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西血宴”的风波，在陆文渊抛出部分证据和皇帝强势干预下，表面上暂时平息了。但朝野上下，对《绥靖新策》的质疑和非议并未消失，只是从公开的争吵转为了地下的暗流和更阴险的掣肘。陆文渊深知，若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舆论，获得广泛支持，西疆战略终将举步维艰，自己和孟璟也随时可能被新一轮的政治风暴吞噬。
他需要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不仅仅是在西域的战场上，更是在临安的朝堂上。他需要一个能让所有反对者，至少是表面上，都不得不闭嘴的成果。经过周密筹划，一项被他内部称为 《西疆道商税豁免与屯垦激励令》 的补充政策，被精心包装后，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项政策的核心看似简单，实则深谙人性与政治：
1 商税豁免： 宣布在未来五年内，对所有经由西疆道（核心是安西道及主要羁縻州府）往来于宋国与更西国家（花剌子模、波斯、大食等）的过境商品，实行阶梯式税收减免。初期甚至对某些特定商品（如运往西方的丝绸、瓷器，运回东方的香料、药材）实行全额免税。仅对在安西道内交易的本地商品征收低额商业税。
2 屯垦激励： 鼓励内地商贾、大户、乃至有一定积蓄的平民，前往安西道核心区域（如定西城、安远州周边）投资屯垦。朝廷以极低价格、甚至无偿授予土地（名义上属于官田），并提供前三年种子、农具贷款，所产粮食除自给外，可由朝廷按保护价收购，或自行出售。成功建立并维持屯垦点超过五年的，授予土地永久使用权，并可世袭。
这看似只是两项经济措施，但陆文渊的智囊团为其注入了强大的政治粘合剂：
在政策正式提交前，临安的舆论场已经开始悄然转向。
三、 朝会上的“辉煌”
当这份沉甸甸的《西疆道商税豁免与屯垦激励令》最终被正式提交到紫宸殿进行廷议时，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首先站出来表示支持的，竟然是几位素来与陆文渊政见不合、代表江南利益的官员。他们慷慨陈词，大谈此策如何能“活化商脉”、“充盈国库”、“实为长远富国之基”。
紧接着，几位军方背景的勋贵也出列表态，认为鼓励屯垦、组建乡兵，是“固本培元”、“减轻边军压力”的妙策，有利于西疆长治久安。
就连之前态度摇摆的参知政事王文统，在仔细阅读了政策中关于财政测算和风险控制的附件后，也捻着胡须表示：“此策思虑周详，若能切实执行，或可打开西疆僵局……老臣以为，可以一试。”
原先最激烈的反对者，如李纲（伤愈后），看着这风向突变的朝堂，张了张嘴，却发现找不到强有力的反驳理由。反对开拓商路？反对减轻百姓（屯垦者）负担？反对增强边防？这些在政治上都极不正确。他们只能悻悻地保持沉默，或者说一些“需严防奸商牟利”、“需监督屯垦不得扰民”等不痛不痒的补充意见。
端坐于龙椅上的皇帝赵昀，看着殿下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心中既感意外，又觉欣慰。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不仅仅是陆文渊个人的胜利，更是帝国各种势力在西域利益问题上达成的一次罕见共识。他需要的正是这种“团结”的局面。
“众卿既然皆以为此策可行，”赵昀的声音带着一丝如释重负，“那么，便由枢密院会同户部、工部，即刻颁布施行！陆爱卿，西疆之事，朕与朝廷，拭目以待！”
“全票通过”
没有悬念，没有激烈的辩论，这项原本可能引发巨大争议的政策，竟然在一种近乎和谐的氛围中，获得了“全票通过”（至少表面上是如此）。
然而，这“全票”的背后，并非思想的真正统一，而是利益的暂时趋同。江南商贾看到了钱，军方看到了减轻负担和巩固防线的希望，务实派官员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皇帝看到了朝堂“和谐”与帝国振兴的曙光。而之前的反对者们，则被这突如其来的利益联盟和舆论浪潮暂时淹没了声音。
陆文渊成功了。他利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对人性利益的深刻理解，为自己，也为帝国的西疆战略，赢得了一个宝贵的喘息机会和一道看似坚实的“合法”光环。
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全票通过”的脆弱性。它将西疆的命运，更紧密地与“经济利益”这根绳索捆绑在了一起。如果未来商路未能如愿繁荣，如果屯垦效果不彰，如果巨大的投入看不到预期的回报……那么今天这些沉默的反对者和失望的利益集团，将会以百倍的力量反扑回来。
压力，此刻完全转移到了西域前线的孟璟身上。他必须在皇帝和朝廷失去耐心之前，用实实在在的成果——畅通的商路、兴旺的屯田、以及逐渐平息的叛乱——来证明这项“全票通过”的政策是正确的，来维系这来之不易的、脆弱的朝堂共识。帝国的西域之梦，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作后，驶入了一段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礁遍布的新航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