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的着述，《史记》和《汉书》均有着录。诸子略》阴阳家下着录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可惜均已亡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十七辑有《邹子》一卷。
邹衍的主要思想有“五德终始”说。邹衍以“五行相胜”作为推论的理论基石，用“五德终始”说来解释历史上朝代更替兴废的原因和规律：古之王朝都有自己所对应和符合的“德”，它决定着该王朝的“运”，“五德终始”处于转移不居之中，按照“五行相胜”德序列运行。
《宋司星子韦》三篇。景公之史。
《公梼生终始》十四篇。传邹奭《始终》书。
《公孙发》二十二篇。六国时。
《邹子》四十九篇。名衍，齐人，为燕昭王师，居稷下，号谈天衍。
《邹子终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国时。
《杜文公》五篇。六国时。
《黄帝泰素》二十篇。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六国时。
《容成子》十四篇。
《张苍》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邹奭子》十二篇。齐人，号曰雕龙奭。
《闾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冯促》十三篇。郑人。
《将巨子》五篇。六国时。先南公，南公称之。
《五曹官制》五篇。汉制，似贾谊所条。
《周伯》十一篇。齐人，六国时。
《卫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长《天下忠臣》九篇。平阴人，近世。
《公孙浑邪》十五篇。平曲侯。
《杂阴阳》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法家，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华夏历史上的学派。认为“王”与“霸”相通，以富国强兵为己任。
春秋、战国称之为“刑名之学”，管仲、士匄、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乐毅、剧辛等人予以大力发展。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太史公自序》：“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夏商时期的理官。《汉书》说“法家者流，盖出自理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其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春秋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
在哲学上，其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也进入到一个“注重人事”、“私学”大兴、“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在那里，传统的神权观念和神权思想受到了“德”、“仁”思想的猛烈冲击、批判，“礼”思想、“法”思想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士”阶层出现，私学大兴。
这些“士”阶层有文化知识，有政治谋略，有军事才能，其活动不受国界的限制，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统治者的礼遇，从这个意义上讲，士人的活跃，奠定了思想文化繁荣的基础。
此后，个人着书立说蔚然成风，道、法、名、兵、阴阳、农、杂等学派相继出现，形成了空前的“百家争鸣”的新气象。人们手中已有很多书籍，学术文化开始步入民间，整个社会的文化、科学水平得到普及和提高。
战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铁制工具的普及，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个体家庭得以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
战国时期法家先贤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乐毅、剧辛相继在各国变法，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可以使平民通过开垦荒地、获得军功等渠道成为新的土地所有者。让国人平民有了做官的机会，从而瓦解了周朝的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靠血缘纽带维系的贵族政体。
平民的政治代言人是法家，法家的政治口号是“缘法而治”、“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在华夏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
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
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
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华夏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
在华夏，法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是社会变革时期的一次思想上的大辩论，这次大辩论基本奠定了华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
特别是儒、法两家围绕对待“礼”和“法”的态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其中法家代表人物大都源自三晋大地，从华夏法系第一部成文法典的着者李悝，到“礼法并重、刑德并举”的荀况，再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避匹夫”并且提出权力制约理论的韩非，以及吴起、商鞅、慎到等。其法治精神和法治思想共同构成三晋法家文化的精髓，为华夏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