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写下：
德国:138
苏联:89(1921:41)
波兰:76
美国:125
这次轮到塔德乌什发问了，他站起来：
“马丁教授，德国的138，意味着工人实际收入比战前提高了近四成。
而波兰只有76，甚至不如战前。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是因为德国掠夺了波兰吗？”
马丁笑了：
“这位同学，你用了‘掠夺’这个词。
那我们用数据反推。如果德国的高工资是靠掠夺波兰实现的，那么被掠夺的波兰，其工人工资应该比一个没有被德国‘掠夺’的、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低，对吧？
那我们看看同样中立的捷克斯洛伐克，1927年实际工资指数是82，只比波兰高一点，但远低于德国。这个差距，用‘掠夺’解释得通吗？”
塔德乌什愣住了。
舒尔茨继续说：
“德国工资增长的原因很复杂，但几个关键制度可以量化：
法律强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抬高了工人的工资；
工会拥有了合法权利；法律要求将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工人福利和再培训；
还有，最重要的，”马丁顿了顿，“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使得国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和福利分配。
这些，都是可查的法律条文和经济数据。”
说完，马丁最后写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每千活产）”。
德国:38(1913:151)
苏联:182(1913:257)
波兰:156
法国:73
这个数字令人窒息。
尤其是苏联和波兰，几乎每五个孩子就有一个活不到五岁。
“这个数据最残酷，也最能说明问题。”
马丁的声音低沉下来，
“德国是如何将儿童死亡率从151降到38的？
在德国，我们开始普及产前检查，强制接种疫苗，立法保障工厂设立哺乳室和托儿所，制定《母亲与儿童保护法》严禁孕妇从事危险工作，以及，”
他看向教室里的女同学们，
“女性大量进入职场，经济独立带来家庭话语权提升，她们更能决定将家庭资源用于孩子的营养和医疗等方面。”
海伦娜再次举手，这次声音有些发颤：
“可是……苏联还是很高，182，虽然比过去好了。社会主义不是应该更好吗？”
马丁沉默了片刻，
“你说得对，总体仍然很高。但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工业中心，1927年数据已经降到90左右；而中亚一些偏远地区，还在250以上。
这说明什么？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可及性是基础。
苏联在极度落后的起点上，用十年时间将全国平均水平大幅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医学和社会学上的奇迹。
但它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不是魔术，它无法瞬间变出医院和医生，它需要时间，需要艰苦的建设。”
下课铃响了，塔德乌什冲到讲台前：“马丁教授，这些数据……所有这些，都公开可查吗？”
“我讲义最后一页列出了所有数据来源，包括德国统计局年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国际劳工组织年鉴、国际联盟卫生部的白皮书。学校的图书馆应该都能找到。”
塔德乌什深吸一口气：
“我现在有些怀疑我过去学到的一切。
如果数据是真的，如果德国工人确实过得更好，孩子死得更少，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被教育要仇恨和恐惧你们？为什么？”
舒尔茨看向窗外的庭院：
“年轻人，历史书写有两种。
一种致力于回答‘我们应该是谁’，于是筛选史实，塑造神话，激发热血，这很安全。
另一种试图回答‘我们实际是谁’，这需要勇气，因为它要求直面落后、反思错误、承认他人长处。”
他转回头，目光锐利，
那天深夜，塔德乌什在日记里写道：
“敌人或许会夸大他们的仁慈，但数据不会为他们的残忍撒谎。
如果图表显示，在那些被称为‘威胁’的国度，最底层的人们正在更快地摆脱无知、贫困和早夭，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再是‘他们为何是敌人’，而是‘我们为何落后’以及‘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做到更好？’。
