律的嗒嗒声、以及纸张翻动的沙沙声。墙壁和天花板都铺设了隔音和防侦听材料，通风系统独立而隐蔽。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机油味、纸张味和一种紧绷的专注感。
化名“夜枭”的组织负责人，是一个看不出具体年龄的男人，面容平凡，衣着普通，属于那种扔进人海立刻就会消失的类型。只有那双眼睛，在偶尔抬起看向下属或地图时，会流露出鹰隼般的锐利和洞察一切般的冷静。此刻，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桌子后面，就着台灯柔和的光线，仔细审阅着来自南洋各地情报站和安全部门汇总上来的厚厚一叠报告。他的阅读速度很快，但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偶尔会用一支削得很尖的铅笔在边缘做些简短的记号。
一名年轻的高级干部安静地站在桌前等待，他代号“灰雁”，负责通讯和情报协调。他同样貌不惊人，但眼神清澈沉稳。
良久，夜枭放下最后一份报告，摘下鼻梁上那副普通的黑框眼镜，轻轻揉了揉眉心。他的声音平稳，听不出什么情绪起伏，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新加坡的同志应对得当，印刷所和设备已安全转移至三号备用点，核心人员无一暴露，已进入静默。英国人启动的‘鼹鼠’计划已被‘信天翁’小组提前察觉，相关渗透渠道和可疑目标已记录在案，部分渠道在严密监控下，可考虑未来反向传递经过处理的、对我们有利的信息。巴达维亚方面，荷兰人新到的无线电侦测车活动范围集中在爪哇岛北部沿海，我们已按预案，启用了新的跳频电台和一次性密码本，发报时间和地点随机化，他们的测向难度大大增加。西贡，勒克莱尔的疯狂镇压还在继续，但我们通过‘红河’渠道确认，近期又有两批对法国人做法感到绝望的越南民族主义者骨干，通过秘密通道向我们靠拢，请求指导和合作，其真诚度正在评估中。马尼拉，美国人确实加大了渗透力度，我们在菲律宾的网络部分节点受到干扰，但‘深海’小组早有预案，受影响部分已果断切断横向联系，转入更深层的静默，核心架构未损。日本人的技术侦察船只‘隼丸’近日出现在暹罗湾东南部，疑似进行电子监听，已通知沿海各观察哨和边境电台加强反侦察措施，并启用备用通讯方案。”
夜枭微微颔首，脸上依然没什么表情，但“灰雁”能感觉到他略微放松的肩线。“很好。告诉各条战线、各个交通站、安全屋的负责同志，以及所有在外活跃的同志，重申纪律：当前阶段，隐蔽和安全是第一位的，是最高原则。任何行动，如果存在暴露组织、危及骨干的较大风险，宁可暂停、取消，也绝不能冒进。保存自己，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迎接未来的总攻。”
他站起身，走到密室一侧墙壁前，那里挂着一幅覆盖了整个南洋地区的特制地图。这幅地图与卡文迪什、岩井英一他们拥有的任何一幅都不同。上面没有花花绿绿的殖民区划分，也没有详细的兵力标注。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极其细小的、颜色各异的符号、点和线，有些是刺绣上去的，有些是用特殊墨水绘制的，只有在特定角度的光线照射下才能看清。这些符号代表着己方的地下组织节点、情报交通线、秘密仓库、同情者网络、可用的安全屋、已发现的敌方监视重点、可疑的渗透迹象等等，构成了一张无比复杂、只在“南风”组织少数核心成员脑海中完整存在的秘密网络。
“敌人加强了对我们的情报战，”夜枭的声音在地图前响起，平静如水，却蕴含着力量，“这恰恰说明，他们在正面战场、在公开的政治和经济较量中，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但又无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所以试图从阴影中寻找我们的弱点，试图用匕首从背后刺入我们的心脏。这场暗战，比拼的不仅是勇气和牺牲，更是整体的耐心、铁的纪律、严谨的技术细节，以及，”他顿了顿，“对这片土地上亿万被压迫者人心的理解和争取。”
他的手指虚点着地图上那些代表殖民者力量中心的标记——新加坡、巴达维亚、西贡、马尼拉、香港……“他们看似强大，拥有国家机器、先进技术、雄厚的资金。但他们内部矛盾重重，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美国人、日本人，还有那些本地依附于他们的权贵，彼此猜忌，利益并不一致，都想着利用别人，保存自己。他们的镇压和剥削，正在源源不断地为我们输送同情者和支持者。而我们，”他的手指划过那些代表己方网络节点的细小符号，虽然分散，却似乎隐隐连成一片，“我们扎根于受苦难的民众之中，目标清晰，意志统一，有李总指挥和军委制定的长远战略指引。我们不需要同时战胜所有敌人，我们只需要比他们更有耐心，更坚韧，更聪明，更团结。”
他转过身，看着“灰雁”：“传令下去，各情报站、交通站、安全屋，从即日起，进入二级戒备状态。没有绝对把握和安全通道，不进行高风险的人员接触、物资转运和情报传递。加密通讯等级提升一级。对近期试图接触我们、或表现出同情倾向的新面孔，执行更严格的审查程序，实行‘分级使用’，外围事务与核心机密必须严格隔离。对敌人可能的渗透企图，要善于识别，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有限度的反向利用，传递经过精心设计的假情报，制造混乱，消耗他们的精力。我们要像水一样，无孔不入，悄然渗透，却又让敌人的重拳无处着力，让他们在疑虑和猜忌中不断消耗。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站在渴望改变的大多数人这边。”
“灰雁”挺直身体，低声而坚定地回答：“明白。我立刻去传达指示，并检查各条线的落实情况。”
夜枭点了点头，重新坐回桌前，拿起了下一份待批阅的文件。密室里，嗒嗒的电报声再次规律地响起，仿佛永不疲倦的心跳。在这无声的战线最深处，冷静与信念，是穿透一切迷雾的最强武器。
而在遥远的巴黎、伦敦、华盛顿、东京，那些装饰华丽、铺着厚地毯的办公室或作战室里，来自南洋这个遥远而纷乱世界的情报碎片，经过各级情报分析官的筛选、甄别、分析、推测，被加工成一份份措辞严谨、充满了“据信”、“可能”、“有迹象表明”、“尚待进一步证实”等模糊词汇的评估报告，最终摆放在各国决策者的案头。
殖民地的官员要求更多军队、更多预算来“恢复秩序”；外交官们争论着是与李幼邻接触试探，还是进一步孤立施压；军方将领则在地图上比划着，评估着直接军事干预的风险与收益；商业巨头们关心着自己的橡胶园、锡矿、石油利益是否稳固；理想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则在议会和媒体上抨击殖民政府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