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元年，长安城的春天来得有点晚。中书省堂后那间不大的公廨里，主书滑涣正盯着案几上的一叠礼单出神。窗外柳絮飘进来，正好落在一行字上：“陇西羊脂玉璧一双，敬祈笑纳”。他伸出胖乎乎的手指，轻轻弹开柳絮，嘴角浮起一丝笑意。
“滑主书，郑相公有请。”门外小吏的声音带着惯常的恭敬。
滑涣不慌不忙地收起礼单，整了整绿色官袍——虽然只是从七品的主书，但这袍子可是上好的吴绫。他缓步走出房门，穿过长廊时，几个正在抄录文书的令史纷纷起身行礼。他微微颔首，心里却想着昨晚刘光琦府上那坛剑南烧春。
郑馀庆已经等了一盏茶的时间。
作为当朝宰相，他本不必等一个主书。但中书省上下都知道，有些事，绕不过滑涣。
“下官参见相公。”滑涣躬身，礼数周到，腰却弯得恰到好处——既不失恭敬，又不显卑微。
“河北旱灾的奏报，为何压了三日才呈上来？”郑馀庆开门见山，手里的茶盏重重放下。
滑涣抬眼，脸上还是那副温吞的笑：“回相公，文书房那边说需要核对州县籍册，下官已经催过了。您知道，如今办事的人都仔细，生怕出了纰漏。”
“仔细？”郑馀庆冷笑，“怕是有人收了不该收的东西，故意拖延吧？”
堂内空气一凝。
滑涣的笑容僵了瞬间，随即恢复如常：“相公说笑了。下官区区主书，哪有人给我送礼？倒是听说相公子弟前日新得了匹大宛马，真是好福气。”
这话说得轻飘飘，郑馀庆的脸色却变了。他盯着滑涣圆润的脸，忽然觉得这个平日里低眉顺眼的小吏，此刻像极了坊市间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牙人。
“你下去吧。”郑馀庆挥挥手，忽然感到一阵疲惫。
“下官告退。”滑涣躬身退出，走到门口时，又回头补了一句，“对了相公，枢密院刘公让带句话，说那件关于淮南盐税的事……”
他没有说完，但郑馀庆听懂了。
走出相府，滑涣没有直接回中书省。他在西市绕了个弯，拐进一间不太起眼的茶肆。二楼雅间里，知枢密刘光琦已经在了。
“如何？”刘光琦五十来岁，面白无须，说话声音又尖又细。
“郑相公还是那脾气。”滑涣坐下，自己倒了杯茶，“不过提到大宛马的时候，他脸色不太好看。”
刘光琦笑了，笑声像秋风吹过破窗纸：“这些读书人，最要脸面。自己儿子收了好处，就不敢说别人手脚不干净。”
“那淮南盐税的事……”
“照旧。”刘光琦从袖中摸出个小锦囊，推过来，“这是崔判官的心意。他说了，只要年底考课能得个上等，另有重谢。”
滑涣拈了拈锦囊，估摸着里面至少是二十两金铤。他没有打开，直接揣进怀里：“刘公放心，考功司的王郎中，与我有些交情。”
两人又说了会儿闲话，大多是哪个官员最近纳了妾，哪个外放了肥缺。临走时，刘光琦忽然问：“听说李吉甫回京了？”
滑涣脚步一顿：“是，授了考功郎中。”
“此人精明，你留意些。”
“一个闲散了几年的官，能翻起什么浪？”滑涣不以为意。
他错了。
李吉甫不是回京养老的。这个被贬出京城多年的官员，带着一肚子憋屈和一双异常锐利的眼睛回来了。上任考功郎中不到半月，他就发现了问题——每年的官员考课，总有些人的评语含糊其辞，有些人的升迁快得反常。
更让他注意的是，这些人的名字，多多少少都和中书省某个主书有关。
“滑涣？”李吉甫在值房里，翻看着历年文书，“一个从七品主书，能有这么大能耐？”
对面坐着的是御史台的老友杜渐，两人是同年进士，说话没那么多顾忌。
“你可别小看堂后主书。”杜渐压低声，“宰相们议事，他们在旁记录；奏章出入，他们经手传递。位置虽低，却是要害。这个滑涣，听说和刘光琦走得近。”
“刘光琦……”李吉甫沉吟。他知道这位知枢密，宪宗皇帝身边的红人，内侍省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劝你少管闲事。”杜渐真心实意地说，“前年郑馀庆想动滑涣，结果呢？自己倒被罢了相。如今人家是‘滑半朝’——半个朝廷的事，都要过他手。”
李吉甫没说话，只是继续翻看文书。忽然，他手指停在一页上：“这份关于漕运的奏议，批红是‘照准’，但墨批的笔迹……和正式的批答不太一样。”
杜渐凑过来看，果然，正文是端正的楷书，边角处却有几个小字，笔迹圆滑得多，写着“扬州段可酌减”。
“这是滑涣的字。”杜渐认出来了，“他常在各处文书上添注，美其名曰‘补充细则’。宰相们事多，有时也不细看。”
李吉甫合上文书，眼中有了光。
