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苏梅两国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双重压力，楚礼没有选择退缩，也没有陷入被动防御。他深知，在国际政治的棋局中，被动应对只会被一步步逼入死角，唯有主动出击，才能打破封锁，赢得空间。
“南天柱”军演的余波未平，苏联的“技术诱惑”与梅国的“经济威胁”接踵而至。兴南如同被两头巨兽夹击的孤狼，稍有不慎，便可能被撕成碎片。然而，楚礼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做出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决定——在国际舞台上，以道义为矛，以中立为盾，主动出击，争取话语权。
他要让世界看到，兴南不是在挑衅，而是在扞卫；不是在扩张，而是在自卫；不是在依附，而是在独立。
1969年5月，纽约联合国总部。
春末的阳光洒在曼哈顿的高楼之间，联合国大会的会议厅内，气氛却比往常更加凝重。各国代表齐聚一堂，目光聚焦在主席台前那个身着深色中山装、神情肃穆的中年男子身上——兴南国外交部长林文涛。
他站在讲台后，目光扫过全场，语气坚定而有力，声音通过同声传译，传入每一个代表的耳中：
“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意识形态的铁幕越拉越紧，冷战的阴影笼罩全球。超级大国为了争夺霸权，不惜以‘援助’为名，行干涉之实；以‘安全’为由，行控制之实。他们支持傀儡政权，颠覆他国政府，破坏地区和平。兴南共和国对此类行为，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他的话音落下，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原本交头接耳的代表们纷纷抬起头，目光聚焦在这位来自南洋小国的外长身上。在以往的联合国舞台上，兴南的声音总是微弱的，甚至被忽视。但今天，林文涛的言辞犀利、立场鲜明，像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剖开了冷战的本质。
“兴南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我们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不依附任何超级大国。我们既反对极左的暴力革命输出，也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与经济掠夺。我们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只要是人民的选择，就应当受到尊重。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人，更无权以‘自由’或‘解放’为名，发动侵略。”
这番话，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会场激起层层涟漪。
许多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第三世界国家代表，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中不少国家正饱受大国干涉之苦，有的刚摆脱殖民统治，有的正面临政变威胁。林文涛的发言，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兴南愿意与所有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我们愿意在科技、教育、医疗、农业等领域，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互通有无。我们更愿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停止军备竞赛，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解决分歧与争端。和平，不应是强权的恩赐，而应是各国共同守护的底线。”
讲话结束的那一刻，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起初是零星的，随后迅速蔓延至整个大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起身，向林文涛投以敬意的目光。几内亚、坦桑尼亚、古巴、印度等国的外长主动上前，与林文涛握手，用不同语言表达支持：
“兴南说出了我们不敢说的话。”
“我们支持兴南的中立立场！”
而会场的另一角，苏联代表脸色阴沉，手中紧握着文件，指节发白。梅国代表则皱着眉头，与身旁的副手低声交谈，神情中透着不安与警惕。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兴南正在通过外交手段，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道义支持。这不仅削弱了苏梅对兴南的孤立政策，更在第三世界中树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典范，动摇了两大阵营的叙事霸权。
几天后，林文涛回到仰城，第一时间向楚礼汇报情况。
“我们这次在联合国的讲话效果远超预期。”林文涛眼中闪着光，“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反应热烈，就连部分西欧国家也表示赞赏。有十几个国家已经表达了与我国建立或加强外交关系的意愿。”
楚礼坐在总理办公室的皮椅上，听完汇报，满意地点头：“很好。这说明我们的外交策略是正确的——不站队，不依附，以道义立国，以中立赢尊重。”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语气深沉：
“接下来，我们要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双边合作。派遣技术专家，提供农业援助，帮助他们建设基础设施。同时，推动建立‘南南合作论坛’，让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被世界听见。只有让更多国家支持我们，苏梅两国才不敢轻易对我们动手。”
林文涛郑重道：“明白。我已经着手准备与非洲、拉美国家的建交谈判，同时推动签署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楚礼转身，目光如炬：“记住，合作的基础是平等。我们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模式。我们只提供帮助，不附加条件。这才是兴南的外交之道。”
林文涛敬礼：“是！”
