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一句，出自明代儿童启蒙读物《增广贤文》，短短十字，以最朴素的比喻道破了一个深刻的命题：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不仅在于生理形态，更在于是否承载着文明的记忆与智慧的传承。所谓“通今古”，绝非简单的历史知识堆砌，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知、对人性本质的洞察、对个体存在意义的锚定。反之，若“不通今古”，人便会沦为失去精神内核的行尸走肉，即便披着“衣冠”（文明的外在形式），也与牛马等禽兽无异。
这句格言的生命力，在于它超越了时代局限，直指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在浩瀚的时空长河中，人如何确认自身的“主体性”？本文将从“通今古”的本质内涵、“不通今古”的精神困境、古今中外的实践印证三个维度，深度解析这一命题的哲学深意与现实价值。
一、“通今古”的三重本质：历史认知、文化基因与生命智慧
“通今古”的核心，是构建人与“过去”“现在”“未来”的精神联结。它不是对历史细节的机械记忆，而是一种动态的认知能力——通过理解“古”来解释“今”，通过把握“今”来预见“未来”。这种能力包含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1历史认知：理解“规律”以规避虚妄
历史是人类实践的“数据库”，其中沉淀着个体与群体生存的基本规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点明“通古今”的首要价值是洞察“变”中的“常”——即人性的恒定性与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
人性的恒定性，是历史认知的根基。贪婪与慈悲、自私与利他、怯懦与勇敢，这些人性特质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消失，只是在不同制度与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不同形态。读《史记?项羽本纪》，我们看到项羽的“刚愎自用”与后世无数失败者的共性；读《资治通鉴》中“安史之乱”的起因，我们能理解权力失衡对社会秩序的毁灭性影响。这些规律的认知，能让人在面对现实问题时避免“历史虚无主义”的虚妄——不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特殊的例外”，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当下的困境，多是历史的重演；当下的选择，必在未来留下回响。
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同样需要通过“通今古”来把握。经济周期的波动、权力结构的演变、文明冲突的根源，看似复杂，实则在历史中有着清晰的轨迹。比如，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与“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与农业文明的生存需求直接相关；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其种子早已埋在中世纪城市自治与科技萌芽的土壤中。理解这些逻辑，人便不会被碎片化的信息裹挟，而是能穿透表象，抓住问题的本质。
2文化基因：锚定“身份”以对抗异化
“通今古”的深层意义，在于承接文化基因，构建个体的精神身份。人是“文化的动物”，正如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言：“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都是这个宇宙的组成部分。”这个“符号宇宙”的核心，便是由“古今”延续的文化传统。
文化基因的传承，首先体现为对“价值体系”的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价值共识。一个人若不了解这些价值的来龙去脉——比如不知道“仁”在孔子那里是“爱人”的实践，在孟子那里扩展为“民为贵”的政治理想，便无法真正理解其对个体行为的规范意义，更难在复杂的道德困境中做出选择。
其次，文化基因体现为对“精神符号”的共情。春节的团圆、端午的追思、中秋的望月，这些习俗背后是中国人对“家”与“天人合一”的理解；古希腊的悲剧、文艺复兴的绘画、启蒙运动的着作，承载着西方对“人的觉醒”的探索。当一个人能读懂《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怅惘，能理解梵高《星夜》中对生命激情的呐喊，他便与人类文明的精神脉络产生了共鸣，这种共鸣让个体摆脱了“原子化”的孤独，获得了“类存在”的归属感。
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强调的：“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正是文化基因赋予人的精神锚点，让人在现代社会的异化浪潮中（如工具理性膨胀、消费主义盛行），不至于迷失自我。
3生命智慧：超越“有限”以抵达永恒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通今古”能让人在精神上突破时间的桎梏，与古今中外的智者对话，从而获得超越个体局限的生命智慧。这种智慧，既是对“如何生活”的指引，也是对“为何而活”的解答。
“如何生活”的智慧，藏在古人的实践经验中。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的人生规划，是对个体成长节奏的洞察；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是面对逆境时的精神调适；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主张，是对“认知与实践”关系的深刻把握。这些智慧并非教条，而是提供了多种“生活范式”——让人知道，除了当下流行的“成功学”，人生还有更丰富的可能性。
