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他们尚且知道借古讽今，留有转圜余地。
你倒好，直接要把自己的学说定为官学，塞给天下人。
你这是把朕置于何地？
把你自己又置于何地？
你这是生怕反对者找不到攻击的靶子，生怕自己‘权奸’的罪名坐得不实吗？！”
赵顼越想越觉得后怕。
王安石此举，其心或许为公，但其行，近乎找死。
这已不仅仅是政见之争，而是触碰了皇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意识形态的最终解释权。
“你真是庆幸，遇到的是朕。”
赵顼长长吐出一口气，语气复杂难明：
“若换作是仁宗皇帝，见到臣子献上自家经解欲图定为官学，会如何想？
若换作是太祖、太宗皇帝，见到臣子竟想替天子执掌‘道统’之权柄，你王安石，还有命在吗？”
“‘拗相公’……朕今日方知，你这‘拗’字，不仅是性子执拗，更是政治上的天真与固执！”
赵顼拿起那份奏章，凝视良久。
最终，他没有朱批，也没有留中，而是将其轻轻投入了身旁用于焚烧废稿的铜盆中。
火焰迅速窜起，吞噬了那些呕心沥血的文字。
“你的书，或许真是好书。
但此事，绝不可行。”
“朕要用你的才，你的胆，你的锐气，来富国强兵，来打破暮气。
但朕绝不会允许任何人，哪怕是王安石你，来试图定义这天下唯一的‘真理’。”
“思想的战场，只能由朕来做最终的裁判，而非由任何臣子来充当唯一的导师。”
火焰渐熄，只余灰烬。
赵顼知道，这件事他不会追究，甚至不会对王安石提起。
他会当作从未见过这份奏章。但他也彻底明白，王安石这个臣子，是一柄绝世利剑，却也极易伤主。
用之，必须更加谨慎，既要发挥其锋芒，又要时时握紧剑柄，绝不能让其有丝毫反噬的可能。
这一次，是王安石给他上的一课，关于人臣界限的课。
而赵顼，这个年轻的帝王，正在以一种远超年龄的老练，迅速消化着这一切。
数日后，赵顼的朱批，由皇城司加急快马，送往北上的王安石行辕。
批答的措辞，是赵顼斟酌再三的结果，堪称帝王心术的典范：
“览卿奏，知卿着书立说，孜孜不倦，心系教化，朕心甚慰。
《三经新义》稿本，朕当详加披览，体会卿之深意。
太学乃育才之地，讲学自由，可先将此书发于博士、学子讨论，以广见闻，辨明得失。
此事关乎学术根本，不必急于定为官学，当徐徐图之。
卿在河北，任重事繁，仍当以实务为要，整军备、兴水利、实仓廪，此乃当前急务，望卿悉力为之。”
这道批答，嘉奖其心，搁置其议。
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出发点和辛劳，给足了面子；
对于《三经新义》的处理，则轻描淡写地限定在“太学讨论”的范围内，定性为“广见闻”，而绝口不提“颁行天下”、“定为标准”等实质性步骤。
最后一句“仍当以实务为要”，更是将话题巧妙而坚定地拉回了赵顼最关心的河北现实政务。
放下朱笔，赵顼靠回椅背，心中并无轻松之感，反而升起一股复杂的明悟。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触摸到了王安石性格中那致命的缺陷。
“韩稚圭（韩琦）当年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朕今日方知，此言非虚……”
赵顼喃喃自语。韩琦当年反对王安石拜相，并非完全针对新法，更是洞察了其性格不适配宰相所需的包容与平衡之才。
“他王安石，口口声声反对司马光等人思想僵化，可他自己所做的，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僵化？”
“司马光着《资治通鉴》，是陈述史实，启发后人，纵然观点鲜明，却也留人讨论余地。
他门下弟子，亦非只知盲从。
而王安石你……你竟是想要天下人只读你注的经，只信你解的道！”
这念头让赵顼感到一阵寒意。
统一思想，定于一尊？
这想法本身，就充满了法家的严酷与不切实际的天真。
它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效率，但长久来看，扼杀的是整个民族的生机与创造力。
天下士子若都成了只知背诵“王注”的应声虫，这大宋，与一潭死水何异？
“朕要用的是你的‘法’，你的‘术’，来富国强兵，解决积弊。
但绝不是要用你的‘道’，来取代百家，禁锢天下！”
“思想的战场，必须保持开放与竞争。
司马光可以讲他的‘礼’，苏轼可以吟他的‘词’，你王安石自然也可以倡你的‘新学’。
但最终的裁判权，必须、也只能掌握在朕的手中！”
他想起即将出使辽国的司马光。
纵然政见不合，赵顼依然委以文化交涉的重任，因为司马光的学识、辩才与气节，足以代表大宋的文化底蕴。
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智慧——容人之量，用人之长。
而反观王安石此举，赵顼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执拗。
在这种思维里，不支持新法，便是顽固守旧；
不遵从“王学”，便是离经叛道。
这种缺乏弹性的绝对化倾向，或许能造就一个不屈不挠的改革斗士，但绝难成为一个调和鼎鼐、团结各方力量的合格宰辅。
“王介甫啊王介甫，你的问题，不在于你的才学与理想，而在于你这份……容不下半点杂色的‘纯粹’啊。”
赵顼叹了口气，这声叹息里，有失望，有警醒，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
他明白了，历史上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其根源，或许早在这一刻就已种下——主持改革的核心人物，自身就缺乏一种海纳百川的政治包容性。
这一次关于《三经新义》的奏请，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王安石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