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京城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停尸房的冷气开得很足，但空气里除了福尔马林的气味，还混着一股甜腻的腐烂味——和榆林医院里一模一样。主检法医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法医，姓秦，从业三十年，此刻他握着解剖刀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站在观察窗外，看着无影灯下的解剖台。台上躺着一具中年男性尸体，身份已经确认：孙志远，45岁，国家疾控中心应急办公室副主任。三天前在单位加班时突发昏迷，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死因初步判断是“急性心源性猝死”。但诡异的是，尸检时发现死者心脏表面布满了白色的、蛛网状的结晶沉积。
（“这不是钙化。”秦法医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来，带着颤音，“钙化灶是硬的，这些结晶是软的，像霉菌菌落，但有金属光泽。”）
他小心地用镊子夹取一小块结晶，放进培养皿。显微镜图像投到大屏幕上——结晶在放大后呈现出完美的六边形蜂窝结构，每个“蜂房”里都蠕动着微小的、发着磷光的杆状菌。
（就是那种嗜磷菌。但这次，它们不是在土壤里，是在人的心脏上繁殖。）
“菌落侵蚀了心肌细胞。”秦法医指着心脏的横切面图像，“看这里，心肌纤维被菌丝替代，但结构居然还维持着收缩功能——直到死者死亡前一刻，这颗心脏还在跳，只是跳动的已经不是肌肉，是菌毯。”
（用菌群替代器官组织。这已经不是感染，是器官级别的“转化”。）
“其他脏器呢？”我问。
“肝脏、肾脏、脾脏都有类似菌落，但密度低得多。”秦法医切换画面，“最奇怪的是脑组织——完全正常。没有任何菌群入侵的迹象，连炎症反应都没有。就像这些菌刻意避开了大脑。”
（“刻意”这个词让停尸房的气氛更冷了。）
张正推门进来，脸色比停尸房的墙壁还白：“林部，孙志远死前最后接触的人是陈瀚。上周三，两人在国家疾控中心开了个闭门会议，内容是关于‘新型人畜共患病监测体系建设’。参会记录显示只有他们两个人，会议持续了三小时，没有会议纪要。”
“监控呢？”
“会议室没有监控。但走廊监控拍到，陈瀚离开时，手里拎着一个银色保温箱。箱子的型号是运输生物样本专用的，带冷藏功能。”
（“孙志远死后，那个箱子在哪？”）
“消失了。陈瀚说会议结束后就直接还给了器材处，但器材处的出借记录里，那天根本没有这个箱子的出借记录。而且——”张正压低声音，“器材处负责登记的老刘，昨天请假了，说家里有事。但我们查到他买了今天下午飞昆明的机票。
（“拦住他。”）
“已经在机场布控了。但更麻烦的是”张正递过一份文件，“孙志远的遗物里，发现这个。”
是一本普通的黑色皮革工作日志。翻开最后一页，用红笔写着一行字：
“他们不是要替换人类，是要把人类变成信号塔。陈是第一个调试完毕的。我是第二个。下一个，该你了。”
字迹潦草，像是在极度恐惧中写的。日期是死亡前一天。
（“信号塔？”我盯着那三个字，“什么信号？”）
顾凡的电话来了，声音急促：“林部，我刚分析了青海带回来的微生物样本的基因序列。发现了一段隐藏的编码——不是遗传密码，是类似计算机程序的二进制指令，嵌在dna的非编码区。。”
（无线电术语。接收频率、增益、调制方式。）
“这些菌是生物天线？”
“看起来是。”顾凡停顿，“是人体阿尔法脑波的中心频率。人在放松、冥想时，脑波就在这个范围。”
（所以这些菌群在人体内生长，不是为了杀死宿主，是为了把人体改造成生物信号收发装置？接收谁的信号？转发什么信息？）
胃部的灼痛突然变成刀绞般的剧痛。我扶着墙，冷汗瞬间湿透衬衫。
“林部！”张正扶住我。
“没事”我咬牙站直，“查孙志远最近三个月的行程，所有出差、会议、接触的人。还有，他有没有去过青海、甘肃，或者参观过国家博物馆那个展览。”
（秦法医突然惊呼：“你们看！”）
