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贝尔格莱德，斯卡达利亚菜市场
清晨六点，贝尔格莱德老城斯卡达利亚街的露天菜市场已经挤满了人，但今天的喧嚣中带着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愤怒。空气中弥漫着烂菜叶、鱼腥和汗水的酸臭味，但最刺鼻的是猪肉摊位上飘来的、因为储存不当而开始变质的微弱酸腐气。波波维奇，一个五十岁的塞尔维亚寡妇，穿着打补丁的围裙，站在“约万诺维奇鲜肉铺”前，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第纳尔纸币，眼睛死死盯着木案板上那块标价牌，像是看到了魔鬼。
“七百第纳尔一公斤？！”她的声音尖锐得刺破市场的嘈杂，“昨天还是五百！上周才三百！你们这些吸血鬼！这是要我们死吗？！”
“病了？什么病？”老农民挤过来，他叫安特·马利奇，从萨格勒布郊区的农场赶来，背着一筐土豆，本想卖了土豆买点肉回去给孙子过生日，“我昨天才从萨格勒布过来，一路上看到农场的猪都好好的！我儿子就是兽医，他说今年猪瘟早就控制住了！你们这些中间商，就是想发国难财！”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约万诺维奇急得满头大汗，他压低声音，近乎哀求地说，“是是那些大公司。‘巴尔干联合食品’，还有那个新来的‘多瑙河农产品进出口公司’。他们把猪都收走了，用卡车一车一车拉走，说是‘出口创汇’。现在屠宰场收不到猪，我们这些小肉贩去哪里进货？去黑市？黑市的猪肉要八百第纳尔一公斤！而且还掺老鼠肉！”
“不是笑话，是灾难！”玛丽亚尖叫，她把手里那几张纸币狠狠摔在肉案上，纸币在猪油上滑开，像几片枯叶，“我男人在1915年死在加利波利，是为这个国家死的！我儿子在工厂做工，一个月工资才两千第纳尔！现在一公斤猪肉就要七百，我们一家四口一个月光吃肉就要花掉他半个月的工资！我们吃什么？吃土豆吗？连土豆都在涨价！”
人群开始骚动。咒骂声、哭喊声、推搡声混成一片。一个卖鸡蛋的塞尔维亚老妇人突然晕倒，她的鸡蛋筐被打翻，蛋黄和蛋清在泥地上流淌，像一幅绝望的抽象画。几个年轻人开始砸肉铺的招牌，约万诺维奇徒劳地阻拦，被推倒在地。市场管理员吹着哨子冲过来，但人群已经失控。
而在两条街外的农业部大楼，农业大臣米洛什·特里富诺维奇正对着电话怒吼，他的秃顶在晨光中泛着油光，汗水浸透了白衬衫的领子。
“我不管什么合同！我不管什么违约金！立即停止所有猪肉出口！一公斤都不准运出边境！”他对着话筒咆哮，电话那头是萨格勒布海关关长，“什么？车皮已经装好了？二十个车皮，四百吨，正在发往德国？给我拦下来！用铁轨拦！用军队拦！总理已经签署了紧急状态令，所有食品出口需要农业部特批！”
他摔下电话，抓起另一部，摇动手柄：“接内政部！斯托亚迪诺维奇大臣通话！对，立刻！”
等待接通的十几秒钟，特里富诺维奇感到胃部一阵痉挛。他面前摊着农业部统计司昨晚通宵赶制的报告：《1935年6月南斯拉夫猪肉市场异常波动初步分析》。报告用冰冷的数字描绘出一幅恐怖的图景：
——1935年1月至5月，南斯拉夫生猪存栏量稳定在一千二百万头，同比增长百分之三。猪肉产量预计全年可达一百二十万吨，其中出口配额四十万吨，国内消费八十万吨，供需平衡。
——1935年6月1日至7月10日，短短四十天，全国生猪出栏量暴跌百分之七十，猪肉批发价从每公斤一百八十第纳尔暴涨至五百五十第纳尔，零售价突破七百第纳尔。而同期，猪肉出口量不降反升，同比增长百分之二百，达到创纪录的八万五千吨，主要买家是“德国国家食品公司”、“意大利罗马农产品进出口公司”，以及一家注册在瑞士卢加诺的“欧洲优质蛋白联合体”。
——更诡异的是，出栏的生猪并非自然屠宰。报告附件里有兽医局的紧急调查报告：在伏伊伏丁那、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的十几个大型养猪场，过去两个月发生了“神秘疫情”，症状类似猪瘟但检测阴性，生猪在几天内快速消瘦死亡，尸体按规定焚烧。但焚烧记录不全，至少有三万头“病死猪”下落不明。而同期，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优质低价南斯拉夫猪肉”，价格比南斯拉夫国内低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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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富诺维奇？”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声音阴沉，“我正要找你。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萨拉热窝、卢布尔雅那同时爆发示威，都是因为猪肉价格。警察已经抓了三百多人，但人群还在聚集。国王很生气，首相很恐慌。你最好有个解释。”
“解释？”特里富诺维奇苦笑，他抓起那份报告，用力拍在桌上，“解释就是，有人——或者有些势力——在系统性地抽空南斯拉夫的猪肉供应，制造人为短缺，推高价格，引发民愤，同时把猪肉低价出口到国外，赚取暴利！这是经济破坏！是颠覆！”
“谁干的？”斯托亚迪诺维奇追问，“那些出口公司背景查清了吗？”
