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回到溪云村那天，是处暑过后的第一个晴天。空气里还残留着夏末的燥热，但风已经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凉意，像在提醒着什么。
他拖着一个小小的旧行李箱，站在翻新的村口停车场，眯着眼打量四周。停车场的水泥地平整光洁，划着整齐的白线，和他记忆里那个雨天就泥泞不堪、堆满柴草的打谷场毫无关联。村口的老槐树还在，但树下多了一圈精心铺设的木栈道，树干上挂着一块镌刻二维码的铜牌：“溪云村001号古树，树龄约280年，扫码聆听它的故事”。
老康没有扫码。他走到树下，伸出粗糙的手掌，轻轻贴在皲裂的树皮上。掌心传来熟悉的粗糙感，那是他七岁爬树时擦破膝盖的触感，是十六岁在树下等邻村姑娘时背靠的踏实感，是三十年前离家那夜最后回望的轮廓。树还是那棵树，但树下看树的人，已经换了人间。
“老康叔？是您吗？”一个试探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老康转身，看到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干净的polo衫，头发梳理得整齐。他花了几秒钟才认出来：“福旺？”
福旺叔笑了，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但也只是眼睛在笑，嘴角保持着某种礼貌的弧度。“真是您！村里都说您要回来，我还以为听错了。这一晃……得有三十年了吧？”
“三十三年零四个月。”老康说。他记得很清楚，那是1989年的春天，他揣着借来的二百块钱和一张站票，挤上了去省城的绿皮火车。
福旺叔接过他的行李箱，“走，先回家安顿。您的老屋还留着呢，前两年村里统一修缮过，水电都通了，就是……可能跟您记忆里不太一样了。”
何止不太一样。
老康站在自家院门前，一时竟不敢推门。院墙从土坯变成了整齐的青砖，墙头爬着精心修剪的凌霄花。黑漆木门上挂着崭新的铜环，门槛被磨得光滑——但不是被他和兄弟姐妹的脚磨出来的，而是被游客、被参观者、被“体验乡村生活”的城里人踩出来的。
推门进去，院子铺着青石板，缝隙里长出整齐的青苔。左边原本是猪圈的地方，现在是一个小花圃，种着月季和绣球。右边的柴房改成了茶室，玻璃推拉门，里面摆着竹制的茶桌茶椅。堂屋的门楣上挂着一块木匾：“康家老宅——溪云村传统民居保护示范点”。
屋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八仙桌还在原来的位置，但桌上的搪瓷茶盘换成了紫砂壶套装。墙上挂的不再是泛黄的毛主席像和几张褪色的奖状，而是装裱精美的水墨山水和几幅老照片的复制品——其中一张是他十六岁那年和家人的全家福，照片里的父母还年轻，弟妹还是孩童模样，他自己站在最边上，嘴角抿着，眼神望着镜头外。
老康的手指拂过照片的玻璃面。照片里的人都在笑，除了他。那时候他一心想离开这片土地，觉得村子太小，天空太低。
“这照片是村里档案室找到的底片重新冲印的，”福旺叔解释道，“现在咱们村搞‘记忆修复工程’，把老照片都数字化了。您看，这边还有二维码，扫一下能听到关于这张照片的解说。”
老康没有去扫那个黑白相间的方块。他在八仙桌旁坐下，木椅发出轻微的嘎吱声——这声音倒是熟悉的。
“村里变化真大。”他说，语气平静，听不出是赞叹还是别的什么。
“可不是嘛！”福旺叔来了精神，开始如数家珍，“您现在看到的，是咱们溪云村可持续发展典范的成果。您家这老宅，是第一批保护性改造的试点，既保留了传统风貌，又提升了居住品质。现在时不时有游客来参观，体验老宅生活，收入一部分归房主，一部分归村集体……”
老康听着，目光越过福旺叔的肩膀，望向门外。院子里那棵老枣树还在，只是周围砌了一圈石台，树干上同样挂着牌子。他记得小时候，每到秋天，他和弟妹们就拿着竹竿打枣，枣子噼里啪啦掉下来，砸在头上生疼，但捡枣的快乐盖过了疼。母亲会把一部分枣晒干，一部分做成醉枣，留到过年。
“那棵枣树，还结枣吗？”他打断福旺叔。
福旺叔愣了一下，“结啊，结得还挺好。不过现在不让打了，要保护古树。枣子熟了自然掉下来，村里会统一收集，做成‘溪云古树枣’伴手礼。”他顿了顿，补充道，“当然，您回来了，想吃枣说一声，我让人送点来。”
“不用。”老康说，“自然调的好。”
安顿下来后，老康开始一个人在村里走动。他走得很慢，因为腿脚已经不太灵便——在城里建筑工地干了三十年，落下了一身毛病。医生说他需要静养，所以他回来了，回到这个他曾经拼命想离开的地方。
每一步都踩在记忆和现实的缝隙里。
村中的小溪还在流淌，但两岸砌了整齐的石驳岸，架了几座仿古木桥。水很清，能看到水底的卵石和水草。他记得小时候，这条溪是浑浊的，里面有鱼有虾，夏天孩子们在里面扑腾，妇女们在石板上捶洗衣裳。现在溪边立着牌子：“生态保育溪流，请勿戏水、洗涤”。
祠堂修葺一新，飞檐翘角漆得鲜亮。门口的石狮子被摸得光滑，但老康记得原先左边那只狮子耳朵缺了一角，是他七岁时爬上去摔下来磕掉的。现在那只耳朵被补上了，完美无缺，反而显得陌生。
他在村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他——或者说，认识“老康”这个名字。年轻人叫他“康爷爷”，中年人叫他“老康叔”，语气都很尊敬，但眼神里是看“外来者”的好奇，而不是看“自己人”的熟稔。
