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5日，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
大厅里响起窃窃私语。这个问题太基础，却又太致命。奎斯特拉继续追问，声音在穹顶下回荡：“早期的绑架富商、抢劫银行，或许能维持小规模行动。但要支撑全球范围的长期运作，特别是这次假币危机——根据各国央行的估算，伪造的货币总量价值超过五亿美元，印刷成本至少五千万美元。这笔钱，不可能是抢几家银行就能解决的。”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联合帝国代表席。张松涛——帝国首相张凌云的堂弟，联合帝国外交部国际事务司司长，一个三十岁出头、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缓缓站起身。他手中没有文件，只有一个小小的黑色笔记本，封面上印着联合帝国军情局的银色徽章。
他翻开笔记本，扫了一眼上面的加密记录：
“第一阶段，1793年至1850年。主要靠传统犯罪手段：抢劫银行、绑架勒索、走私违禁品。记录显示，‘破碎王冠’在1805年至1815年间，抢劫了至少七家欧洲王室银行，获取约合今天价值八百万美元的黄金。‘自由之翼’在1820年至1840年间，通过绑架美国南方种植园主和英国工业家，获取赎金约五百万美元。这个阶段，他们还是草莽组织，资金来源不稳定，行动规模有限。”
“第二阶段，1850年至1900年。”张松涛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更像学者而非外交官，“他们开始‘产业化’。‘破碎王冠’控制了部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残余网络，通过贩卖非洲劳工到古巴和巴西的种植园，年获利约两百万美元。‘自由之翼’则涉足鸦片贸易，在印度、东南亚和联合帝国之间建立走私渠道，鼎盛时期年利润三百万美元。同时，两组织都开始投资实业——‘破碎王冠’在普鲁士的鲁尔区拥有三家煤矿的股份，‘自由之翼’在纽约华尔街控制了两家小型银行。”
大厅里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诺伊拉特的脸色阴沉下来——鲁尔区是德国工业的心脏。史汀生握紧了拳头。
“但真正让这两个组织完成蜕变的，是第三阶段。”张松涛合上笔记本，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位代表，“1900年至今。他们不再满足于犯罪和实业，开始寻找更稳定、更隐蔽、也更庞大的资金来源。”
他停顿了。这停顿只有三秒钟，但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像三个小时。窗外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在地板上投下诡异的光斑，像一张等待被揭开的阴谋网络。
“他们收到了，”张松涛一字一顿地说，每个字都像冰珠砸在大理石地面上，“各国某些政治势力的资助。”
死寂。
绝对的、令人窒息的死寂。连翻译隔间里的译员都停止了工作，耳机里只剩下电流的嘶嘶声。大厅角落的瑞士卫兵下意识地握紧了步枪。
张松涛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个密封的牛皮纸档案袋，用特制的钥匙打开封蜡，取出一份薄薄的、印着“绝密-阅后即焚”字样的文件。文件的第一页，是一张复杂的资金流向图，箭头从十几个国家的政治标志，指向中央的两个符号：破碎的王冠，折断的翅膀。
“根据军情局联合帝国中央银行（行长叶如龙）和联邦中央银行（行长穆罕默德·卡瓦里·艾哈迈德）的联合调查，以及四大跨国财团（黄金集团、铂金集团、盛世集团、信通集团）提供的交易记录，”张松涛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这份平静此刻显得无比可怕，“自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署以来，‘破碎王冠’和‘自由之翼’接受了来自至少七个国家的十二个政治势力的秘密资助。资助形式包括：政治献金、竞选资金、‘研究经费’、‘文化交流基金’，以及最直接的——军火贸易回扣。”
他指向图表上的第一个箭头，箭头从德国的铁十字标志出发：“1920年，德国极右翼组织‘钢盔团’通过瑞士银行账户，向‘破碎王冠’转账五十万马克，名义是‘反布尔什维克行动经费’。1922年，德国共产党通过柏林的地下钱庄，向‘自由之翼’支付三十万马克，用于‘反资本主义宣传’。这两笔资金，都被用于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的恐怖袭击——包括针对法国占领军的爆炸案，和针对德国政府官员的暗杀。”
“我没有说是德国政府，”张松涛打断他，目光如冰，“我说的是德国国内的某些政治势力。钢盔团是退伍军人组织，德国共产党是合法政党——他们都有自己的金库，自己的海外账户，自己的‘秘密行动基金’。而根据我们的情报，类似的资助，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
他指向第二个箭头，从法国的三色旗出发：“1925年，法国极右翼组织‘法兰西行动’通过里昂信贷银行的秘密账户，向‘破碎王冠’支付一百万法郎，用于刺杀主张对德和解的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未遂。而法国社会党则通过马赛的地下工会，向‘自由之翼’提供八十万法郎，用于打击保守派政客。”
