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乡村振兴创新模式现场会”定在溪云村召开的消息传来时，距离会议日期只有三周。通知文件措辞严谨，将溪云村定位为“党建引领、群众主体、生态优先、文化铸魂的综合性典范”，要求“全面展示经验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总结”。
一夜之间，溪云村进入了某种特殊的战时状态。但不是对抗外敌，而是对抗来自上级的、善意的、却可能将村庄压扁成一张二维图表的“总结提炼”。
由县、乡两级干部组成的“材料筹备组”率先驻村。组长是县委研究室的周主任，一个戴着无框眼镜、说话永远带着文件腔的中年男人。他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就定下了基调：“我们要把溪云村的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溪云经验’。”
周主任带来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溪云经验”应包含“五个坚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文化自信、坚持创新驱动。每个“坚持”下要分解出若干具体做法和典型案例。
“比如‘坚持群众路线’，”周主任翻着笔记本，“可以提炼出‘老宝贝客厅’的老年参与模式、‘跨界闲谈会’的民主协商机制、‘逆流倾听’的外部监督渠道……”
尹晴听着，感觉有些恍惚。那些在漫长岁月里生长出来的、充满偶然和试错的实践，此刻正被娴熟地分类、贴标、纳入一个个整齐的方格中。她想起林星回做“感知地图”时，那些自由流淌、相互交叠的情感标记，与眼前这份提纲形成鲜明对比。
“周主任，”她试探着问，“我们的一些探索，其实还在过程中，有些矛盾没解决，有些方向不明确。这些……也要写进去吗？”
周主任推了推眼镜：“尹书记，我们要展示的是成熟的、成功的经验。过程中的曲折可以作为背景简要交代，但重点要放在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做法上。现场会是要推广学习，不是开研讨会。”
接下来的日子，溪云村被各种“提炼”工作包围。采访组走访村民，但问题都是预设好的：“您觉得村里哪些变化最让您满意？”“‘老宝贝客厅’对您的晚年生活有什么改善？”“您如何理解生态优先在咱们村的体现？”
村民们起初认真回答，但渐渐地，有些人感到疲倦。根叔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如何看待党建引领在村庄发展中的作用”时，沉默了一会儿，说：“党领着好，大家跟着干。但具体怎么干，是咱们自己一点点试出来的。有时候试错了，改过来，再试。”
访谈员犹豫了一下，在笔记本上写下：“村民根叔表示，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村民们勇于试错、敢于创新……”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村庄的物理空间。为了“提升观摩体验”，县里拨了一笔专项资金，用于“环境整治和亮点提升”。施工队进驻，一些在村民看来“没必要”的改造开始了：石板路缝隙里的青苔被高压水枪冲洗干净，露出崭新得有些刺眼的石面；几处村民自发搭建的、略显杂乱的丝瓜藤架被拆除，换成统一规格的防腐木花架；甚至有人提议，将那些“记忆触发点”的简陋标识，换成更精致、更“上档次”的解说牌。
反对声最先来自孩子。几个小学生发现，他们常去玩耍的一面旧土墙——墙上留有历年孩子们用粉笔、石子刻画的涂鸦——被粉刷一新，绘上了规整的“乡村田园风光”壁画。一个叫小豆的女孩哭着找到尹晴：“他们把我们的‘秘密基地’弄没了！那上面还有我去年画的飞船呢！”
大人们的反应更复杂。有人觉得“收拾收拾也好，更整齐美观”，有人认为“有点过了，不像自己家了”，有人则保持沉默——毕竟，这是“上面的要求”，而且“是为了咱们村好”。
陆远舟的数字溪云体验中心也接到了“升级指示”：要在现场会期间，专门制作一个“党建引领乡村振兴vr特别版”，突出展示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这怎么体现？”陆远舟有些为难，“我们的数字场景主要是复原历史记忆，政治叙事不是重点。”
材料组的年轻干事小赵热情地提供思路：“可以设计一个时间轴，从2016年党支部重组开始，标注每个关键决策的时间点；可以在虚拟场景中加入‘党员先锋岗’的标识；还可以在解说词中强化‘在党支部带领下’这样的表述……”
老康得知自己的记忆讲述也可能被“纳入党建框架”时，只是摇了摇头，没说话。但那天下午，他没有按计划去体验中心做日常讲述，而是背着画板去了后山。
与此同时，另一拨人也悄然来到溪云村——省社科院“乡村社会变迁”课题组的学者们。带队的吴教授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学者，他直言不讳地对尹晴说：“小尹同志，我们不是来总结‘经验’的，是来研究‘过程’的。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你们做对了什么，而是你们如何面对那些‘做对’之前的困惑、争论和试错。”
课题组驻扎下来，研究方法与材料组截然不同。他们不预设框架，而是进行开放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他们参加村里的日常会议，记录讨论中的分歧；他们跟村民一起干活，在劳作间隙闲聊；他们甚至对同一事件访谈不同的人，记录下相互矛盾或补充的叙述。
很快，学者们注意到了村庄内部那些被“经验总结”平滑掉的皱褶。
吴教授在一次座谈中问：“我听说村里在是否引入国际艺术驻村计划时，有过激烈争论。最终妥协方案是怎么达成的？有没有谁的利益或声音在这个过程中被部分牺牲了？”
问题一出，会场陷入微妙的安静。虎子看了尹晴一眼，秀兰低头整理围巾，根叔抽着烟斗不说话。最终，尹晴简要讲述了过程，但吴教授追问：“那些强烈反对的村民，后来是怎么被说服的？还是没有被完全说服，只是选择了服从多数？”
另一个学者则关注更隐性的层面：“我注意到，村里公共事务的讨论，虽然鼓励所有人发言，但实际过程中，是不是受教育程度高、表达能力强的村民，更容易影响决策？那些不善言辞的、或者持不同意见但害怕破坏‘和谐’的人，他们的真实想法如何被听到？”
这些问题像细针，刺入村庄光鲜的表皮下。有些村民开始主动找学者聊天，说出那些在正式场合不会说的困惑和不满。一位在民宿打工的阿姨说：“现在村里有钱了，但感觉人和人之间，算计多了，人情薄了。以前借个锄头说一声就行，现在租个自行车都要扫码付钱。”一位中年村民私下抱怨：“每次有领导来，都要我们‘展现幸福生活’，笑得脸都僵了。其实谁家没点烦心事？”
材料组和课题组，像两股不同的水流在溪云村交汇。前者试图提取清澈的、可装瓶的“经验精华”；后者则想探究泥沙俱下的、复杂的“生命过程”。两者偶尔会发生微妙的碰撞。
一次，材料组正在整理“生态农业带动增收”的典型案例，选取的是茶园主阿灿家。数据详实：茶园面积、有机认证、茶品销售、年均收入……但课题组的访谈却记录了阿灿的另一面：他对不得不遵守的“有机规范”感到束缚，怀念以前更随意的种植方式；他担心儿子不愿接手，这门手艺可能失传；他甚至提到，为了维持“生态典范”的形象，有些必要的防治措施不能明着用，只能悄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