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
政策研究室里只剩下我桌前一盏孤灯，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切割出一片光明与黑暗交织的区域。窗外，整座城市已经沉睡，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车灯，像流星般划过夜空。
而我，正与我的《农民负担调查》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这份报告已经修改了七稿。桌上散落着各种版本的草稿，有的被红笔划得面目全非，有的贴着密密麻麻的便签。开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致远，这是最后一关了。记住，既要让上面看到问题，又要让他们愿意看下去。\"
我懂他的意思。这份报告就像一味药，药性太猛会让人直接吐掉，药性太弱又治不了病。如何在疗效与适口性之间找到平衡，成了我今夜最大的难题。
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格外刺耳。我愣了一下，这么晚了谁会打电话到办公室？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听说你在清河县和当地领导起了争执？\"
我的后背瞬间渗出冷汗。消息传得这么快？
我握紧话筒，手心开始出汗。
挂掉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周副秘书长要亲自看我的报告？而且是未经修饰的原始版本？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这份报告终于有机会直达天听；忐忑的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福是祸。
重新坐回桌前，我看着眼前这份被反复打磨的报告，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我打开抽屉，取出最初的那份手稿——那些还带着清河县泥土气息的原始记录，那些未经任何\"艺术处理\"的数据，那些直指问题核心的尖锐分析。
这个决定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我不再纠结于措辞的委婉，不再顾虑表达的技巧，而是让笔尖重新找回在清河县时的温度与力度。
写到农民被迫卖掉稻种的部分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李老栓那双粗糙的手；写到村级财务混乱时，我想起村民们迷茫又愤怒的眼神；写到基层形式主义时，吴县长那套\"阵痛论\"的说辞仿佛又在耳边响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高负担并未转化为相应的公共服务改善，村级道路年久失修，校舍破败，医疗资源匮乏\"
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像春蚕食叶，又像细雨润物。我知道，这些文字可能会引起争议，甚至可能给我带来麻烦。但此刻，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支撑着我——总要有人说出真相，总要有人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发声。
凌晨三点，报告终于完成了。
我仔细地将这份特殊的手稿装订好，在扉页上郑重地写下：\"农民负担调查——基于清河县三岔河村等五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
做完这一切，我走到窗前。东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晨光中，省委大院里的松柏显得格外苍翠，旗杆上的国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这一刻，我想起了很多。
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如饥似渴阅读《乡土中国》的日子，想起毕业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为民请命\"的誓言，想起父亲送我上大学时说的\"别忘了你是农民的儿子\"。
也许，我这份报告改变不了什么。也许，它很快就会像很多内参一样，被束之高阁。但至少，我尝试过，我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早上七点五十分，我站在周副秘书长办公室门外。
手里这份不到二十页的报告，此刻却感觉有千斤重。我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战鼓在擂响。
秘书示意我可以进去了。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
周汝信正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看文件，听见动静抬起头来。他的目光首先落在我手中的报告上，然后才移到我脸上。
周汝信接过报告，并没有立即翻开，而是用手指轻轻敲着封面，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小林，你知道这份报告如果流传出去，会掀起多大的风浪吗？\"
他抬手制止了我，终于翻开了报告。
办公室里陷入一片寂静，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我站在办公桌前，像等待宣判的囚徒，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周汝信看得很慢，很仔细，有时会停下来，用红笔在某个段落旁做个记号；有时会蹙起眉头，陷入沉思。？\"
他点点头，继续往下看。
当看到我批评基层形式主义的部分时，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这些话，很尖锐啊。\"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继续翻阅。
终于，他合上了报告，摘下老花镜，揉了揉太阳穴。
我屏住呼吸，等待下文。
我退出办公室，走在空旷的走廊上，脚步有些虚浮。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射进来，在地面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我不知道这份报告最终会走向何处，也不知道这个决定会给我的仕途带来什么。但此刻，走在被阳光点亮的走廊上，我前所未有地确信——
有些路，总要有人先走。有些真话，总要有人说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