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高三那年的事。
冬夜十一点多，我从成堆的习题里抬起头，父母又开始了。争吵声从两个房间传来，断断续续，像老旧收音机的杂音。这样的场景已持续半个月，离婚协议草稿在客厅茶几上搁着，像一道裂痕。
我戴上耳机，却挡不住那些声音。母亲尖利的话语像碎玻璃，父亲低沉的声音像闷雷。直到大约十二点，一切突然安静下来。
我摘下耳机，侧耳倾听。死寂里，只有窗外风声呼啸。
然后我听见了哭声——母亲在哭，不是平时的啜泣，而是一种拖长的、有节奏的呜咽，像戏台上的悲腔。
我起身，到厨房倒了杯热水。客厅没开灯，月光透过窗户，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惨白。父母的房门虚掩着，一缕黄光漏出来。我推门进去。
母亲侧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身体随着哭泣的节奏微微起伏。父亲坐在床沿，指间夹着一支未点燃的烟，一动不动。
“妈，喝点水。”我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
母亲没回应，哭声却变得更清晰了。那声音确实像唱戏——哀婉曲折，每个字都拖着长长的尾音：
“我嘞个儿哎——冻死我了——我没有衣裳穿——”
她重复着这句话，一遍又一遍。
我愣住了。母亲只有我们三个女儿，从没有儿子。而且她身上穿着整齐的棉质睡衣，房间里有暖气，不可能会冷。
“爸，妈怎么了？”我转向父亲。
父亲终于点燃了那支烟，火光映亮了他疲惫的脸。“她中邪了。”他吐出烟圈，声音干涩。
“什么？”
“你大姑父会看这个。”父亲说，“本来想让你去请他，但太晚了，还是我去吧。”
“现在？十二点多了。”
“等不了。”父亲掐灭刚点燃的烟，穿上外套，“你陪着你妈，别让她乱动。”
他离开了房间，门轻轻关上。房间里只剩下我和母亲，以及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光影——电影频道正在播放《侏罗纪公园》，霸王龙在雨夜中咆哮，电视却发出滋滋的电流声，画面时断时续。
母亲仍在哭泣，声音却渐渐变小了，变成一种近乎耳语的重复：“我嘞个儿冻衣裳”
我坐在父亲刚才坐的位置，不知所措。电视里的恐龙突然静止，雪花点布满屏幕，滋滋声更加刺耳。房间里的温度似乎在下降，我打了个寒颤。
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十二点半。父亲还没回来。
我拿出手机，拨打父亲的号码。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怎么可能？我们住在市区，信号从未出过问题。
我又找到大姑父的号码，犹豫了一下，还是拨了过去。电话响了三声后接通了。
“喂？”大姑父的声音听起来很清醒，不像被从睡梦中吵醒。
“大姑父，我是小玲。我爸去找您了吗？我妈她”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大姑父打断我，语气平静得不可思议，“没事了，挂了吧。”
电话被挂断。我愣愣地看着手机，再看向母亲——她停止了哭泣，呼吸变得平稳均匀，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电视也恢复了正常，恐龙继续在雨林中追逐吉普车。
几分钟后，父亲回来了，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松了口气，却又更加沉重。
“大姑父说什么？”我问。
父亲摇摇头，“他什么也没说，就说知道了。”
那天之后，母亲恢复了正常，但家里的气氛更怪异了。父母不再争吵，却也很少交谈，像是两个陌生人被迫同居一室。每当我想起那晚的事，想问母亲，她却总是刻意回避。
直到一个月后，我偶然在阁楼发现了一个旧木箱。
那是个阴沉的周末下午，我上去找参考书。阁楼堆满了杂物，昏暗的光线从一扇小窗斜射进来。在角落的蜘蛛网后，我看到了那个箱子——深褐色，边缘包着锈蚀的铜角，没有锁，只用一个简单的搭扣扣着。
鬼使神差地，我打开了它。
里面是些老物件：褪色的照片、信件、几本毛了边的书。最下面，叠放着一件衣服。我把它拿出来——是一件戏服，深蓝色的长袍，领口和袖口绣着银线，虽然陈旧，仍能看出曾经的精致。袍子下面还有一顶小帽，同样绣着精细的图案。
