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的太极推手，成功地耗尽了议员们第一轮的攻击势头。他象一块海绵，吸收了所有充满了敌意的质询，却没有给对方任何可以抓住的实质性把柄。整个听证会的气氛，从最初的剑拔弩张，逐渐变得有些沉闷和乏味。
委员会主席克莱默议员，显然对这种局面，非常不满意。他看了一眼观众席上，脸色已经有些阴沉的霍尔格·施密特，决定不再进行这些务虚的价值观辩论。他要用最尖锐、最无法回避的技术和法律问题，来撕开对方的防线。他的目光，第一次正式地落在了那个从开场到现在，一直象个局外人一样，沉默不语的王兴身上。
“王先生，”克莱默的声音，变得冰冷而严肃，“你的同事，陈先生，刚才反复向我们保证，你们的技术是安全的。但是，口头的保证，是廉价的。”
“我们拿到的专家报告显示，你们所有欧洲用户的数据，最终都会通过海底光缆，传输并存储到你们位于中国的中央服务器上。请你作为一个技术负责人，正面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这个问题，象一把淬了毒的手术刀，精准而致命。它直接将之前所有的模糊地带，都推到了一个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上。
承认，就等于坐实了数据外流的指控。
否认，就是当众撒谎，后果更严重。
会议厅里，所有的摄象机镜头，都在一瞬间，齐刷刷地，对准了王兴。陈默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就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
王兴，终于缓缓地合上了他膝上的笔记本计算机。他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那副厚厚的黑框眼镜。他的眼神，平静，淡漠，甚至，带了一丝被一个无聊问题打扰了思路的、轻微的不耐烦。他没有看提问的克莱默议员。他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议员，每一个记者，象一个大学教授，在巡视一间坐满了初中生的教室。然后，他开口了。没有客套，没有寒喧。
“议员先生，你的问题，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
他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淅。是一种常年和代码打交道的人，特有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纯粹的逻辑陈述。
“谁告诉你，我们欧洲用户的数据，会存储在中国？”
克莱默议员愣住了：“我们的专家报告”
“你的专家报告，过时了。”
王兴打断了他，语气，依旧平淡，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在我们决定进入欧洲市场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已经激活了一项，专门为欧洲用户定制的数据安全架构。我们把它，命名为——都柏林计划。”
他拿起桌上的一个遥控器，按了一下。
他身后的巨大屏幕上，瞬间，出现了一张复盖整个欧洲的、充满了复杂数据流向和节点标识的，网络架构图。
那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
他们感觉，自己不是在参加一场听证会。
而是在参加一场来自苹果或谷歌的，顶级技术发布会。
而王兴，就是那个站在舞台中央的、穿着格子衬衫的乔布斯。
“都柏林计划，是我们对欧洲用户隐私保护承诺的，最终解决方案。”
王兴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厅里，缓缓回响。
“它的内核，不是加密，也不是协议。而是，彻底的，物理隔离。”
他指着屏幕上，那个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被标记为红色的内核节点。
“我们，正在都柏林，投资一亿欧元，建设一个独立的、只为欧洲用户服务的超级数据中心。从计划激活的那一刻起，任何一个新注册的欧洲用户，他的所有数据，包括他的姓名、照片、好友关系、甚至每一次点赞，都只会被存储在这里。”
“这个数据中心，将与我们开拓者在全球的其他任何数据中心，在物理层面，完全隔绝。没有一根网线，可以将这里的数据，传输到欧洲之外的任何地方。”
这番话，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会议厅里，轰然炸响！
物理隔离？！
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那些最苛刻的隐私保护主义者，都被这个方案的彻底性和决绝性，震撼了！
这已经不是在打补丁了。
这是直接，为欧洲，重新建了一座固若金汤的数字堡垒！
“口说无凭！”一个比利时的议员，站起来，高声质疑道，“你们只是说，要创建一个数据中心！我们如何相信，你们不会在里面，留一个后门？！”
“很好的问题。”
王兴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一丝赞许的表情，象一个老师，在夸奖一个提出了好问题的学生。
他按下了遥控器的下一页。
屏幕上，出现了一排排欧洲知名人士的头像和简历。
有德国最受尊敬的、前联邦宪法法院的大法官。
有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的首席科学家。
有英国卫报的资深调查记者。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方案，运营独立审查。”王兴的语气，依旧平淡，“我们将邀请，由欧盟议会推荐的，在法律界、技术界和媒体界，享有崇高声誉的第三方人士，组成一个独立的‘数据与隐私监督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将拥有随时、随地、无条件进入我们都柏林数据中心，审查我们所有运营行为和数据流动的最高权限。他们的薪水，由我们支付，但他们，只对欧盟议会和全欧洲的用户，负责。”
疯了！这个念头，再次，浮现在了所有人的脑海中！
如果说，物理隔离是自断手脚。
那么这个独立审查委员会，就等于，是给自己戴上了一个透明的枷锁，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置于了所有人的监视之下！
观众席上，studivz的创始人克劳斯，脸色，已经变得惨白。
他引以为傲的那些“本土化”和“安全牌”，在这个堪称“自残式”的、极致透明的方案面前，显得是如此的幼稚，和可笑。
“王先生，”委员会主席克莱默，显然也被这套组合拳，打得有些措手不及。他强作镇定，抛出了最后一个，也是他认为最无法回答的问题。
“即便如此，你们的源码，依然是你们自己编写的。我们如何保证，你们不会在代码里，留下一个我们无法察觉的后门，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偷偷地把数据传回中国？”
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刁钻。
它指向了那个最终极的、无法被证明的信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