“‘巴尔干联合食品’是克罗地亚资本控股，但大股东是维也纳的一家信托基金。‘多瑙河农产品进出口公司’注册地在萨格勒布，但实际控制人是苏黎世的一个律师，代表匿名客户。‘欧洲优质蛋白联合体’根本就是个空壳，注册地址是卢加诺的一间信箱。”特里富诺维奇的声音充满无力感，“钱通过瑞士、列支敦士登、卢森堡的中转账户流动，最后消失在巴拿马和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里。我们追查不到源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斯托亚迪诺维奇缓缓说：“和比利时海军的情况很像。来历不明的资金，空壳公司，最终流向查不到。还有那些‘病死猪’——我们的兽医在几具还没来得及焚烧的猪尸体内，检测到了一种罕见的化学毒素，不是自然病原体。下毒的人很专业，剂量控制精准，让猪在运输途中或到达目的地后才死亡，这样责任可以推给‘运输应激’或‘神秘疫情’。”
特里富诺维奇感到一股寒意顺着脊椎爬上来：“你的意思是这是有组织的破坏？和‘破碎王冠’、‘自由之翼’有关？”
“看看他们的手法，”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声音压得更低，“破坏巴西的工业，武装比利时的海军，现在又搅乱南斯拉夫的食品供应——都是针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社会稳定。巴西的工业崩溃会引发失业和动荡，比利时的海军扩张会引发邻国猜忌和军备竞赛，南斯拉夫的猪肉危机会引发民族矛盾和社会骚乱。而南斯拉夫”他顿了顿，“是一个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六个民族拼凑起来的国家，民族矛盾本来就一触即发。猪肉价格暴涨，塞尔维亚人骂克罗地亚商人黑心，克罗地亚人骂贝尔格莱德政府无能，波斯尼亚穆斯林趁机要求自治，马其顿人想投靠保加利亚这就是个火药桶，现在有人点了导火索。”
窗外传来隐约的呐喊声和警笛声。示威的人群正在向农业部大楼方向移动。特里富诺维奇走到窗前，看到楼下街道上已经聚集了数百人，他们举着简陋的标语牌，上面用塞语、克语胡乱写着：“我们要吃肉！”“打倒奸商！”“政府下台！”。警察组成人墙，但人群在冲击。
“我需要军队，”特里富诺维奇对着电话说，“宣布戒严，控制主要市场和屠宰场，冻结所有猪肉出口，实行配给制。”
“首相不会同意的，”斯托亚迪诺维奇叹气，“配给制会坐实政府无能，戒严会激化矛盾。而且军队你知不知道，陆军部昨天收到匿名举报，说军队食堂的猪肉供应商，就是‘巴尔干联合食品’的子公司。士兵们已经吃了两个月高价劣质肉，怨气很大。如果派军队镇压吃不起肉的平民，可能会兵变。”
电话挂断了。特里富诺维奇呆呆地站着，听着窗外越来越近的呐喊声。他感到一种深沉的无力。作为农业大臣，他熟悉每一寸土地，每一头牲畜，每一季收成。但他不熟悉这种来自阴影中的、无形的、精准而恶毒的攻击。这不是天灾，是人祸。但敌人是谁？在哪里？目的何在？
秘书惊慌地推门进来：“大臣！示威者冲破了警察防线，正在向大楼正门聚集！保安建议您从后门撤离！”
特里富诺维奇摇摇头。他走回办公桌，从抽屉里取出一把手枪，检查了弹匣，然后别在腰后。他不会跑。这里是他的办公室，他的国家，他的责任。如果那些人想要混乱，想要崩溃，想要把南斯拉夫变成第二个巴西、第二个比利时，那么至少，他应该站在这里，面对他们。
而在萨格勒布郊外的一座豪华别墅里，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弗拉特科·马切克正与一位客人共进早餐。早餐是煎培根、香肠、煎蛋和新鲜面包，培根煎得焦香，油脂在盘子里滋滋作响。客人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考究的英国西装，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自称“汉斯·穆勒”，是“欧洲农业投资基金会”的代表。
“马切克先生，”穆勒优雅地切割着培根，“感谢您的合作。‘巴尔干联合食品’会继续以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三十的价格，收购克罗地亚农场所有的生猪。资金已经存入您在瑞士的账户。至于塞尔维亚人那边的供应紧张那是贝尔格莱德政府无能，与您无关。”
马切克，这位克罗地亚民族主义领袖，慢慢咀嚼着香肠，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穆勒先生，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赚钱吗？”
穆勒微笑，拿起餐巾擦了擦嘴角：“马切克先生，您认为，一个连自己民众都喂不饱的政府，还有资格统治多民族的国家吗？当塞尔维亚人吃不起肉，克罗地亚人却有肉吃不完还能卖高价时，克罗地亚人会怎么想？他们会更愿意留在南斯拉夫，还是更愿意独立？”
他放下餐巾，从西装内袋里取出一枚徽章，轻轻放在桌上。徽章是银质的，左边是破碎的王冠，右边是折断的翅膀。在马切克惊骇的目光中，穆勒轻声说：
“有些王冠，早就该碎了。有些翅膀，早就该折了。而在废墟上，新的秩序才能诞生。您说对吗，马切克先生？”
窗外，萨格勒布的阳光明媚。而在贝尔格莱德，示威的声浪正冲垮最后一道防线。南斯拉夫，这个巴尔干的火药桶，因为猪肉，开始冒出刺鼻的硝烟。而点燃引信的手，隐藏在瑞士的银行、伦敦的西装、和破碎王冠与折断翅膀的徽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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