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德波边境的大桥上已经已经挤满了人。
德国一侧，工人纠察队拉起了临时的观礼区。
来自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的数千名群众举着标语：
“德波工人团结万岁！”“建设，不要战争！”
孩子们骑在父亲肩上，好奇地张望对岸那片波兰土地。
九点整，五辆黑色的“人民牌”轿车驶抵桥头。
第三辆车的车门打开时，人群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韦格纳走下车，他朝人群挥手，然后做了个下压的手势——欢呼声渐渐平息。
“同志们，”
韦格纳的声音通过临时架设的扩音器传开，
“今天我们不庆祝胜利，因为真正的胜利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
今天我们庆祝的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终于可以用双手来对话了。”
波兰一侧，斯武比采市的市长正紧张地整理领带。他身边站着的是新任波兰经济部长明兹。
“明兹同志，”
市长小声说，
“我昨晚一夜没睡……1914年，我父亲在这座桥上被德国兵打死了。1920年，我哥哥在这里和红军作战时失去了一条腿。现在我却要……”
明兹拍拍他的肩膀，目光却一直盯着对岸那个灰色大衣的身影。
“市长先生，我父亲是犹太裁缝，1918年在波兹南被波兰民族主义者打死，罪名是‘国际主义阴谋’。我们都有死去的亲人。”
他顿了顿，“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该让今天活着的孩子们，不再重复我们父辈的命运。”
九点十五分，双方代表在桥中央汇合。
桥面中央只摆了一张普通的木桌，上面放着两份文件——《德波边境开放协定》和《经济互助框架协议》。
韦格纳先伸出手。
“明兹同志，很高兴见到你。我看过你在但泽地下刊物上发表的经济论文，关于合作社与计划经济结合的设想，很有见地。”
明兹有些惊讶，
“韦格纳主席，您知道我？”
“我们关注所有真诚的社会主义探索者。”韦格纳微笑着回答。
签字仪式后，韦格纳从随行人员手中接过一把巨大的铁剪——不是镀金的礼仪剪刀，而是铁路工人用的普通钢剪。
“这把剪刀，”他举起来让所有人看见，“是法兰克福铁路维修车间的工人们今早送给我的。他们说：‘主席同志，用这个吧，用我们工人阶级的钢剪彻底剪断两国人民的隔阂吧。’”
韦格纳走向桥栏杆。那里，一道生了锈的铁丝网还缠在栏杆上。
咔嚓。
铁丝网应声而断。断开的铁丝弹起来，在晨光中划出一道银亮的弧线，落入奥得河。
同一时刻，在三百公里外的布列斯特，苏波边境。
苏联代表是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波兰代表则是新任外交第一副部长、波共成员约瑟夫·哈贝尔。两人没有握手——不是不愿，而是按照事先商定，这个仪式要“低调、务实、避免刺激西方”。
但围观的群众不这么想。布列斯特的农民、工人、小贩，黑压压地挤在边境线两侧。当双方代表剪断铁丝网时，不知谁先喊了一声：“面包来了！”
人群骚动起来。
“让他们过！”哈贝尔对边境警卫喊，“今天，没有检查站，没有关税！让物资先流动起来！”
于是，历史性的一幕发生了：苏联卡车直接开过边境，停在波兰一侧的市场空地上；波兰的列车也缓缓驶入苏联境内。没有文件，没有盖章，只有双方司机互相点头示意问好。
开放边境的第一周结束时，三国的统计部门都忙疯了。
德波边境的日过境人数：从1月14日的87人，激增至1月21日的5,142人
苏波边境的货运列车日通行量从零恢复到日均22列，这直接导致波兰境内面包价格一周内下降28，煤油价格下降35
但比数据更深刻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1920年苏波战争时，他志愿参军，腿上至今留着弹片伤疤。家里墙上曾挂着一幅毕苏斯基肖像，下面写着：“波兰属于波兰人！”
1月17日，他犹豫再三，还是去了新设立的“边境工作办公室”。队伍排了很长，都是和他一样的中年男人。
“姓名？职业？”
工作人员——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的波共青年——快速记录。
“古本机械厂需要精密零件装配工，要求能看懂德国机械图纸。你有德语基础吗？”
“会一点……战前跟德国师傅学过。”。
合同期三个月，可续签。同意吗？”
扬愣住了。。在波兹南，最好的锁匠一天也就挣2兹罗提，还不包饭。
“同……同意。”
两天后，早上五点，他坐上开往古本的专列火车。车厢里挤满了波兰工人，没人说话，只有车轮撞击铁轨的单调声响。过边境时，德国边防军上车检查并发了传单：
“欢迎来到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如有劳资纠纷，可联系当地工会……”
古本机械厂比扬想象的大得多。
六栋整齐的厂房，每栋都有四层楼高。厂区里有花坛，甚至有个小足球场。
扬的德国工长是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
“科瓦尔斯基是吧？来，先看这个。”
工长递给他一张图纸，又指了指工作台上的零件，
“今天任务：装配五十个这样的齿轮箱。标准工时六小时，做不完可以加班——但我不建议，因为加班要填三张表，麻烦。”
扬工作到下午三点就完成了。
工长检查后点头：“质量不错。你可以下班了，或者去培训室，那里有技工课程，免费的。”
培训室里，十几个波兰工人正跟着德国老师学看液压原理图。扬找了个位置坐下。课间休息时，他和一个叫沃伊切赫的年轻焊工聊天。
“你以前在哪工作？”扬问。
“罗兹的纺织厂，一天干十二小时。”沃伊切赫咳嗽两声，
“这里的工厂……不一样。昨天我咳嗽，工长直接让我去诊所，医生开了药，没收钱。”
“为什么？”扬不解，“德国人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
旁边一个德国工人听到了，用生硬的波兰语插话：
“同志，不是‘德国人对你们好’，是《劳动保护法》对所有人都一样。
我是德国人，我咳嗽了也一样免费看病。”他顿了顿，“十年前，我也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每天干十四小时，肺快咳出来了也没人管。是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晚上回到波兰的家中，扬的妻子急切地问：“怎么样？受欺负了吗？”。
“你看，这是午饭，有土豆炖肉、面包、苹果。工长说，明天有鱼。”
他坐在桌前，给在乡下弟弟写信。
写到一半，他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毕苏斯基肖像，沉默许久，最终没有取下它，只是在旁边贴上了一张从德国工厂带回来的宣传画：
一个德国工人和一个波兰工人并肩操纵机床，下面写着德波双语标语：“我们创造价值，我们分享成果”。
信的最后，他写道：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德国工人不闹革命——因为他们过得比我们好。
如果波兰也能这样，谁还会想去打仗？而如果波兰不能这样，那么战争迟早还会再来，因为饥饿的人什么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