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家属的最终决定，是在长达四十八小时的静默后传来的。不是通过正式的邮件或文件，而是一段用手机录制的、背景略显嘈杂的家庭视频。视频中，那位罹患进行性核上性麻痹的年轻患者被支撑坐在轮椅上，头部因肌张力障碍而微微后仰，眼神却异常清明。他的母亲——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憔悴但脊背挺直的女性——站在他身旁，一只手紧紧握着他无法控制颤抖的手臂。
“我们看了所有的文件，听了所有专家的意见，也读了那些质疑的文章。”母亲的声音平静，带着一种耗尽心力后的奇异安宁，“我们知道风险。知道可能没有任何帮助，知道过程会很痛苦，知道即使成功了，也可能只是延长一段艰难的时间。我们也知道，有人会觉得我们傻，或者被利用了。”
她停顿了一下，另一只手轻轻抚过儿子消瘦的脸颊。“但这是我儿子的生命。当他还能用眼睛告诉我们他不想放弃的时候，我们没有权力替他选择‘安全’的绝望。那些质疑的人，他们没有躺在这张椅子上，没有感受过每一天失去一点控制的恐惧。”
轮椅上的患者艰难地转动眼球，喉咙里发出含糊却用力的气音。母亲俯身倾听，然后直起身，看着镜头：“他说，‘我想试试。最坏的结果，我已经知道了。但万一……万一能好一点点，对研究也有用。’”
她的目光变得无比坚定：“所以，我们接受《框架协议》的所有条款。我们愿意成为这个‘探索’的一部分。我们信任你们的严谨，也请你们……尊重我们的选择。”
视频结束。书房里陷入长久的沉默。沈瓷反复播放了三遍，目光停留在那位患者竭力保持清明的眼睛上。凌景宿坐在一旁，双手交握，指节微微发白。
“他们选择了桥。”沈瓷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哪怕桥下是深渊。”
没有欢呼，没有激动。只有一种沉甸甸的、近乎肃穆的责任感，压上了每一个项目核心成员的心头。患者的抉择，赋予了“曙光通道”血肉与灵魂，但也将那份“极高风险”从纸面评估，变成了即将发生的现实。
沈瓷立刻启动了“破障行动”的最后阶段。法律通路小组依据家属最终同意的视频，正式向相关监管机构提交了全套框架协议和申请文件，启动了特例审批流程。技术团队进入最后冲刺，定制设备在neurasonic和沈氏自有产线同步完成最后组装与基础测试，准备空运。韩教授领衔的临床团队，与患者所在医院的神经外科、麻醉科、重症监护团队开始了密集的远程术前讨论，细化每一个步骤。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也在加速转动。
更直接的压力来自监管层面。尽管法律小组设计的路径在理论上可行，但实际审批过程中，多个环节的官员表现出了超出预期的谨慎和拖延。要求的补充材料清单越来越长，对《框架协议》中某些责任条款的质疑也越来越具体。这背后，很难说没有联盟影响力或普遍保守态度的作用。
“他们在用程序和官僚主义，增加我们的成本和不确定性。”王秘书汇报，“每一步延迟，都在消耗患者本就不多的时间窗口，也在考验我们远程协作团队的待命士气。”
与此同时，联盟宣布的“大规模罕见病多组学研究”正式启动，首批合作中心和研究者名单公布，囊括了欧洲该领域半数以上的顶尖专家。这不仅是展示肌肉，更是在无形中划定“正统科研”的圈子，将“海神”这种聚焦于个体干预的探索，隐隐排斥在“系统性研究”的范畴之外。
面对压力，沈瓷的应对更加冷静。他要求团队：第一，对监管层的所有要求，以最快速度、最高质量回应，绝不抱怨，展现极致的专业与配合态度；第二，加强与患者所在医院的本地专家沟通，鼓励他们以“东道主”和“共同研究者”身份，向其本国的监管同行解释此次合作的临床必要性与保障措施，将压力部分转化为本地医学共同体的内部支持；第三，他亲自与几家受邀进行远程见证的国际学术媒体和独立观察员沟通，不仅提供技术细节，更主动设置议题：“我们如何看待医学进步中，个体绝望与系统性研究之间的张力？监管如何既保护患者，又不扼杀最后一线创新的可能？”
他不求扭转舆论，而是力求将讨论提升到一个更复杂、更本质的层面，让“海神”的这次尝试，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而非简单的“冒险故事”。
就在这多方角力、紧锣密鼓的准备中，一个意想不到的技术问题浮出水面，让所有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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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终的系统集成测试中，凌景宿团队发现，为欧洲患者定制的设备，其新集成的“伪迹反演-组织感知”模块，在模拟极端温度变化时，会出现微弱的信号基线漂移。虽然漂移量在理论容错范围内，且主要影响的是感知模块而非核心治疗功能，但这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缺陷。在如此高精度要求的操作中，任何未经充分验证的不稳定因素都可能成为隐患。
“可能是新集成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对温度过于敏感，也可能是我们自研的滤波算法在温度变化时参数需要自适应调整。”李维初步判断，“重新设计硬件来不及了。我们必须在软件层面想办法，进行温度补偿，或者在启动时增加一个更复杂的环境校准流程。”
这意味着，在原本就极度紧凑的术前准备流程中，又必须加入一项新的、未曾充分演练的校准步骤，且其有效性只能在设备抵达现场、处于真实环境时才能最终验证。
凌景宿盯着测试数据，脸色严峻。他看向沈瓷：“增加步骤，增加不确定性。但不解决这个问题，感知模块的数据可能不可靠，甚至误导我们。”
沈瓷沉默片刻，问：“如果不用感知模块，只依靠核心治疗功能和传统的电生理记录，成功概率会下降多少？”
“难以量化。”凌景宿回答，“但感知模块是我们应对远程支持局限、试图增加‘眼睛’的关键。放弃它，我们就回到了更‘盲’的状态。”
“那就解决它。”沈瓷做出决断，“李维，你带人全力攻关温度补偿算法，24小时内我要看到模拟测试结果。凌景宿，你负责设计最简捷可靠的现场校准流程，并准备好备用方案——一旦校准失败或数据异常，如何安全地屏蔽感知模块，不影响核心治疗。我们不能因追求完美而引入无法控制的风险，但已经走到这一步，该用的‘眼睛’还是要尽力擦亮。”
压力层层传导，时间以分钟为单位流逝。法律审批仍在拉锯，舆论阴影盘旋，技术故障亟待排除，而远方，一位患者和他的家庭，正将全部渺茫的希望，寄托于这条由无数精密环节构成的脆弱链条之上。
深夜，沈瓷站在办公室的星空图前，手中无意识地摩挲着一枚冰冷的金属币——那是很多年前，凌景宿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获得的纪念品，一面刻着脑神经元图案，一面刻着dna双螺旋。
抉择已下，桥已有人踏足。硬币掷出，在空中旋转，尚未落下。它的两面，一面是极度理性构建的框架与风险，另一面是生命最原始的渴望与信任。而他们所有人，此刻都置身于这枚旋转的硬币之下，等待着未知的尘埃落定。长夜未央，破晓之前，最黑暗也最紧张的时刻，已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