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将北京城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只有零星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晕。
周爱国悄无声息地起身，看了眼身旁熟睡的秀竹和另一边小床上蜷缩成团的儿子，眼神温柔而坚定。
他轻轻替妻子掖好被角，然后蹑手蹑脚地穿上了一身半旧不新、毫不起眼的深蓝色劳动布工装，脚上是一双磨得发白的解放鞋。
最后，他拿起一顶压得很低的旧帽子和一个厚实的口罩戴上，对着模糊的玻璃窗照了照，确保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
他不能暴露，不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这个刚刚安稳下来的家。
虽然己是77年底，风声似乎没那么紧了，甚至有传言说西单那边可能要试点开放市场，但毕竟还没影儿的事。
私下交易，尤其是大宗物资交易，一旦被抓到，后果不堪设想。
推着辆才从旧货市场淘换来的、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破旧“黄鱼车”（三轮平板车），周爱国融入了北京的夜色。
车斗里堆着几个鼓鼓囊囊、打着补丁的麻袋和几个旧藤条箱，上面随意盖着一块脏兮兮的苦布，看上去就像是个赶早拉货的苦力。
他的心念微动，意识沉入空间。
里面堆满了从东北带来的“硬通货”：颗粒饱满的黄豆、金灿灿的小米、晒干的山野菜（蕨菜、猴腿儿）、用厚实油脂冻得硬邦邦的狍子肉、野猪肉、大马哈鱼，鸡蛋，鸡肉
这些都是他在东北几年，凭借空间和打猎手艺一点点积攒下的家底，虽然己经换了好一些个出去，但留下的也不少。
目的地是大栅栏附近的一片区域，那里胡同交错，人员复杂，据说自发形成了一个半公开的“鬼市”或者说“晓市”，天不亮就开张，太阳出来就散伙，专门交易各种紧俏物资。
周爱国也是多方打听，费了些周折才摸到这个门路。
越是靠近那片区域，空气中的气氛似乎就变得不同。
寂静中多了些窸窸窣窣的声响，昏暗的角落里偶尔能看到一两个和他一样装扮、推着自行车或拉着板车的人影，彼此警惕地保持着距离，很少交谈，只是用眼神快速打量一下对方车上的货物。
来到一条更偏僻的胡同口，己经隐约能看到里面人影绰绰。
有人蹲在墙根下，面前摆着个小篮子，里面可能是几斤鸡蛋，或是一只褪了毛的鸡；
有人靠在板车旁，车上或许是几捆蔬菜，或许是几袋粮食。
交易都在低声中进行，买卖双方都压着嗓子，动作迅速，钱货两讫后立刻分开，仿佛从未见过。
周爱国找了个稍微宽敞点的角落，停下黄鱼车，却没有立刻掀开苦布。
他先蹲在车边，像个真正的卖货人一样，观察着西周，确认没有可疑的“眼睛”（指巡逻人员或眼线）。
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掀开苦布的一角，露出里面一部分东西。
很快，就有人被吸引了过来。
一个裹着头巾、干部模样的中年妇女凑近，低声问：“同志，鸡蛋怎么卖？”
周爱国压着嗓子，用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回答：“一块一，一斤。要票。”
妇女用手电筒快速照了一下鸡蛋，个头大而新鲜。她犹豫了一下，但显然急需：“来三斤。”她迅速点了三块三毛钱，塞给周爱国。
周爱国麻利地用自带的旧秤称了三斤鸡蛋，用旧报纸包好递过去。
妇女接过，立刻转身消失在黑暗中。
开张之后，生意接踵而至。
一个老人看中了小米：“这小米成色真好，咋卖？” “毛五一斤。” “来五斤！”这年头细粮难得，好的粗粮也是抢手货。
一个穿着工装、像是家里有急事的汉子看中了冻得硬邦邦的狍子肉：“这肉咋卖？” “一块八一斤，不要肉票。”。
汉子一咬牙：“来二斤！”
最大的主顾是一个看起来像厨子或者采购员的胖男人，他显然识货，一眼就看中了那几条大马哈鱼和成袋的黄豆。 “鱼怎么出？豆子呢？” “鱼两块五一斤，豆子毛西一斤。” 一番低声的讨价还价后，胖男人几乎包圆了所有的鱼和一半的黄豆，掏出了一沓大团结（十元纸币），交易额一下子大了许多。
他带来的东北特色山货也极受欢迎，那些晒干的蕨菜、猴腿儿，在缺乏蔬菜的冬季北京城，成了人们尝鲜和补充维生素的宝贝，虽然价格不高（几毛钱一斤），但走量很快。
整个过程，周爱国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耳朵竖着，眼睛不时扫向胡同口。
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或者听到有人低呼“来了！”，他会毫不犹豫地盖上苦布，推起车子混入人群迅速离开。
天色蒙蒙亮时，车斗里准备的物资己经销售一空。
周爱国摸了摸怀里那鼓囊囊的一沓钱，和各种面额的零票，心里踏实了不少。
初步估算，这一晚上的收入，可能抵得上普通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足足有二百多块。
他没有停留，推着空车，绕了好几个圈子，确认绝对安全后，才摘掉帽子和口罩，恢复了平常的打扮，像一个普通的早起市民，慢悠悠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这趟周爱国在卖货的同时也观察着周围，他发现好几个低着头不说话的摊位上，都摆放着瓷器和字画，不用想肯定是真东西，这年头做旧的成本太高了。
不过周爱国还得观察观察。
自己现在本钱是足够了，屯上一批古董字画也没啥大问题。
但是要花钱来买，总觉得心里不得劲。
慈禧老佛爷也不是啥好东西要有机会能白嫖就好了。
开学之前还得寻摸寻摸，看能不能找门路再买上两套院子！
赚几年的钱还真不经花的。
等到过段时间学校放假之后还得找机会去趟南方，那做生意才叫一本万利。
他有着空间的存在，根本不怕货物丢失或者被黑吃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