这不是背叛，这是清醒。”
他撕下了墙上那幅骑兵版画，露出了后面斑驳的墙壁。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头脑也像那面墙一样，被清除掉了一些华丽而空洞的装饰，准备重新粉刷，涂上更坚实、更素朴，但也更真实的底色。
1月28日晚八点，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顶层的办公室灯火通明。厚重的橡木门里回荡着低沉的谈话声。
施密特将一份汇总报告推到韦格纳面前：
“已经开放边境十三天了，我们总体评估还算积极，但波兰那边还是有些暗流涌动。”
“波兰右翼媒体‘经济殖民论’甚嚣尘上，指责我们以高薪‘诱拐’其技术工人，旨在掏空波兰工业根基，使其永久依附。”
韦格纳从地图上抬起头，揉了揉眉心：“明兹同志那边有什么对策？”
“他已拟定反制方案，”
施密特递上另一份文件，
“计划下周启动‘维斯瓦河畔工厂’计划。在波兹南、罗兹等工业城市，由德国工会基金与波兰国家资本合资建厂，生产农机、初级化工品。
工资定为德国同级岗位的八成，但仍是波兰现有水平的两倍左右。关键条款在这里——”他指向一行字，
“技术转让与管理人员本土化时间表：
我方工程师必须在十八个月内培养出能独立运营的波兰团队；五年后，波兰籍管理人员比例需超过70。
同时，配套‘技术回流激励’，在德工作的波兰技工若回国进入这些合资厂，将获得一笔安家补贴和技术津贴。”
“很好，”韦格纳点头，“要让波兰群众看到，这不是掏空掏空，而是德国政府对波兰的输血和造血并举。克朗茨，军队方面呢？”
一直站在窗前的克朗茨转过身，眉头紧锁：
“比经济战线复杂。波共虽然掌握了新组建的总政和政委系统，但团营级军官主体仍是旧军人，思想转变缓慢。
他们对‘政委’有本能的抵触，认为这是波共来监视和夺权的。”
“你怎么看？”
“我的意见是软化方式，展示实质。”
克朗茨走到桌边，
“我建议启动‘易北河-维斯瓦河军官对话项目’。邀请波兰中级军官代表团访德，去看看我们的退伍转业培训中心、伤残军人康复工厂、军人子女学校，以及军事院校里关于战争伦理、军民关系的课程。
让他们明白，在社会主义的体系里，军人不仅是战争工具，更是国家建设者，他们的荣誉和未来有制度保障。这比空谈主义更有说服力。”
“可以。但要注意尺度，避免刺激波兰政府中残余的敏感神经。”
韦格纳赞许道，随即看向施密特，“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了教会？”
施密特点了点头：
“天主教会态度微妙且分化。基层不少神父在布道中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向信徒传递‘政权可更迭，面包价实真’的隐晦信息。
有几位比较开明的，甚至询问我们的同志能否在教堂附属的空房里开办夜校。
我们基层同志请示，该如何应对？”
韦格纳思索片刻：
“让卢森堡同志去牵头吧，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宗教与社会事务对话小组。
原则必须明确：信仰自由受宪法保护，但宗教不得干预政治与教育。
对于愿意在社会服务领域合作的神职人员，比如办扫盲班、慈善厨房，我们可以提供教材、部分经费补贴，但管理权和教学内容需接受地方政府文教部门监督。”
这时，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施密特接起，听了片刻，用手捂住话筒，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主席，华沙明兹同志来的电话。波兰议会刚刚以218票对212票，通过了《土地改革第一阶段法案》。投票最后一刻，十五名原属右翼阵营的议员倒戈。
明兹说，倒戈者中，有十一人所在的选区，过去一周刚刚收到了我们援助的谷物良种和农具。”
韦格纳接过电话：
“明兹同志，祝贺你们迈出了关键一步。但请转告同志们，这仅仅是立法程序的开始。
真正的投票，只有当社会主义从纸面上的法案，变成农民群众们手里实实在在多出来的粮食，这场改革才算真正在波兰落地生根。”
放下电话，办公室内短暂沉默。韦格纳走到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最终停在大西洋彼岸。
“波兰的春天来得比我们预想的要快，要好。”
“但这未必意味着我们的时间更充裕了。恰恰相反。”
克朗茨目光一凛：“您是指？”
韦格纳的指尖敲在美国东海岸：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泡沫，已经到了连最疯狂的投机客都开始失眠的地步。
法国政府的国债，下个月就开始大量到期，而他们的黄金储备则越来越低。经济部门的同志现在正在预测这场新的危机到底会是从美国还是在法国又或者是英国第一个爆发，反正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