他指着解剖台。孙志远的胸腔里，那些心脏上的菌落，正在发光——不是持续的磷光，是闪烁。有规律的闪烁。
长亮，短亮，长亮，短亮停顿短亮，短亮，短亮
摩尔斯电码。
（顾凡在电话那头同步翻译：“是‘位置确认，状态稳定，等待同步’。重复发送。”）
菌落在主动发射信号。用摩尔斯码。
（“接收端在哪？”我问。）
“不知道。但信号强度很弱，除非有中继放大器，否则传不出这栋楼。”顾凡快速敲击键盘，“等等我在扫描附近的无线电频谱，发现有个异常信号源，就在就在法医中心楼顶！”
（我们冲上楼顶。晨光刺眼，楼顶空旷，只有几个空调外机和卫星天线锅。但其中一个天线锅的方向很怪——不是对着通信卫星的常规角度，而是几乎水平地指向西北方向。）
张正爬上去检查。天线锅背后，贴着一个巴掌大的黑色塑料盒，没有品牌标识，只有一根细电线连接着天线馈源。盒子表面有个小小的led灯，正在按照菌落闪烁的相同频率，同步闪烁。
（“信号中继器。”顾凡在电话里判断，“接收尸体发出的生物信号，放大后通过定向天线转发。西北方向那是海淀区，中关村，国家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方向。”）
陈瀚的研究所。
（“拆除它。”）
张正小心地剪断电线。led灯熄灭。但几乎同时，楼下停尸房里传来秦法医的惊叫：“菌落停止闪烁了！它们它们在溶解！”
（我们冲回停尸房。屏幕上的显微图像显示，那些完美的六边形菌落正在迅速崩解，像融化的雪花。溶解后的液体渗入心肌组织，所过之处，组织开始发黑、坏死。）
“自毁程序。”秦法医喃喃道，“信号中断，就启动自毁，防止被研究。”
（但已经晚了。我们拿到了菌落样本，也拿到了中继器。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一件事：这种“转化”是远程可控的。有人在某个地方，能通过信号控制感染者体内的菌群状态。）
下午，机场传来消息：器材处的老刘在登机口被拦下了。他随身行李里只有一个双肩包，里面除了换洗衣物，就是一台老式胶卷相机和三个胶卷。
（“他说是要去云南拍照。”审讯室里，张正把冲洗出来的照片摊在桌上，“但胶卷里根本没有风景，全是人。”）
照片上全是不同人的半身照，有些在办公室，有些在车里，有些甚至在自家客厅。每张照片背面都用铅笔写着一串数字，格式完全一致：日期-时间-一组六位编码。
（“这些人在哪？”我问。）
老刘缩在椅子上，六十多岁的人，头发全白了，眼神躲闪：“我、我不知道我就是个送货的。有人把胶卷放我抽屉里，给我钱，让我按背面写的地址，把冲洗好的照片送去。”
“送给谁？”
“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放公园长椅
（“最后一次送货是什么时候？”）
“上周五。照片上是个女的，三十多岁，长得挺漂亮。地址是”老刘翻出个小本子，“海淀区世纪城小区，12号楼3单元402。放门口脚垫
（世纪城小区。陈瀚住在世纪城。）
张正立刻派人去查。一小时后消息回来：402住的不是陈瀚，是个独居的年轻女性，叫苏雯，28岁，某互联网公司的ui设计师。但她在上周六——也就是老刘送照片的第二天——突然请假了，理由是“家里急事回老家”。同事说，她走得很匆忙，连电脑都没关。
（“找到她老家地址。”）
“查了。河南驻马店农村，父母说女儿根本没回来。手机也关机了。”
（失踪了。像之前那些“意外死亡”或“失踪”的名单上的人一样。）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的编码。六位数字，格式像身份证号后六位，但不对。顾凡试着用各种方式解码，最后发现：把六位数分成三组，每组对应一个坐标——前两位是纬度分值，中间两位是经度分值，最后两位是海拔高度（米）。
（所有照片的坐标，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青海刚察县，青海湖东北岸，我们关闭反应堆的那个草坡。）
“他们在标记什么？”张正皱眉，“那里已经封了。”
“不是标记地点。”我盯着坐标数字，“是标记时间。你看日期——每张照片的拍摄日期，和坐标最后两位的海拔数字，存在函数关系。海拔数字越大，拍摄日期越近。”