“您就是那位在省城建筑公司做到项目经理的康爷爷吧？真了不起！”
“您家老宅现在是我们村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呢！”
“您回来得正好，咱们村正在申报国家级传统村落，您这样的老村民回来定居，特别有说服力。”
老康只是点头，很少说话。他发现，在溪云村的公共叙事里，他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外出奋斗的成功人士落叶归根”，是村庄吸引力的证明。没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也没人问他这三十三年过得怎么样，更没人问他如何看待这个焕然一新的故乡。
直到第三天下午，他在村后的山坡上遇到了根叔。
根叔正在一片小菜园里除草，背对着小路。老康站在篱笆外，看了好一会儿，才试探着叫了声：“阿根？”
根叔直起身，转过头，眯着眼看了半晌。“康娃子？”他用的是老康的小名，村里已经几十年没人这么叫他了。
两个老人隔着篱笆对视，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最后还是根叔推开柴门：“进来坐，日头毒。”
菜园很小，但收拾得整齐，茄子、辣椒、西红柿长得正好。根叔从井里打上一桶水，倒了两碗，“井水，凉。”
老康喝了一口，确实凉，带着泥土和石头的味道。这味道让他眼眶一热。
“你家的井还在？”他问。
“在，但很少用了。现在都用自来水。”根叔在田埂上坐下，掏出烟袋，“你家的井，改成景观了，没告诉你？”
老康摇摇头。他想起来，自家院子角落里确实有个石砌的井台，上面盖着木盖，他还以为是装饰。
“村里现在讲究‘统一规划’，”根叔慢慢装烟丝，“老井要么填了，要么改成不能用的景观。说是为了卫生安全，也为美美观。”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我那口井，是偷偷留着的。他们不知道这井通着老水脉，填了可惜。”
沉默了一会儿，老康问：“村里现在……好吗？”
“好。”根叔吐出一口烟，“房子漂亮了，路好走了，有钱挣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城里人都羡慕咱们。”
“那你觉得好吗？”
根叔看了他一眼，烟雾中眼神浑浊又清醒。“好啊，怎么不好。”但他指了指菜园，“就是有时候，想种点自己想种的东西，得打报告。茄子西红柿可以，但我想种点苦菜、马齿苋，他们说‘影响整体景观’，不让。”
“你种了。”老康注意到篱笆边有一丛不起眼的野菜。
“偷偷种。”根叔笑了，露出稀疏的牙齿，“他们来检查，我就说这是野生的，没除掉。他们也就不较真了。”
两个老人坐在田埂上，一根烟袋传来传去。老康说起城里的生活：高楼是怎么一层层盖起来的，工地上的灰尘和噪音，包工头的刻薄，工友的猝死，自己越来越疼的腰和膝盖。根叔说起村里的变化：谁家孩子出息了，谁家老人走了，地怎么流转的，合作社怎么运作的，游客来了又走。
他们用的是碎片化的语言，跳跃的叙述，有时沉默很久，只是看着远山。但老康觉得，这是回村后第一次，有人不是在跟他讲“溪云村的成就”，而是在跟他讲生活本身。
夕阳西下时，根叔说：“你回来得正好，也正好不好。”
“怎么说？”
“正好是村里最光鲜的时候，你看到的都是好的。不好的是，你看不到那些被磨平的东西了。”根叔磕掉烟灰，“就像老井，盖子盖上了，你还是能看到井台，但不知道里面的水是深是浅，是清是浊。”
老康想起祠堂里那只补了耳朵的石狮子。
那天晚上，老康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还是少年，在村里奔跑，每一条小巷、每一处转角都熟悉得像自己的掌纹。但跑着跑着，巷子开始变形，土墙变成砖墙，瓦房变成玻璃房，熟悉的面孔变成陌生的笑脸。他拼命想抓住什么，但手里只有空气。
醒来时天还没亮，他在黑暗中躺了很久，听着窗外的虫鸣——这声音倒是没变。
第二天，他去了村委会，找到尹晴。
尹晴正在看一份规划图，抬头看到他，立刻起身：“康叔，您来了。住得还习惯吗？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老康在椅子上坐下，没有寒暄，直接问：“村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改造过的？原样的？”
尹晴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她想了想：“严格来说，没有了。整个村都在规划范围内。不过……”她站起身，“我带你去看个地方。”
她带老康去了村子的最西头，靠近后山的一片坡地。这里没有整齐的石板路，只有一条踩出来的土径。坡地上散落着几间几乎要倒塌的老屋，墙是土坯的，屋顶的茅草烂了大半。屋前屋后长满了荒草，有半人高。
“这片原本有五户人家，后来都搬走了，有的进了新村，有的去了城里。”尹晴说，“按照规划，明年这里要改造成‘传统农耕体验区’，复原几栋老屋，开辟几块示范田。但现在还没动工。”
老康走进其中一栋老屋。门板歪斜地挂着，一推就倒。屋里黑洞洞的，只有从破屋顶漏下的几缕光柱，光柱里灰尘飞舞。墙角结着蛛网，地上散落着破碎的陶罐和生锈的铁器。空气里有尘土、霉味和岁月沉淀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