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28日，柏林人民宫
韦格纳站在窗前，看着一辆插着波兰国旗的黑色奔驰轿车缓缓驶入庭院。
他刚刚结束与莫斯科的通话，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电话里罕见地达成了一致：鉴于库利克师的惨败和冬季作战的困难，同意暂时停止大规模进攻，巩固现有战线。
韦格纳理解苏共同志们的意思。军事上暂停，政治上却要加压。
门被轻轻敲响，秘书走进来：“主席同志，波兰特使到了。”
“请他进来吧。”
“韦格纳主席，”科茨伯爵用流利的德语说，微微躬身，“感谢您在如此困难的时刻接见我。”
“请坐，伯爵先生。”韦格纳走到会议桌旁，示意对方坐下，“柏林最近很冷，路上还好吗？”
“还好，谢谢关心。”
科茨坐下，双手放在膝上，
“主席先生，我代表波兰共和国政府，怀着最诚挚的意愿来到柏林。我们……我们希望德国能够作为中立而有力的调停者，帮助结束波兰与苏联之间这场不幸的冲突。”
他停顿了一下，
“战争已经持续一周，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新年即将到来，我们相信，任何国家的士兵都应该活着与家人团聚，而不是躺在冰冷的战壕里。为此，波兰政府愿意……愿意以某些边境地区的领土调整为代价，换取持久的和平。”
韦格纳静静地听着，等科茨说完，
“伯爵先生，您对和平的渴望，对士兵生命的珍惜，我完全理解，也十分赞赏。
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科茨的脸上露出一丝希望。
“但是，”韦格纳话锋一转，“调停冲突，不能只治标，不治本。
苏波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源在于波兰国内日益严重的民粹主义、民族极端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威胁邻国，也在撕裂波兰社会本身。”
科茨的脸色变了变：“主席先生，我不太明白……”
“那就让我说得更直白一些，过去三年，波兰境内发生了十七次针对德国裔、犹太裔、乌克兰裔少数族群的暴力事件。
波兰媒体日复一日地煽动对苏联和德国的仇恨，鼓吹‘恢复历史疆域’。毕苏斯基元帅的个人威望暂时压制了这些极端声音，但能压制多久呢？”
“波兰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的内部事务……”科茨试图辩解。
“当你们的‘内部事务’演变成刺杀苏联大使、在边境挑衅时，这就不仅仅是内部事务了。”
韦格纳的声音依然平静，
“沃伊柯夫同志的血还留在华沙的街道上。而我们知道，那件事背后，就有波兰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子。”
会议室陷入沉默。壁炉的火光在两人脸上跳动。
良久，韦格纳继续说：
“伯爵先生，我提出一个建议，请您转告毕苏斯基元帅：真正的、持久的和平，需要一个稳定、理性、能够控制国内极端势力的波兰政府。
而以目前波兰的政治体制——个人威权与混乱的议会民主结合——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韦格纳站起身，走到墙上的欧洲地图前：
“看看波兰的地缘环境：东边是苏联，西边和南边是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盟友。
波兰就像一个被红色海洋包围的岛屿。在这样的环境下，继续推行反共、反苏、反德的民族主义政策，无异于政治自杀。”
科茨的脸色苍白。
“我的建议是，”韦格纳转过身，“波兰共产党应该被允许合法参与政治生活，组建或参与联合政府。
只有左翼力量进入政权核心，才能有效制衡和疏导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才能与邻国建立正常的、和平的关系。”
“这……这是对波兰内政的干涉！”科茨终于忍不住。
“这是避免波兰走向毁灭的建议。”韦格纳走回座位，
“意大利的教训就在眼前。墨索里尼用民族主义和法西斯口号凝聚支持，结果呢？
把国家拖入战争，最终政权崩溃，国家分裂。毕苏斯基元帅希望波兰成为第二个意大利吗？”
科茨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
“请您回去转达我的意见，”
韦格纳最后说，
“德国愿意调停，但调停的基础必须是波兰政治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今天达成了停火协议，明天新的极端分子又会制造事端。和平，需要制度保障的。”
12月29日，华沙贝尔维德尔宫
毕苏斯基独自坐在书房里，他已经六十一岁了。年轻时在奥地利、德国、俄罗斯的流亡生涯，中年时领导波兰复国的辉煌，晚年勉力维持这个新生国家脆弱的平衡——这一生，他几乎没有停歇过。
但最近几个月，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不是身体的疲惫，而是一种深重的无力感。
他想起了1920年的华沙战役。
那时，他率领波兰军队奇迹般地击败了图哈切夫斯基的红军，被誉为“波兰救星”。
但那时他明白，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红军内部混乱、后勤崩溃，以及法国和英国的紧急援助。
七年过去了。
苏联红军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脱胎换骨，而波兰军队……虽然装备有所改善，但本质上还是那支依靠勇气和个人魅力的军队。
这次战争开战仅仅一周，东线就节节败退，如果不是库利克的冒进和西线两个精锐师及时赶到，恐怕苏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
更让他忧虑的是国内。民族民主党的极端分子越来越肆无忌惮，反犹、反德、反共的言论充斥报纸；农民党要求激进的土地改革；社会党人则在议会里不断抨击他的“独裁”。
而他，只能用军队和警察的力量，勉强维持着表面的稳定。
“我还能压多久？”他轻声自问。
科茨的报告里，韦格纳的话反复在他脑海中回响：