“为何而活”的追问，则需要通过“通今古”来回应。人难免会面临“存在主义危机”：当意识到生命终将消亡，个体的努力是否有意义？历史中无数“不朽者”的故事给出了答案——屈原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诚，将个体生命融入家国情怀；司马迁以“隐忍苟活”完成《史记》，让精神通过文字超越死亡；梵高生前潦倒，却以画作照亮了人类对美的追求。这些“通今古”的认知，让人明白：个体的有限生命，可以通过创造价值、传承文明而获得“永恒性”。
二、“不通今古”的精神困境：从“工具化”到“禽兽化”的坠落
“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的警示，核心在于揭示“不通今古”会导致人的“去人性化”——即失去人之为人的精神特质，沦为被本能或欲望驱动的“工具”或“禽兽”。这种困境在现代社会中呈现出三种典型形态：
1认知浅薄化：被信息碎片吞噬的“空心人”
“不通今古”的直接后果，是认知停留在“现象层”，无法形成系统的思维框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种浅薄化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每天接触海量的新闻、短视频、社交动态，却缺乏对信息的甄别与整合能力；谈论“民主”却不知其在古希腊与现代的区别，讨论“道德”却不懂儒家“义利之辨”的深意；面对社会问题，只会用“非黑即白”的情绪化表达，而非基于历史语境的理性分析。
这种“空心化”的认知，让人沦为信息的“接收器”而非“处理器”。就像牛马只会被动接受自然的馈赠（或鞭挞），无法主动思考“为何如此”，“不通今古”的人也难以理解自身行为的意义——他们追求“成功”，却不知“成功”的标准是谁定义的；他们反对“不公”，却不知“公平”的历史演变；他们渴望“幸福”，却不知“幸福”在不同文明中的多元内涵。最终，认知的浅薄会导致选择的盲从，人被潮流推着走，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
2价值虚无化：被欲望奴役的“逐利兽”
“通今古”的缺失，会导致价值体系的崩塌。当人不了解历史中“善恶有报”的教训，不理解文化中“义高于利”的传统，便容易陷入“唯利是图”的动物本能。正如《增广贤文》中另一句格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的根基便在“古今”——它是历史经验总结的“底线”，是文化传统确立的“边界”。
价值虚无化的现代人，常常表现为“工具理性”的极端膨胀：为了金钱可以违背道德，为了效率可以牺牲情感，为了利益可以抛弃责任。他们像牛马一样被“生存焦虑”驱赶，终日奔波却不知为何而忙；他们追求物质的“丰裕”，却陷入精神的“贫瘠”。正如哲学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批判的：现代社会的人失去了“否定性思维”，只关注“如何做”，而不问“为何做”，最终沦为“没有反对思想、没有批判精神的单面人”。这种“单面人”，与“牛马如襟裾”的描述高度契合——他们穿着文明的外衣，却遵循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3存在孤立化：被时代抛弃的“陌生人”
“不通今古”的人，本质上是“历史的陌生人”——他们既不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也无法与未来产生联结，最终陷入存在的孤立。这种孤立感，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冲击下尤为明显：当传统习俗被简化为“节假日”，当经典文本被解构为“段子”，当历史人物被娱乐化为“表情包”，人便失去了与“过去”的精神纽带。
没有“过去”的参照，人便无法理解“现在”的位置。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历史苦难的人，难以产生深沉的家国情怀；一个不了解父母辈奋斗历程的人，容易轻视当下生活的来之不易；一个不读经典的人，难以获得超越性的精神滋养。这种孤立化的极致，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每个人都活在“当下的泡沫”中，认为自己的感受是唯一重要的，他人的痛苦、历史的教训、未来的责任，都与己无关。正如鲁迅在《呐喊》中描绘的“铁屋中的沉睡者”，他们在无知中麻木，在麻木中沉沦，最终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光亮。
三、古今中外的实践印证：“通今古”如何塑造“完整的人”
从孔子周游列国传习“周礼”，到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着《史记》；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追问，到康德对“历史理性”的探索，人类文明史本质上是一部“通今古”的实践史。无数案例证明：“通今古”不仅是个体精神成长的路径，更是文明延续的根基。
1中国传统中的“通今古”实践：从“经史子集”到“知行合一”
中国文化历来重视“通今古”，将其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本质上是对上古至先秦历史经验与价值理念的总结：《尚书》记录三代政治智慧，《春秋》通过“微言大义”评判历史是非，《易经》则试图从自然与历史的变化中提炼宇宙规律。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非简单的思想垄断，而是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构建一套贯通古今的价值体系，为大一统王朝提供精神支撑。
宋代以后，“通今古”的实践进一步深化。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主张通过研究事物（包括历史）来穷尽“天理”；王阳明则将“通今古”与“致良知”结合，认为历史中的“善恶”与个体内心的“良知”是相通的。这种“知行合一”的传统，让“通今古”不沦为空谈——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呐喊，正是基于对明亡历史的深刻反思；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担当，更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为未来寻找出路。