接下来的两个月，李吉甫像只耐心的蜘蛛，开始织网。他不直接查滑涣，而是从那些受过滑涣“关照”的官员入手。今天约某个外放刺史喝茶，明日找某个升迁迅速的少卿叙旧。话里话外，总有意无意地带到中书省办事的“规矩”。
渐渐拼凑出的图景，连他这个见过世面的人都心惊。
滑涣的生意做得精细：想要公文快些走？得加“急脚钱”。想在外放时得个肥缺？要付“选址费”。就连想在中书省多留几日、等个好时机面圣的官员，也得孝敬“候见礼”。而这些钱，大多进了他和刘光琦的腰包——三七分账，滑涣三，刘光琦七。
“他还记账。”某天夜里，一个曾经受过滑涣勒索的县令偷偷来找李吉甫，抖着声音说，“下官亲眼见过，是个黄绫面的簿子，谁送了礼，办了什么事，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是‘账目清楚，长久来往’。”
李吉甫记下了这个细节。
元和元年秋，机会来了。
那日朝会上，有御史弹劾汴州刺史贪墨。宪宗皇帝当场发怒，命彻查。退朝后，李吉甫没有离开，而是求见皇帝。
“陛下，臣有一事，关乎朝纲根本。”他跪在紫宸殿，声音平静，“中书省主书滑涣，勾结内宦，把持文书，收受贿赂，以致政令多出私门。”
宪宗年轻，登基不过一年，最恨的就是权臣欺上。他眯起眼：“证据？”
“滑涣有记账的习惯。”李吉甫呈上奏章，“若陛下准臣搜查其宅，必有所获。”
空气安静了片刻。
“准。”宪宗吐出一个字，“但若查无实据，你知道后果。”
“臣明白。”
搜查是在深夜进行的。滑涣正在宅中宴客，喝的还是剑南烧春。当金吾卫破门而入时，他手里的酒杯“啪”地掉在地上。
“李、李郎中？”他看清领头的人，脸色瞬间白了，但还强撑着笑，“这是何意？下官若有得罪之处……”
“搜。”李吉甫不多废话。
滑涣的宅子不大，但处处精致。书房里，搜出了那个黄绫面的簿子——厚厚一本，记满了五年来的“账目”。卧房床下，藏着十几个木箱，打开一看，金光灿灿：金铤、玉器、珍珠、古玩，还有成匹的绫罗绸缎。
李吉甫随手拿起一块玉璧，底下压着张纸条：“陇西节度使敬献，祈滑公美言”。
滑涣瘫坐在地，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消息传到刘光琦耳中时，这位知枢密正在用宵夜。他手里的银匙“当啷”一声掉进燕窝碗里，溅了一身。
“他、他招了没有？”刘光琦抓住来报信的小宦官，指甲几乎掐进对方肉里。
“还没……但听说搜出了账本……”
刘光琦松开手，瘫在椅子上。他知道，完了。
果然，第二天早朝，宪宗皇帝当廷宣布：滑涣贬雷州司户，即日离京。家产全部没收，充入国库。至于刘光琦——皇帝没说怎么处置，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比任何惩罚都可怕。下朝后，刘光琦称病不出，三个月后，“乞骸骨”还乡。没有人再见过他。
滑涣离京那日，长安下起了小雨。没有亲友送行，只有两个押解的差役。他回头看了眼城门，忽然想起很多年前，自己刚考中吏员时的样子——那时他想的是好好做事，将来也许能当个县令。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也许是第一次有人往他袖子里塞金叶子时，也许是第一次发现自己写几个字就能改变一个人命运时，也许是第一次被刘光琦拍着肩膀叫“老弟”时……
雨越下越大了。
司马光说：
《资治通鉴》记此事曰：“涣贪浊，吉甫发其奸。”寥寥七字，道尽始末。滑涣之罪，在恃宠专权；李吉甫之功，在见微知着。然则唐之中叶，宦竖弄权于内，胥吏舞弊于外，非独一滑涣也。吉甫能去一人，不能革其弊，此唐室所以日衰也。
作者说：
读这段历史，我常想滑涣那本“账本”。他记下的每一笔，都以为是权力的证明，却不知那是给自己挖的坟墓。最讽刺的是，若他不记账，或许还不会败得这么快——但贪腐者往往如此，既要实惠，又要那点可笑的“掌控感”，结果留下最致命的证据。
更深一层想，滑涣的“成功”其实建立在系统的漏洞上：宰相们太忙，没时间看细枝末节；文书流程太长，给了中间人操作空间；权力过于集中，让一个从七品小吏能撬动朝局。李吉甫的“揭发”固然大快人心，但若制度不改，今日去了滑涣，明日还会有“滑涣第二”。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我们总在歌颂扳倒奸臣的英雄，却很少去修补那个制造奸臣的机制。就像园丁只忙着拔掉杂草，却忘了改良土壤——杂草年年有，拔不胜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