“你在干什么？”
母亲的声音从楼梯口传来。我吓了一跳，戏服从手中滑落。
她走上阁楼，看到散落在地的戏服，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妈，这是”
“放回去。”母亲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默默照做。关箱子前，我注意到箱盖内侧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穿着那件戏服，站在一个简陋的戏台上，脸上画着浓重的油彩，笑得灿烂。
“他是谁？”我问。
母亲沉默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
“你舅舅。”她最终说，“我的哥哥。”
我从未听说过母亲有个哥哥。
那天晚上，母亲终于说出了那个故事。
“那是1967年，我七岁，他九岁。”母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声音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们老家有个戏班子，你外公是班主。那年月，唱戏被说是‘四旧’，戏班子散了，但你外公舍不得那些行头，偷偷藏了几箱。”
“你舅舅，他叫云生，天生就会唱戏。三岁能哼全本《牡丹亭》，七岁登台，九岁已是台柱子。戏班子散了后，他常偷偷穿上戏服，在没人的地方唱。”
母亲的眼神飘向远方，仿佛穿过时光，看到了那个冬天。
“那天特别冷，下了很大的雪。你外公外婆去公社开会，家里只剩我们俩。云生说想唱戏，就打开了藏戏服的箱子。他穿上那件蓝袍——是他最喜欢的行头，演《长坂坡》里的赵云穿的。”
“他就在院子里唱，雪花落在他的戏服上，他也不管。唱到‘这一场杀得俺力尽筋疲’时，他突然不唱了，说冷。”
母亲的呼吸变得急促，“我让他回屋，他说戏没唱完不能下台。我就回屋给他拿外套，可等我出来”
她停住了，眼中泛起泪光。
“他就躺在那儿，戏服上落满了雪。我以为他在演戏，还笑他装得像。等我走近才发现他已经没气了。”
“医生说是突发心脏病，加上冻着了。可我知道，他是唱戏唱没的。最后一口气，都留在戏台上了。”
我握住母亲的手，冰凉。
“那晚你哭的时候，说的是‘我嘞个儿’”我小心翼翼地问。
母亲苦笑，“那是云生最后唱的那段词。赵云在长坂坡救阿斗，唱的是‘我嘞个儿哎，冻死我了，我没有衣裳穿’。其实原词不是这样，是云生自己改的，他说冬天唱这出戏，真的冷。”
“可你为什么”
“我不知道。”母亲摇头，“那段时间，我和你爸吵得厉害，整夜整夜睡不着。那晚我迷迷糊糊的，突然觉得特别冷，然后就听见有人在唱戏，是云生的声音再后来，我就不记得了。”
父亲这时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大姑父今天来了，给了我这个。”
信封里是一张折叠的黄纸，上面用朱砂画着奇怪的符号，还有一行小字：“心结未解，魂难安息。”
“大姑父说，你舅舅的魂一直没走。”父亲缓缓说道，“他跟着戏服，也跟跟着你。”
母亲猛地抬头，“不可能！云生去世这么多年”
“大姑父说，枉死的人，如果心有执念，就会徘徊不去。你舅舅的执念就是那出没唱完的戏。”父亲看着母亲，“而且他一直想要个儿子。”
房间里一片死寂。我突然明白了母亲重复的那句话——那不是一个母亲在呼唤儿子，而是一个未长大的“儿子”在呼唤自己的生命，一出未唱完的戏。
“大姑父还说，”父亲艰难地继续，“要想让他安息，得把那出戏唱完。”
“怎么唱？谁会唱？”母亲的声音在颤抖。
父亲没有回答，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已经有了主意。
一周后，我们回了趟老家。老宅已多年无人居住，院子里荒草萋萋。父亲从车后备箱拿出那个旧木箱，放在院子中央。
“真要这么做？”母亲问。
父亲点头，“我问过懂行的人了。今晚是满月，子时阴气最重，也是沟通最好的时候。”
夜色渐深，圆月当空。父亲在院子里点了三炷香，摆上几样简单的供品。他打开木箱，取出那件蓝色戏服。
“谁穿？”我问。
父母对视一眼，母亲伸手接过戏服，“我来。”
“妈！”
“他是我哥哥。”母亲平静地说，“而且，是我看着他离开的。”
