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两仪殿，九月初。
北疆幽州击退高开道的捷报，摆在了大唐皇帝李渊的御案之上。殿内气氛凝重，西窗透入的秋光，仿佛也带着沉甸甸的重量。
兵部尚书屈突通详细禀报了幽州战况，最后总结道：“……赖李艺、突地稽戒备森严，应对得法，高开道勾结奚族再度入寇，已被击退，斩获百余，北疆暂安。”
李渊微微颔首，脸上却无多少喜色。他的手指重重敲在另一份来自东南的紧急文书上，声音低沉：“北疆疥癣之疾，虽烦却暂不足撼动根本。而东南……”他顿了顿，语气转厉，“辅公祏竟敢窃据丹杨，伪立宋廷！此乃心腹大患！江淮财赋重地，断不容有失！”
侍中陈叔达忧心忡忡：“陛下，辅公祏经营日久，又与洪州张善安互为犄角，其势已成。且北有突厥压境，若我大军全力南下平叛，恐北虏乘虚而入，重现去岁马邑、朔州之危啊。”
陈叔达所言，正是当今朝廷面临的最大困局，南北受敌，兵力财力皆捉襟见肘。
李渊的目光缓缓扫过殿内重臣，沉声问道：“太子此刻行至何处？北疆近日情势究竟如何？突厥可有异动？”
一位知情的将领出列禀报：“回陛下，太子殿下巡视北疆，日前已自幽州南下，此刻应抵达易州（今河北易县）附近。据殿下此前奏报及近日边情，突厥今岁入寇虽频，然多属掳掠，志在财货人口，阿史那·社尔攻朔州受挫，执失思力扰原州亦未得大便宜。眼下秋深，彼辈战马正肥，劫掠之心未歇，然观其动向，并无大举南侵、决死一战之迹象。”
这番话，为朝廷的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它表明，北线压力虽在，但已转入以防御和小规模冲突为主的相持阶段；同时，太子李建成已完成了前一阶段的抚军巡视，正处在可被召回的阶段。
中书令封德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机，进言道：“陛下，北疆既暂稳，而东南之患燃眉。辅公祏初叛，根基未稳，所谓‘宋’廷，不过仓促搭起的草台班子。宜趁其人心未附、部署未周，以雷霆万钧之势扑灭之！若拖延时日，任其整合江淮，勾连四方，则必成大患，剿灭难矣！太子殿下既近中枢，当速召回，一则统筹平叛全局，协调四方粮秣兵员；二则坐镇长安，以安天下之心，稳关中根本。”
这番分析，点明了战略重心转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也指出了太子回朝所能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即可协调中枢，总揽后勤，稳固根本。
听得众臣的分析，李渊眼中锐光一闪，显然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环视群臣，语气转为决断：“辅公祏之叛，必须速平！北疆之守，亦不可懈。朕意已决：诏令太子，即刻班师回朝！”
“班师”二字，在寂静的殿中格外清晰。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调动，更是帝国在南北天平上一次重大的战略砝码移动。
李渊继续部署，话语中透露出深思熟虑的全局安排：“太子回朝后，总领平叛后方事宜，协理政务，保障李孝恭、李靖等前敌将领粮草军械无虞。秦王世民，继续总督河东、河北军事，对突厥行守势，依托坚城，稳守要点。我朝方略，当转为北守南攻，先定内乱，再图外患！”
这番安排背后，亦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李世民军功赫赫，威震北疆。调太子回朝总揽平叛后勤与中枢协调，既能以其储君身份高效调动全国资源，确保江淮战场优先，也能使太子在关乎国运的重大战事中发挥核心作用，巩固其地位，平衡朝局。
诏令以最快的速度向北传递。
数日后，易州馆驿。
太子李建成接到了来自长安的紧急诏书。他仔细阅毕，目光从案上的北疆地图移开，望向南方。他深知这道诏令背后的全部重量，帝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彻底转向了那片烟雨楼台、新立“宋”旗的东南之地。
“传令，仪仗转向，班师回京。”他的命令简洁而有力。
太子的旌旗不再向北，而是缓缓南指。消息随之传开，对于沿途州县和北疆将士而言，“太子班师”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朝廷对北线局势已有定论，阶段性的防御目标已经达成，接下来帝国的重心将是全力扑灭东南的叛乱。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军心民心，也预示着北方战事将进入一个更侧重于守备与周旋的新阶段。
当太子的车驾最终驶入长安明德门时， 秋日的阳光正照在巍峨的城楼上。城内，关于江淮叛乱的议论与忧虑，因太子的归来而仿佛有了主心骨；城外，更遥远的南方，李孝恭、李靖统领的大唐平叛军团，已然在紧锣密鼓地集结与推进。
李建成回首望了一眼北方天际，那里有他数月巡边抚军的风尘，也有依旧需要警惕的敌寇。然后，他转身，目光坚定地投向宫城深处，投向那汇集了天下情报、亟待决断的御前，投向决定帝国能否真正巩固统一的东南平叛大业。
帝国的车轮，在南北战火的淬炼与战略重心的果断调整中，轰然转向。一个以“北守南攻”为核心的新篇章，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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