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该接受侄子的条件?”
“不。”朱小姐的否定干脆利落,“你要征服。用你的方式。告诉k先生,启动b方案,同时准备c方案——我需要知道那个侄子最近三个月所有的通讯记录和资金往来。如果他是被人推出来的棋子,我们就找到下棋的人。如果他是自作聪明的投机者……那就让他明白,有些游戏,业余玩家不该参与。”
她的语气里,第一次流露出清晰的、冰冷的杀意。
“安瑞,记住:你要买的,是证明——证明你已经强大到可以碾碎通往圣殿之路上的一切‘偶然’与‘意外’。包括那个女人的记录,包括家族内部的反对,包括任何胆敢挡路的……杂音。”
通话结束。
韩安瑞放下手机,手掌心里全是冷汗。
他走到窗前,拉开刚才匆匆合上的窗帘。黄昏的城市沉入暮色,万千灯火次第亮起,像一片倒悬的星空。
在这片星光之下,某个医院的病房里,白芷也许正躺在病床上,左肩缠着绷带,心里还在惦记那台摔碎的dv机,惦记那些没能保存下来的记录。
而在南太平洋的某个谈判桌上,一场关于岛屿、关于野心、关于“净化”的交易,正在暗流中继续。
他转身,走回办公桌,拨通了k先生的电话。
“启动b方案。同时,我要那个侄子所有的背景资料,越详细越好。费用不是问题。”
“另外,”他顿了顿,看着桌上岛屿照片中那个模糊的祭祀遗址,“准备一支专业的考古评估团队。如果那里真的有原住民遗址……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穹顶计划’文化叙事的一部分。”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平稳,冷静,甚至带着一丝筹划者的精确。
买岛的波折,会成为他“受洗”仪式上的第一道荆棘冠。
而他要戴着它,走向那座等待他的、注定孤独的岛。
岛屿谈判陷入僵局的第七天,蒋思顿罕见地亲自联系了韩安瑞。没有约在茶室或画廊,而是在城市边缘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仓储超市楼顶。
韩安瑞到达时,蒋思顿正靠着生锈的护栏抽烟,脚下散落着几个烟蒂。他穿着皱巴巴的polo衫,眼下有浓重的青黑,完全没了往日精致松弛的模样。
“来了。”蒋思顿没看他,吐出一口烟,“坐。”
楼顶上只有几张废弃的塑料椅。韩安瑞拖过一张,坐下。夜风很凉,远处高架桥上的车流像一条发光的河。
“岛的事我听说了。”蒋思顿终于转过身,眼睛里布满血丝,“那个侄子是华尔街的鬣狗,闻到一点血腥味就想分肉。朱小姐让你怎么处理?”
“在查他的背景。必要时用b方案。”
“呵。”蒋思顿短促地笑了一声,把烟蒂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她总是这样。把最脏的活包装成‘必要手段’,然后让我们这些‘门徒’去执行,自己双手干干净净。”
这话里的怨气让韩安瑞一怔。他从未听过蒋思顿用这种语气谈论朱小姐。
“你找我,不只是为了问岛的事吧?”韩安瑞的手指无意识地收紧。他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
“别装。”蒋思顿走到韩安瑞面前,蹲下身,视线与他平齐。这个姿态打破了所有社交距离,像野兽对峙。
“但你知道吗?”蒋思顿压低声音,“朱小姐已经开始担心,你的‘净化’进程不够彻底。那座岛,可能等不到它的守护者了。”
韩安瑞感到后颈的汗毛竖起来。“什么意思?”
“意思是,你需要证明自己。”蒋思顿站起来,重新点燃一支烟,“证明你不仅有能力处理商业层面的障碍,更有能力……处理‘认知污染’的源头。”
夜风把他的烟吹得明灭不定。
“那个女人,是个麻烦。”蒋思顿说,“不仅因为她挖到了不该挖的东西,更因为她的存在方式——那种固执,那种‘记录真相’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病毒。它会感染围观者,会让一些还没完全睡死的人产生不该有的疑问: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活着?为什么我们不能?”
韩安瑞沉默。眼前浮现了那台碎了的dv机。
“朱小姐以前总爱说‘优雅的清除’。”蒋思顿嗤笑一声,“但优雅是有极限的。当敌人不怕痛苦的时候,优雅就变成了笑话。”
他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
“所以我们需要换一种方法。一种……更根本的方法。”
“什么方法?”
蒋思顿转过身,背对着他,面朝整座城市的灯火。混在风里,听起来遥远而模糊:
“安瑞,你学过历史吗?任何一场运动,想要凝聚人心,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韩安瑞思考了几秒。“共同的理想?或者……共同的利益?”
“错。”蒋思顿说,“是共同的敌人。”
他转回身,眼睛里闪着某种狂热的光:“理想会褪色,利益会分配不均。但敌人——一个足够强大、足够邪恶、足够具象的敌人——能让人忘记内部的一切矛盾,紧紧抱团。二战后的美国需要苏联,中世纪教会需要异端,所有摇摇欲坠的权力,都需要一个可以被公开焚烧的稻草人。”
韩安瑞听懂了他的意思,但拒绝承认。“你是说……”
“我们需要一个‘公共之敌’。”蒋思顿一字一句地说,“一个能被所有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层、哪种立场——共同唾弃、共同恐惧、共同希望其消失的象征性人物。”
“她需要是孤身作战的理想主义者,她执着于挖掘‘真相’,这可以被打造成‘偏执妄想’;她不顾一切地记录,这可以解读为‘试图制造舆论恐慌’;她甚至受伤了——多好的素材!一个被自己疯狂行为反噬的‘阴谋论者’,在废墟中制造事端……”
“那不是真的。”韩安瑞脱口而出,“她在救那个孩子。”
蒋思顿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冰冷的、令人不适的东西。
“真的假的,重要吗?”他说,“重要的是故事。重要的是,当十家媒体、一百个‘目击者’、一千条精心剪辑的视频都说她‘自导自演’,说她‘利用孩子制造悲情’的时候,还会有谁在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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