（顾凡迅速计算，然后倒吸一口凉气：“这些海拔数字预测的是菌群在宿主体内生长的高度——从脚底开始计算，向上蔓延。当数字达到‘170’时，意味着菌群已经蔓延到心脏位置。孙志远照片的海拔数字是‘172’，他死时菌群已经在心脏扎根。”）
所以这些照片不是随机的。是“转化”进程的监测报告。有人在全国各地标记感染者，记录他们的“转化”进度。
（而苏雯照片的海拔数字是“168”。距离心脏，只差两公分。）
“立刻全国协查！”我拍桌子，“所有医疗机构，上报过去三个月内血磷异常、且伴有不明原因器官回声增强的病例。尤其是那些去过青海、甘肃，或者接触过矿物标本的人！”
（命令下达，但我知道已经晚了。从青海牧民到北京白领，感染链条已经跨越大半个中国。而传播途径，可能根本不止“护身符”石头和博物馆展览那么简单。）
傍晚，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推开别墅门，闻到饭菜香。罗雨薇在厨房忙碌，蔷蔷在辅导林熙认字，程雪坐在沙发上看书。一切看起来温馨平常。
（但林熙抬起头看我时，我注意到孩子的瞳孔边缘，有一圈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白色光晕。）
像磷光。但又不太一样。
（“熙熙，”我蹲下身，“眼睛有没有不舒服？”）
孩子摇头：“没有呀。”然后他举起手里的画，“爸爸看，我画的。”
画纸上，是用蜡笔画的一个大大的螺旋，螺旋中心坐着个小人。小人周围，画了很多小点点，发着光。
（“这是什么？”我问。）
“是晓晓哥哥的朋友们。”林熙认真地说，“他们说冷。想回家。”
（蔷蔷的脸色变了。程雪放下书，走过来。）
我抱起孩子：“晓晓哥哥还说了什么？”
“他说”林熙搂住我的脖子，小嘴贴着我耳朵，用气声说，“‘爸爸埋的种子开花了。要快点摘，不然花会吃人。’”
（种子。花。吃人。）
我猛然想起程建国留在青海反应堆水泥里的那份名单。127个名字，23个“已完成转化”。
还有104个，在“转化中”。
那些菌群，就是“种子”。在人体内“开花”。
而“吃人”可能不是比喻。
（手机震动。是夜枭的紧急信息：）
“林部，刚截获一段加密通信。发送方位置在云南边境，接收方在缅甸北部。内容破译出一部分：‘第一批成熟体已就位，共37人，分布于北上广深等14个城市。按计划，明晚21:00同时激活，进行首次群体神经同步测试。’”
明晚九点。
37个“成熟体”。
同步测试。
（我把林熙交给蔷蔷，抓起车钥匙往外走。）
“林辰！”蔷蔷喊我。
我回头，看见她眼里的恐惧，还有信任。
（“锁好门。”我说，“等我回来。”）
车子冲进夜色。车载电台里，顾凡的声音在汇报最新发现：
“林部，我们对孙志远体内的菌群做了基因溯源。发现它们的祖先菌株，来自1985年青海湖的一次科学考察——那次考察的领队，是吴清源。而考察报告里记载，他们在湖底沉积物中发现了一种‘嗜磷古菌’，命名为‘青海螺旋菌’。报告结论是：‘该菌株具备潜在工业应用价值，建议进一步研究。’”
（1985年。程建国和罗雨薇结婚那年。）
“报告提交后，项目就被封存了。直到1995年，程建国偷偷重启了研究，但研究方向变成了‘菌群-神经界面’。他在实验笔记里写：‘如果能用菌群作为中介，把无机磷信号转换成神经电信号，也许能治愈某些神经退行性疾病。’”
（治愈疾病。总是从美好的初衷开始。）
“但1995年7月之后，笔记就断了。再出现时，是1998年，笔迹换成了吴清源的。他写道：‘建国的路走不通。菌群不应该用来修复，应该用来增强。让菌群成为人体的一部分，让人体成为网络的一部分。’”
（网络。信号塔。群体神经同步。）
所有的碎片，终于拼合了。
但拼出的图案，比最坏的想象还要可怕。
（车子急刹在公安部大楼前。我冲进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已经显示出全国地图，37个红点正在闪烁。）
倒计时：距离明晚九点，还有26小时。
而这场战争，敌人不在外面。
在有些人的身体里。
在每个人的恐惧里。
在三十多年前，青海湖底那片黑暗的沉积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