白里安的脸刷地白了——他就是1925年那场未遂刺杀的受害者，子弹打穿了他的肺叶，他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第三个箭头，从英国的米字旗出发：“1926年英国大罢工期间，保守党内的极端派通过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向‘破碎王冠’转账八十万英镑，用于暗杀工会领袖。而工党左翼则通过利物浦的码头工会，向‘自由之翼’提供六十万英镑，用于袭击保守党议员的住所。”
第四个箭头，从美国的星条旗出发：“192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内的孤立主义派通过巴拿马的离岸公司，向‘破碎王冠’支付一百五十万美元，用于破坏民主党候选人阿尔·史密斯的竞选活动——包括制造丑闻、破坏集会。而民主党内的激进派则通过芝加哥的黑帮，向‘自由之翼’提供一百二十万美元，用于威胁共和党选举人。”
史汀生闭上眼睛，他想起1928年大选期间那些“意外”——史密斯的演讲稿泄露、竞选车队被砸、选举人收到恐吓信……原来都不是意外。
第五个箭头，从苏联的镰刀锤子旗出发——这个箭头让所有人屏住了呼吸。“1927年，苏联共产党内的托洛茨基派通过维也纳的中转账户，向‘自由之翼’转账五十万卢布，用于在欧洲制造混乱，证明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路线的失败。而斯大林派则通过华沙的地下网络，向‘破碎王冠’提供四十万卢布，用于打击托派的海外据点。”
“而在联合帝国，”张松涛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波动，那是压抑的愤怒和耻辱，“1924年，南方党内的极端自由贸易派，通过杭康（香港）的黄金集团（董事长是周伯宜的亲信），向‘自由之翼’转账两百万华夏元，用于破坏北方党主导的关税改革。北方党内的重工业保护派，则通过魔都的铂金集团（董事长是刘本忠的连襟），向‘破碎王冠’支付一百八十万华夏元，用于打击南方党在议会中的势力。”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大厅里每一张震惊的脸：“这就是真相，诸位。这两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早已不是单纯的恐怖分子。他们是工具，是匕首，是各国政治势力用来打击政敌、制造混乱、推进议程的黑暗之手。当他们刺杀林肯时，背后是南方奴隶主和北方工业资本家的博弈；当他们刺杀沙皇时，背后是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当他们现在伪造货币、制造危机时，背后是——”
他停顿了，指向图表上最新的一条资金流，时间标记是“1930年10月”，金额是“五百万美元”，资金来源是一个问号，但流向明确指向假币制造网络。
“——是那些希望经济危机加剧、希望各国互相猜忌、希望世界走向战争的人。因为只有在战争中，旧秩序才会崩溃，新秩序才会建立。而谁能从新秩序中获利？是资助他们的那些政治势力，那些认为‘只有彻底毁灭，才能彻底重建’的极端分子，那些在现行体系下无法实现野心，所以宁可把世界推入火海的狂人。”
张松涛说完，大厅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没有争吵，没有反驳，甚至没有呼吸声。每个人都在消化这个可怕的事实：他们一直在寻找外部敌人，却发现敌人就在内部；他们一直在防范恐怖分子，却发现恐怖分子是自己的政敌、同胞、甚至同志培养的。
这句话像一颗炸弹，引爆了压抑的气氛。所有代表下意识地环顾四周，看身边的人，看翻译隔间，看服务生，看卫兵。每个人都成了嫌疑人，每个人都可能是资助恐怖分子的幕后黑手。
但恐慌已经蔓延。当各国代表在武装卫兵的“护送”下离开大厅时，他们交换的目光里不再有信任，只有猜忌、恐惧、和深不见底的怀疑。而张松涛站在原地，看着那些离去的背影，知道从这一刻起，国际联盟——这个维系战后和平的最后纽带，已经名存实亡了。
在返回住处的专车上，张松涛从怀里掏出另一份文件。这份文件的保密级别更高，只有他和军情局长朱世豪、首相张凌云看过。文件的第一页，是两张照片：一张是“破碎王冠”的徽章，但王冠的裂痕形状，与德国纳粹党的鹰徽边缘惊人相似；另一张是“自由之翼”的徽章，折断的羽毛纹路，与苏联共产国际的标志有微妙的重合。
文件的最后一页，是一行手写的结论，笔迹苍劲有力，是前首相李光的字迹：
“当恐怖成为工具，工具终将反噬其主。而最大的恐怖，是那些自以为在掌控恐怖的人，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过是恐怖的一部分。这场游戏，没有赢家，只有毁灭。”
车窗外，日内瓦的夜色降临。而在世界各地的密室里，那些资助了“破碎王冠”和“自由之翼”的政治势力，此刻正在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同一个问题：如何灭口，如何切割，如何把脏水泼给别人。
但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愿承认的是：当他们在几十年前第一次向黑暗伸出援手时，就已经把自己和黑暗绑在了一起。而现在，黑暗要吞噬的，不仅是旧世界，还有创造它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