“波兰就像一个被红色海洋包围的岛屿……继续推行反共、反苏、反德的民族主义政策，无异于政治自杀。”
还有那句更刺耳的：“毕苏斯基元帅希望波兰成为第二个意大利吗？”
电话突然响起，打断了他的思绪。是总参谋长雷兹-希米格维。
“元帅，前线最新报告。苏军已经停止进攻，正在加固防线。但我们的侦察发现，他们在后方大量集结物资，特别是重型火炮和……疑似装甲车辆。”
“德国方向呢？”
“德军在但泽走廊的‘演习’仍在继续，而且规模在扩大。昨天，他们的侦察机甚至越境进入我国领空，虽然很快离开，但明显是挑衅。”
毕苏斯基沉默片刻：
“继续监视。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火。”
挂断电话，毕苏斯基走到窗前。
华沙的街道上，人们在为新年做准备，但气氛压抑。商店的橱窗里商品稀少，排队购买面包的队伍比以前更长。
战争才一周，经济已经开始受到影响。
他拿起电话，犹豫了几秒钟，
“给我接柏林，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以我个人的名义。”
电话接通时，韦格纳正在审阅经济委员会提交的年度报告。
“毕苏斯基元帅，”韦格纳接起电话，“很意外在这个时候接到您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毕苏斯基沙哑的声音，
“韦格纳主席，我们不必绕圈子。科茨伯爵带回了您的建议。我想知道，您的话有多少是真诚的，有多少是政治算计。”
韦格纳微微一笑：
“在政治中，真诚和算计往往是一体的。但我可以向您保证一点：我绝不希望波兰崩溃或陷入长期内战。一个稳定、繁荣、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波兰，才符合德国的利益。”
“即使是一个有共产党参与的波兰政府？”
“尤其是这样的政府，”
韦格纳肯定地说，
“因为只有左翼力量上台，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波兰目前的民族主义狂热。
而一个理性的波兰政府，才能与我们，与苏联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元帅先生，请允许我说得直白一些，您所谓的‘第三欧洲’从来只是幻想。
波兰太小，太弱，不可能在德苏两个大国之间保持真正的中立。
1920年您能击退苏联，是因为有英法的支持。但现在呢？英国远在海外，法国自顾不暇。
当德国和苏联真的决定解决‘波兰问题’时，您认为波兰能支撑多久？”
电话那头只传来了毕苏斯基沉重的呼吸声。
“我不是在威胁您，”
韦格纳继续说，
“我是在陈述地缘政治的现实。
波兰有两个选择：
第一，继续目前的道路，最终在某个危机中崩溃，像意大利一样分裂，甚至爆发内战；
第二，主动进行政治改革，让左翼力量合法进入政权，与邻国建立稳定关系，保住国家的主权和完整。”
“共产党上台后，波兰还能保持独立吗？”
“为什么不能？”
韦格纳反问，
“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独立吗？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独立吗？北意大利独立吗？
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我们仍然是主权国家。
德国不会吞并波兰，苏联目前也没有这个意图。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友好的、稳定的邻居，而不是一块需要镇压的领土。”
又是一段漫长的沉默。
“如果我同意，”毕苏斯基终于开口，声音疲惫至极，“我需要保证。书面的保证。”
“什么样的保证？”
“第一，苏军立即停火，并在一周内后撤至12月20日之前的实际控制线；
第二，德国承诺尊重波兰的领土完整；
第三，共产党参与政府必须通过合法的议会程序，不能是武力或外部强加；
第四……给我，和我的核心追随者，安全的退休保障。”
韦格纳思考片刻：
“第一点，我可以与莫斯科沟通，问题应该不大；
第二点，德国可以做出公开承诺；
第三点是当然的，我们尊重波兰的法律程序；
第四点……只要您和平移交权力，不试图武装抵抗，我可以保证您和您的家人、亲信的安全，甚至可以在德国或瑞士安排舒适的退休生活。”
“还有，”毕苏斯基补充，“这个过程必须循序渐进。不能一夜之间让共产党掌权，那会引起剧烈反弹。”
“我同意。可以先组建联合政府，共产党获得部分部长职位，特别是在内政、教育、劳工这些能影响舆论和基层的部门。同时进行选举改革，确保下一届议会选举更加公平。”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
“韦格纳主席，”毕苏斯基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这一生，为波兰的独立战斗了四十年。
我曾经相信，一个强大、统一、骄傲的波兰是可能的。但现在……我老了，也累了。也许你说得对，波兰需要新的道路。”
他停顿了一下，“我会通知政府，开始与波兰共产党进行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
同时，请您……帮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让那些年轻人……回家过新年吧。”
“我会尽力的。”韦格纳郑重地说。
电话挂断了。
韦格纳放下听筒，柏林的冬夜寂静无声，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凌晨两点了。
他拿起内部电话：
“接莫斯科，斯大林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
另外，通知宣传部，准备起草一份关于‘波兰人民自主选择政治道路’的社论。语气要温和，要强调尊重主权和人民意愿。”
毕苏斯基做出了他认为最艰难、但也最正确的选择——为了波兰不成为第二个意大利，为了这个国家不在内战中毁灭，他选择了交出权力，让历史翻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