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老爷子总觉得心里头不踏实，像有根针在里头扎。儿子大勇说是去帮村委会外出办事，这都几天了，音信全无。
打他电话，一开始是没人接，后来乾脆就关机了。这不像他儿子的性子，大勇虽然倔，但做事有分寸，绝不会连著几天不给家里消息，更別说让老父亲这么干著急。
他问儿媳妇，儿媳妇眼神躲闪，只说“爸，大勇没事，就是办事忙”，可那苍白的脸色和红肿的眼圈骗不了人。
老爷子一辈子经歷的风浪多了，沉下脸，那双经歷过枪林弹雨的眼睛盯著儿媳妇，不说话，就那么看著。最终，儿媳妇扛不住那沉重的目光，“哇”一声哭了出来，断断续续地把事情说了个大概——去工地討说法，被打伤，被抓，现在现在人在医院，情况不好。
老爷子听完，脸上深刻的皱纹像是瞬间又深了几分，他没有骂，也没有哭，只是沉默地站起身，回到自己屋里，翻出了那口旧樟木箱子。箱子里，整整齐齐叠放著一套洗得发白、却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的旧军装，上面放著一顶同样洗旧的军帽，帽徽已经卸下，但印记犹在。他伸出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军装，动作缓慢而郑重。
“走吧，带我去看看大勇。”他对儿媳妇说，声音嘶哑，却异常平静。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上，柳村的老村长和几个村民或蹲或站，个个愁云惨雾。
看到周老爷子在儿媳妇的搀扶下走来，所有人都愣住了，隨即羞愧地低下了头，不敢与他对视。老村长嘴唇哆嗦著，想开口，却不知从何说起。
“老爷子，我们我们没护住大勇”一个村民哽咽著。
周老爷子摆了摆手，目光越过他们，落在重症监护室那扇紧闭的门上。“我儿子，怎么样了？”他问，声音不大，却带著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正说著，医生从里面出来，面色凝重地告知了周大勇的情况：急性脑部疾病，刚做完手术，情况不容乐观，需要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后续治疗费用，初步估算至少还需要五十万左右，让家属做好准备。
五十万！这个数字像一记重锤，砸在在场每一个村民的心上。之前抢救和手术的钱，已经是村里几十户人家你一百我五十硬凑出来的，如今这五十万，对於这个並不富裕的村庄来说，无异於天文数字。绝望的气氛，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走廊。
就在这时，一阵略显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陈立言在邓一川和几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快步走了过来。
他刚刚结束向沙瑞金的紧急匯报，便立刻赶到了医院。
“情况怎么样？”陈立言直接问医生，眉头紧锁。 医生又將情况重复了一遍，重点强调了费用的巨大和病情的危重。
陈立言看了一眼围在周围的村民，目光最后落在腰杆却挺得笔直的周老爷子身上。
他心中一震，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敬意、愧疚，还有沉甸甸的责任。
他上前一步，对周老爷子和村民代表说道：“老人家，各位乡亲，请放心，救人要紧！医疗费的问题，省里和市里会想办法解决。一川，你立刻协调，启动紧急医疗救助通道，所有治疗费用，先由相关救助基金垫付，確保不惜一切代价，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方案，全力抢救周大勇同志！后续的责任认定和费用承担，等调查清楚后，依法依规处理！”
他的表態清晰而果断，暂时稳住了即將崩溃的局面。
周老爷子看著陈立言，浑浊的老眼里看不出太多的情绪，他微微点了点头，声音沙哑：“谢谢首长。”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甚至在医生允许的短暂探视时间里，他也只是隔著玻璃，默默看了几眼浑身插满管子、昏迷不醒的儿子。他没有流泪，没有失控，只是那双紧握著拐杖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离开医院，回到柳村那间熟悉的老屋。周老爷子让儿媳妇先去休息，自己则转身回到了那间放著樟木箱子的房间。
他关上门，再次打开了箱子。这一次，他小心翼翼地將那套旧军装拿了出来，慢慢地，一件一件地穿上身。虽然身形已不復当年的挺拔，但当那身军装上身，扣好最后一颗风纪扣，戴好那顶旧军帽的瞬间，一股久违的、属於军人的凛然之气，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他从箱子最底层，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包里，取出了一张泛黄的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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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一个位於燕京的地址，和一个人名。那是他很多年前，一位过命交情的老战友转业后留给他的，说如果有天大的难处，可以去找他。
他从未想过动用这层关係，但今天，为了儿子，为了心中那份无法言说的憋屈和愤怒，他决定走这一趟。
夜色深沉，周老爷子没有惊动任何人，揣著那张纸条和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穿著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走出了柳村，走向了通往火车站的路。
他要去燕京，要去问一问，这天下，还是不是他们当年流血牺牲换来的那个天下？为什么老老实实的农民，想护住自己的家和地，会落到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