父亲欲言又止，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午夜十一点，母亲换上了戏服。深蓝的长袍在她身上略显宽大，银线刺绣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光。她没有化妆，素净的脸在戏服的映衬下，有种诡异的美。
父亲拿出一台老式录音机，按下播放键——是京剧《长坂坡》的伴奏，咿咿呀呀的胡琴声在夜风中飘荡。
母亲深吸一口气，开口唱道：
“这一场杀得俺力尽筋疲——”
她的声音并不专业，甚至有些走调，但在寂静的冬夜里，却有种直击人心的力量。她唱赵云单骑救主，唱血战长坂坡，唱到那句关键的“我嘞个儿哎，冻死我了，我没有衣裳穿”时，声音突然变了。
那不再是母亲的声音，而是一个童声，清亮高亢，每个字都咬得字正腔圆。
我和父亲震惊地对视。月光下，母亲的身影似乎也在变化——变得更矮小，更轻盈，仿佛一个九岁的男孩穿着过大的戏服，在雪地里独舞。
她继续唱，唱完了整段。当最后一个音落下时，四周突然起了风，卷起地上的落叶，在院子里打转。
母亲——或者说，穿着戏服的影子——缓缓转身，面对着我们。月光照在她脸上，我分明看到，那是一张男孩的脸，画着油彩，笑得灿烂。
他用童声说：“戏唱完了，我该走了。”
然后，他——或者说母亲——直直向后倒去。
父亲冲上前扶住她。戏服从她身上滑落，落在地上，瞬间化作一堆灰烬，被风吹散。
母亲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我们，“刚才我唱完了吗？”
父亲紧紧抱住她，“唱完了，都唱完了。”
从那以后，家里再没发生过怪事。父母的关系虽然仍有裂痕，但开始尝试修补。他们一起去看了婚姻咨询师，学着重新沟通。
高三毕业那天，母亲交给我一个信封，“你舅舅留给你的。”
我惊讶地打开，里面是一张泛黄的戏票，日期是1966年11月7日，剧目《长坂坡》，座位：第一排正中。背面有一行稚嫩的字：“给我未来的外甥，希望你喜欢听戏。”
我这才明白，母亲那晚说的“他一直想要个儿子”，或许不是字面意思。云生舅舅想要的，是有人传承他的戏，他未完成的人生。
我没有成为戏曲演员，但我报考了中文系，研究古典文学，其中就包括元杂剧和明清传奇。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戏曲中的英雄母题研究》，开篇就引用了《长坂坡》。
答辩那天，父母都来了。结束后，母亲悄悄对我说：“你舅舅会高兴的。”
去年冬天，我带着未婚夫回老家。老宅即将拆迁，我们去做最后的整理。在阁楼角落里，我又看到了那个木箱——虽然我知道，里面的戏服早已化为灰烬。
出于好奇，我再次打开它。箱子里空空如也，只有箱底躺着一张照片。
是我从未见过的一张照片：年轻的母亲，大约五六岁，穿着小红袄，和一个穿着蓝色戏服的男孩手拉手站在雪地里。两人都笑得很开心，背后是老戏台的轮廓。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云生与妹妹，1965年冬，最后一场戏。”
我把照片拿给母亲看。她凝视了很久，轻声说：“其实那晚，我还记得一些事。”
“什么事？”
“当我穿上戏服开始唱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他就站在我面前，还是九岁的模样，穿着那件蓝袍，对我笑。”
母亲的眼睛湿润了，“他说，‘妹妹，你长大了。’我说，‘哥哥，你还是老样子。’他说，‘帮我唱完这场戏，我就不冷了。’”
院外传来施工队的机器声，老宅即将成为历史。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会被拆掉——比如记忆，比如未说完的故事，比如雪夜里，一个男孩和他未唱完的戏。
离开时，我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老宅。恍惚间，似乎看到阁楼窗前站着一个小小的身影，穿着蓝衣，向我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轻声说：“再见，舅舅。”
风穿过荒芜的院子，带来隐约的胡琴声，还有一句清亮的唱词：
“这一场杀得俺力尽筋疲——”
戏已终，人已散，唯有月光如水，照见时光深处，那个永远九岁的戏子，和他永不落幕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