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中心的灯光在凌晨时分显得格外刺眼。李墨飞站在巨大的电子海图前，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中国沿海每一个城市、每一段海岸线的高程数据。陈曦团队刚刚完成的淹没风险模拟结果，像一层蓝色的薄纱，覆盖在海岸线上，标示着不同海平面上升情景下的威胁范围。
“让我们从最现实的场景开始，”李墨飞的声音在寂静的指挥中心里回荡，“15米海平面上升，时间尺度——本世纪末。”
陈曦操作着控制台，图像聚焦到长江三角洲。“上海，平均海拔只有28米。当全球海平面上升15米时，叠加风暴潮和天文大潮，这座城市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屏幕上开始播放动态模拟。先是浦东国际机场，这个建造在东海之滨的巨型基础设施，在海水上涨08米时，跑道就开始频繁被淹；到12米时，停机坪和航站楼底层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机场的设计高程是45米，但周边区域只有3米左右，”刘宇指着模拟图像说，“海水会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不是简单的筑墙就能解决的。”
图像切换到外滩。那个象征着上海百年历史的滨水区，在模拟中显得格外脆弱。“现有的黄浦江防洪墙设计标准是千年一遇，但那是在当前海平面基础上计算的。”陈曦调出工程设计图，“当海平面上升15米，它的实际防护能力将下降到百年一遇的水平。”
更令人担忧的是模拟显示的地下空间。上海庞大的地铁网络，有近三分之一的车站在海平面上升1米后就会面临严重的渗漏风险。“这不仅仅是设备损坏的问题，”刘宇强调，“而是整个城市交通命脉的中断。”
李墨飞的表情越来越凝重：“经济损失评估呢？”
陈曦调出一组数据：“仅上海一地，直接受威胁的资产价值就超过30万亿元。这还没有计算产业链中断带来的间接损失。”
图像继续南移，聚焦珠江三角洲。这个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平均海拔甚至低于长江三角洲。
“珠三角的情况可能更加严峻，”陈曦的声音带着明显的忧虑，“这里不仅是经济重心，还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咸潮上溯，将严重影响农业灌溉和饮用水安全。”
屏幕上，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被不同深浅的蓝色覆盖。在15米上升情景下，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等新兴开发区的大部分区域都将位于海平面以下。
“看这里，”刘宇放大虎门大桥区域的模拟，“珠江口的这几个关键通道，在海水上升1米后，桥墩就会开始受到更强的潮流冲刷。到15米时，部分桥梁可能需要限重甚至关闭。”
陈曦补充道：“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地下水。海水入侵将污染沿海地区的含水层，像湛江、汕头这些依赖地下水的城市，将面临双重威胁。”
图像转到环渤海地区。天津，这个北方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港口城市，平均海拔只有3米左右。
“天津港，”李墨飞指着屏幕，“这个年吞吐量超过2000万标准箱的港口，在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如此快速的海平面上升。”
模拟显示，在海水上升1米时，港区的部分作业区就已经需要频繁停工；到15米时，整个港区的运营模式都需要彻底重新设计。
“更严重的是地面沉降问题，”刘宇调出地质监测数据，“天津部分地区每年还在以2-3厘米的速度下沉。海平面上升叠加地面沉降，威胁是倍增的。”
陈曦切换到辽东半岛和大连地区。“这些相对多山的海岸线情况稍好，但港口和滨海城区同样脆弱。而且，这些地区的风暴潮威胁可能比南方更大。”
当图像展示到中国长达公里的海岸线全景时，所有人都沉默了。从丹东到防城港，从江苏的盐沼湿地到海南的珊瑚礁海岸，没有一处能够完全幸免。
“现在让我们看看更长远的情景，”李墨飞的声音低沉，“33米上升，西南极冰盖完全失稳的后果。”
屏幕上的蓝色迅速扩张。在上海地区，浦东大片的土地被淹没，崇明岛只剩下几个高地；在珠三角，番禺、顺德等传统水乡几乎完全消失，广州的沿江区域沦为泽国。
“在这个情景下，”陈曦的声音有些颤抖，“我们谈论的已经不是城市改造，而是城市迁移。上海可能需要放弃整个浦东地区，广州可能需要在北部山区建设新城。”
刘宇调出基础设施分布图：“核电站在哪里？化工厂在哪里？危险品仓库在哪里？这些设施的安全冗余，都是按照历史海平面和气候条件设计的。”
图像上，沿海地区的核电站、石化基地、战略储备库被一一标出，许多都位于模拟的淹没区内。
“时间尺度呢？”李墨飞问道，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陈曦切换到一个复杂的时间轴模型：“根据最新的冰盖模型，15米上升可能在2070-2100年间实现。但是——”她加重了语气，“如果考虑到非线性加速，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提前到2060年左右。”
她继续解释：“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使我们现在完全停止排放，由于海洋热惯性和冰盖响应滞后，海平面在之后几个世纪仍会继续上升。我们正在锁定的，是未来千年的海平面高度。”
指挥中心陷入长时间的沉默。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些信息的重量。
“应急管理部的最新评估呢？”李墨飞打破了沉默。
刘宇调出一份文件：“他们已经开始重新规划沿海地区的灾害应急预案。但坦率地说，面对这种规模和性质的威胁，传统的应急响应体系可能需要根本性的重构。”
他展示了几个试点城市的适应方案：上海正在研究新型的可升降防洪墙，广州在试验生态堤防，天津在规划战略性填海造地……
“但这些都只是缓解措施，”刘宇直言不讳，“如果海平面真的大幅上升，我们必须开始考虑更激进的选项——有计划的战略性撤退。”
这个词让所有人都感到不适。战略性撤退意味着承认失败，意味着放弃世代经营的家园，意味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
“人口迁移的规模有多大？”李墨飞问出了最敏感的问题。
陈曦调出人口密度叠加图：“在15米情景下，需要永久迁移的人口可能在2000万左右。如果上升到33米，这个数字将超过5000万。”
5000万。这个数字让指挥中心的气氛更加凝重。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需要在内陆重新安置。
“而且这不仅仅是数字，”陈曦补充道，“迁移的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波及全国。”
图像切换到全球视角。世界各地的沿海城市都面临着类似的命运：纽约的曼哈顿下城、伦敦的金融城、东京的湾岸地区、孟买的滨海大道……
“在这场危机中，没有赢家，”李墨飞凝视着屏幕，“只有损失大小的区别。”
窗外，天色已经开始发亮。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亿万中国人将像往常一样生活、工作，对正在逼近的威胁一无所知。
“我们需要立即行动，”李墨飞转向团队，“但如何行动是个难题。如果我们过早公开全部风险，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如果等待太久，又会失去宝贵的准备时间。”
陈曦提出建议：“也许可以分阶段发布信息，同时加速推进适应措施。重点不是告诉人们灾难将至，而是展示应对之道。”
刘宇点头同意：“我们需要让公众理解，这不是世界末日，而是需要共同面对的长期挑战。就像我们祖先治理黄河、建设水利一样，这将是中华民族的又一场持久战。”
会议结束时，李墨飞做了最后总结：“淹没的倒计时已经开始，但时间的指针掌握在我们手中。每一分减排的努力，每一项适应的措施，每一个技术突破，都可能为我们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他走到窗前，望着晨曦中苏醒的城市：“我们的祖先用智慧和汗水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现在，轮到我们为守护这份文明而战了。”
在初升的阳光下，这座巨大的沿海城市依然显得那么稳固、那么充满活力。但指挥中心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战斗已经打响。
而他们，正站在战场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