反观历史上的“不通今古”者，往往成为悲剧的注脚。隋炀帝好大喜功，不吸取秦亡于“徭役过重”的教训，最终导致隋末大乱；晚清统治者固守“天朝上国”的幻觉，拒绝了解西方历史与科技的发展，终在鸦片战争中惨败。这些案例印证了“不通今古”对个体与国家的毁灭性影响。
2西方文明中的“通今古”探索：从“文艺复兴”到“历史哲学”
西方文明对“通今古”的重视，同样贯穿其发展历程。文艺复兴的核心，便是“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艺术家们通过研究古典雕塑的比例，重新发现“人的美”；思想家们通过解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着作，重新确立“人的价值”。这种对“古”的回溯，并非复古，而是为了打破中世纪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为“现代性”寻找精神源头。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将“通今古”提升为哲学命题。伏尔泰撰写《风俗论》，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文明的历史，揭示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出，历史是“人类朝着改善前进的一个自然过程”，而理解这一过程，需要“通古今”的理性视角。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则进一步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每个时代都是这一过程的环节——这种认知，让“通今古”成为把握人类精神发展的钥匙。
西方现代社会的困境，也与“通今古”的断裂直接相关。20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在打破教条的同时，也导致了历史认知的碎片化；消费主义对“当下快感”的推崇，让人们越来越忽视“过去”的价值。这种断裂，使得现代西方社会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身份认同的混乱、价值共识的瓦解、社会撕裂的加剧——这恰恰印证了“不通今古”的危害。
3个体成长的“通今古”路径：从“阅读”到“反思”再到“实践”
对个体而言，“通今古”不是遥不可及的学术目标，而是可以通过日常实践逐步达成的能力。这一路径包含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广泛阅读，建立知识框架”。读历史，不仅读事件，更读背后的因果与规律（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的分析）；读经典，不仅读文字，更读其中的人性洞察与价值理念（如《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普世智慧）；读现实，将新闻、社会现象与历史案例对照（如观察现代企业竞争，可联想《史记?货殖列传》中“长袖善舞，多钱善贾”的商业逻辑）。
第二步是“深度反思，形成独立判断”。“通今古”不是盲目接受传统，而是带着批判精神理解历史。比如，对待中国传统中的“孝道”，既要理解其维系家庭伦理的积极意义，也要反思其被异化的“愚孝”弊端；对待西方的“民主制度”，既要看到其对权力监督的价值，也要认识到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适应性问题。这种反思，能让人避免“历史教条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两个极端。
第三步是“躬身实践，实现知行合一”。“通今古”的最终目的，是指导现实生活。一个理解“民为邦本”历史教训的官员，会更重视民生；一个懂得“水滴石穿”道理的普通人，会更有耐心面对挫折；一个知晓“文明冲突”历史的公民，会更懂得包容不同文化。正如王阳明所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通今古”的智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内化为个体的精神品质。
结语：在古今对话中守护人的“精神衣冠”
“人不通今古，牛马如襟裾”的警示，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当人工智能能轻松存储海量历史数据，当短视频能快速传递碎片化信息，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通”历史，却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容易陷入“不通今古”的困境——因为真正的“通”，不在于知识的“量”，而在于精神的“质”：是否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否能在文化中找到认同，是否能在实践中锚定价值。
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穿着“衣冠”，而在于拥有“精神衣冠”——那是由古今智慧编织的价值体系，是由文化基因铸就的精神品格，是由历史经验支撑的理性能力。守护这袭“精神衣冠”，需要我们始终保持与“过去”的对话，始终带着“古今之识”审视当下，始终以“未来视角”规范行为。
正如历史学家钱穆所说：“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推而广之，一个“通今古”的人，不仅是有知识的个体，更是有精神根基的“完整的人”——他懂得自己从何处来，明白自己向何处去，在浩瀚时空中，始终保持着人之为人的尊严与光芒。这，正是“通今古”对每个生命最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