在政府外交努力的同时，兴南的媒体也悄然成为这场博弈中的“隐形战场”。
《南洋日报》在5月10日的头版，刊登了两篇并列的深度报道：
- 《苏联的星辰之路：从斯普特尼克到联盟号》——详尽介绍了苏联在航天领域的辉煌成就：人造卫星、空间站技术的突破。报道以科学视角切入，高度评价了苏联工程师的智慧与毅力。
- 《硅谷的觉醒：梅国科技革命的诞生》——聚焦梅国西部的“硅谷”，介绍了晶体管、集成电路、计算机网络的诞生，描绘了梅国在信息技术上的引领地位。
两篇报道都保持了高度的客观中立，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刻意贬低。它们只是呈现事实，让国民自己判断。
这种“不站队、不盲从”的报道风格，立刻在社会上引发广泛讨论。
“这才是真正的新闻自由！”一位大学教授在电台访谈中激动地说，“我们既能看到苏联的科技实力，也能看到梅国的创新活力。这不是宣传，是教育。”
“不站队，不盲从，这就是兴南的媒体！”一位年轻的程序员在咖啡馆里对朋友说，“我们学习技术，但不被意识形态绑架。”
“我们应该学习世界先进的科技，但也要保持自己的判断。”一位中学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兴南的未来，要靠我们自己走。”
舆论的风向，悄然改变。
在这股思潮中，着名评论家李志勇在《兴南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看世界，但不盲从》的长篇评论，将这场思想讨论推向高潮。
“兴南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们愿意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我们学习苏联的航天技术，我们研究梅国的芯片设计，我们借鉴欧洲的环保理念，我们吸收日本的管理经验。但学习，不等于盲从；借鉴，不等于依附。”
“苏梅两国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都有我们需要警惕的地方。苏联的重工业与航天能力令人敬畏，但其官僚僵化与对外扩张，是我们必须警惕的。梅国的科技创新与市场经济充满活力，但其霸权主义与文化输出，同样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要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引进苏联的特种合金技术，但不租借金兰湾；学习梅国的硅谷模式，但不成为其附庸。我们要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走出一条属于兴南的道路。”
这篇文章被各大报纸转载，电台反复播放，甚至被印成小册子在校园和工厂中传阅。它不仅是一篇评论，更是一份国民精神宣言。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在读完《南洋日报》的报道后，将报纸狠狠摔在桌上：“这简直是缺乏立场！ 兴南媒体竟敢同时赞美苏联与梅国？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世界只有两个阵营吗？”
他向莫斯科报告：“兴南正在用‘中立’的伪装，瓦解我们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试图在两大阵营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这比直接敌对更危险。”
梅国特使霍华德同样忧心忡忡。务院的电报中写道：
“兴南媒体的‘客观中立’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策略。它让国民相信，我们与苏联并无本质区别；它让世界相信，兴南的中立是可信的。这种‘非敌非友’的姿态，正在削弱我们对南洋的影响力。我们必须警惕，兴南正在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新领袖。”
但无论他们如何评价，兴南媒体的“暧昧艺术”已经发挥了作用。
它让国民全面了解世界，不被单一叙事洗脑；也让世界重新认识兴南——一个不盲从、不依附、有独立判断的国家。
在苏梅压力不断升级的背景下，楚礼向楚阳汇报近期局势。
楚阳听完汇报，没有立刻说话。
他缓缓起身，走到办公室中央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目光久久停留在“兴南”那片小小的国土上。窗外夜色深沉，只有几盏路灯在雨中闪烁。
许久之后，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悠远：
“楚礼，你还记得兴南是怎么建立的吗？”
楚礼点头，语气坚定：“当然记得。1914年，您带领数万华人从彩云省镇南县南下缅北，在缅北扎根。面对殖民者的驱逐、地方军阀的围剿，我们历经十余年浴血奋战，终于建立兴南。”
楚阳叹了口气，眼神中闪过一丝沧桑：
“我们建国，不是为了依附谁，也不是为了成为谁的棋子。我们是为了让华人在南洋，有一片安身立命之地。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孙，不必再漂泊，不必再受歧视，不必再看人脸色。”
“现在，苏梅两国都想让我们站队。他们用技术诱惑，用经济威胁，用军事恫吓。但他们不明白——兴南的根基，是独立，是尊严，是自主选择的权利。”
“华国强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他们因为意识形态的狂热，盲目依附苏联。我们不能走他们的老路。”
“兴南的未来，必须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不是为了依附谁而建国。今天，我们同样不能为了‘安全’或‘发展’，而放弃原则，出卖主权。”
他走到楚礼面前，双手按在他的肩上，目光如炬：
“楚礼，你做得很好。坚持中立，坚持自主，这是兴南唯一的出路。无论压力多大，无论诱惑多强，我们都不能动摇。”
楚礼深吸一口气，郑重道：“我会继续坚持‘五轨策略’，绝不向任何国家屈服。不站队，不依附，不退让。”
楚阳满意地点头，脸上露出一丝难得的微笑：“我相信你。兴南的船，交给你，我很放心。”
夜深了，总理府的灯依然亮着。
楚礼抬头望向星空。雨已经停了，乌云散去，星辰璀璨。
前路依然艰难。苏梅的封锁不会停止，经济的压力会加剧，军事的威胁可能升级。但此刻，他的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坚定。
在苏梅的夹缝中，兴南没有选择屈服，也没有选择对抗，而是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独立自主，左右逢源，以智取胜。
这条路，是楚阳用鲜血与理想开辟的；是楚礼用智慧与勇气守护的；是千千万万兴南人用汗水与信念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