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春，关东平原上的雪还没化透，铁岭郊外那片荒岗子就来了推土机。老张领着施工队，二十几条东北汉子，嘴里哈着白气，看着眼前这片乱葬岗。荒草有半人高，残破的坟包像大地长出的疮痂，歪斜的木牌子上字迹早就被风雨啃光了。
“这地方，邪性。”队里最年长的老杨头嘀咕着，他年轻时在这附近屯子里插过队，“六几年闹饥荒，没主儿的尸首都往这儿扔。”
老张啐了口唾沫：“管他娘的，开发商钱给够了，阎王爷的坟也得推！”
机器轰鸣起来。第一天还算顺利，推土机的钢铲像切豆腐似的平了十几个坟包。老张站在驾驶室旁指挥，忽然脚下一绊，低头看是个半腐的棺材板子，里头蜷着副骨头架子，黑洞洞的眼窝正对着他。他心头一悸，却装没事儿似的踢开碎骨：“干活！天黑前把这趟推完！”
第三天下午，推土机手小赵突然停了车，跳下来脸色煞白：“张哥，这碑……推不动。”
那是座青石碑，半人高，立在个不起眼的小土包前。怪就怪在碑上一个字没有，光滑得像块大青石镜子。推土机怼上去，连道白印子都没留下。换挖掘机来，钢齿啃上去火星子直冒，碑身纹丝不动。
“邪门了。”老杨头蹲下来，手指摩挲着碑面，“我听说老辈人讲过，无字碑要么是埋了大冤，要么是镇着大恶。”
老张不信邪，亲自上机。推土机怒吼着冲向石碑，就在即将撞上的刹那，他眼前一花——不是眼花，是真有一团灰蒙蒙的东西在碑前晃了一下。他猛踩刹车，冷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
当晚，工棚里鼾声如雷。老张梦见自己回到了三十年前的老家，那栋即将拆迁的祖屋。屋里坐着个看不清脸的人，穿着旧式对襟褂子。那人突然扑过来，冰凉的手掐住他脖子：“还我家……还我家……”窒息感真实得让他惊醒，脖子上竟真有一圈红印子。
第二天，工棚炸了锅。昨晚推过坟的七个人，全做了同样的梦。小赵哭丧着脸：“那手跟冰碴子似的，掐得我嗓子眼儿都凉了！”
老张心里打鼓，嘴上还硬：“做噩梦有啥稀奇？今天绕开那碑，继续干！”
可那无字碑像是长了脚。明明绕开它二十米，推着推着，一抬头，那青石影子又出现在前方。工人们开始偷懒耍滑，上厕所一去半个钟头。老杨头悄悄在碑前点了三根烟插土里，念叨着：“各位老街坊，都是苦命人，给条活路……”
第四天夜里，噩梦升级了。
这次老张看得清楚些——梦里那人穿的是民国样式的衣裳，袖口破破烂烂。掐他脖子的手瘦得皮包骨，指甲缝里都是黑泥。“我家没了……你们也要没家……”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老张想喊，却发不出声，只闻到一股土腥气混合着陈旧血腥味的恶臭。他猛地坐起，听见隔壁铺的小赵在哭：“它说……说让我们也尝尝没家的滋味……”
天亮时，三个工人卷铺盖走了。剩下的人也人心惶惶。开发商催得紧，老张急得满嘴燎泡。第五天晌午，他独自走到无字碑前，第一次认真打量它。碑身不知是什么石料，阳光下泛着幽幽的青光，摸上去温润异常——在这初春的寒风里，竟然不冰手。
“你到底要啥？”他低声问。
风穿过荒岗子，发出呜呜的响声，像谁在哭。
那天下午，老张没开工，骑着摩托去了十里外的村子。村里最老的徐老太已经九十四了，耳背，得对着她耳朵喊。听到“乱葬岗无字碑”，混浊的眼睛突然清明了一瞬。
“那地方啊……日本子占东北的时候，有个教书先生，姓陈，组织学生反抗。”徐老太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后来被抓住了，一家五口，连三岁的小孙女，全砍了头。没人敢收尸，还是几个胆大的半夜偷偷埋了，立了块无字碑——不敢刻字啊，刻了就是通匪。”
徐老太颤巍巍的手抓住老张：“那陈先生死前说，他不要别的，就要个家。活着没守住，死了得有个地方。”
老张骑车回工地的路上，天阴了。他想起自己老家拆迁时的情形——八十二岁的老母亲摸着门框不肯走，说这门框上还有他七岁时刻的身高线。后来楼房盖起来了，气派，可母亲总说睡不踏实，说梦里找不着回家的路。去年母亲走了，临终还念叨老宅院里的枣树该结果了。
那一夜，工棚异常安静。没人敢睡。
老张披衣出门，鬼使神差地又走到碑前。月光下的无字碑泛着清冷的光，他突然明白了什么。这不是恶鬼作祟，这是一个没了家的人——或者说，一群没了家的人——在守护最后一点念想。
第二天，他召集剩下的人开了个会。“这碑，不推了。”他说，“不但不推，咱们还得给它‘安家’。”
没人反对。工人们其实早等着这句话。
他们用围挡把那片地方圈起来，大约半个篮球场大小。老张自掏腰包买了香烛纸钱，不是那种粗糙的黄纸，是上好的金箔元宝。又托人从城里带了块小木牌，让识字的老杨头写上“陈先生一家之墓”——没敢写全名，但有个称呼，总比没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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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那日，风出奇地小。香烟笔直地往上飘，纸钱灰打着旋儿却不乱飞。老张带头跪下，工人们跟着跪了一片。没人说话，只有火柴划燃的嗤嗤声。
老杨头低声念叨：“陈先生，给您老重新安家了。这些工人兄弟，也都是离乡背井出来讨生活的，不容易。您高抬贵手，等这楼盖好了，逢年过节，我们轮流来给您上香。”
说来也怪，从那晚起，再没人做噩梦。
工程继续，大楼在无字碑周围拔地而起。开发商来看过，听了原委，沉默半晌，最后说：“留个绿化带吧，种点松柏。”
竣工那天，老张最后一个离开工地。夕阳西下，他回头看了一眼——那片松柏林已经初具规模，无字碑静静立在中央，像一枚沉入大地的印章。碑前新换的香还在燃着，细细一缕青烟，融进暮色里。
他突然想起母亲临终时说的话：“人啊，活一辈子，就图个落脚的地方。活人是，死人也是。”
远处，新建的小区亮起了零星的灯。那些即将入住的人不会知道，在某一栋楼的阴影里，埋着一个关于“家”的故事。而老张知道，从今往后，每逢清明，他都会回到这里，点上一炷香。
不是为了驱鬼，是为了还愿——还给那些同样渴望归处，渴望被记得的无名者，一个迟到了太久的，家的承诺。
风吹过新栽的松柏，飒飒的响，像一声悠长的叹息，又像一句终于安息了的呢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