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爱国并没有想和林永豪做生意的意思。
但承他的情，给出几点建议还是比较合适的，至于能不能抓住机遇那得看他个人了。
你要说这个时代大家目光都短浅吗？
错！和周爱国一样眼光的人不在少数，但是想要成功不单单是有眼光就成，现在我国的国情太过于复杂。
有钱也不一定能成功。
说句难听点的话，有钱不行，还得有人。
周爱国还是守着自个儿的铁饭碗比较香，有机遇再用自己的白手套二牛几人赚点外快，囤点东西就够了，人一辈子何必过得那么累。
傍晚，周家小院的葡萄架下，周爱国搬了个小马扎，坐在儿子小璟昂身边，辅导他写语文作业。
橘黄色的灯光洒在作业本上，映着孩子稚嫩却认真的小脸。小黑安静地趴在一边，尾巴偶尔扫一下地面。
“爸爸，这个题我不懂。”小璟昂指着作业本上的一道题。
周爱国凑过去一看，题目要求是用“热爱”造句。
这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他温声道：“‘热爱’就是非常喜欢的意思。
比如，‘我们热爱伟大的祖国’，或者‘我热爱学习’，都可以。”
小璟昂歪着头想了想，然后工工整整地在作业本上写下：“我热爱北京天安门。”
周爱国点点头，鼓励道：“嗯，写得很好。”
然而，随着辅导的深入，周爱国这位北大中文系高材生、教育局的干部，眉头却渐渐锁紧了。
他越看越觉得这教材和习题有些不对劲。
首先是课文内容。
一些课文过分强调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灌输，语言刻板，距离一年级孩子的日常生活和理解能力十分遥远。
比如有一篇课文，通篇都在讲一个孩子如何学习“反帝反修”的大道理，用语之艰深、概念之抽象，连周爱国自己都觉得拗口，更遑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其次是课后习题。
大量题目不是在考查孩子对语言文字的基本运用能力，而是在进行近乎文字游戏式的、“微言大义”的过度解读。
比如，要求找出某某词语体现了什么样的“高贵品质”或“深刻思想”，或者强行将一些简单的叙事拔高到不符合儿童认知的政治高度。
“爸爸，‘这句话说明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呀？”小璟昂又指着一道题，小脸上满是困惑。
那道题要求分析一句很普通的描述性话语“太阳公公露出了笑脸”的“深刻含义”。
周爱国一时语塞，难道要告诉孩子这说明了“光明终将战胜黑暗”或者“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完全是为了思想性而牺牲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和基础性！
这种“咬文嚼字”、脱离实际、过度强调政治思想的倾向，与周爱国所理解的语文教育——培养语言能力、启迪思维、陶冶性情——相去甚远。
他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几篇课文、几道题的问题，而是整个教材编写理念可能出现了偏差，这种教育方式，很可能在无形中扼杀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
几天后，在东城区教育局的一次内部业务研讨会上，讨论到小学教学检查情况时，周爱国抓住了发言的机会。
“各位领导，同事，最近我在家辅导孩子功课时，发现我们现行使用的一年级语文教材和配套练习中，存在一些可能值得商榷的地方。”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教材和作业本，指出了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这篇《小八路》的课后题，要求七岁的孩子分析‘勇猛’一词体现了什么样的革命精神。
这个词本身超出孩子的词汇量，这种分析更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水平。
再比如，过于强调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进行政治性的‘微言大义’解读，而忽略了语言文字本身的美感和基础运用能力的培养”
他结合自己作为作家的语言敏感度和作为教育工作者对儿童心理的理解，深入浅出地分析了这些问题可能带来的弊端：挫伤学习积极性、养成说空话套话的习惯、不利于逻辑思维和真实情感的表达。
“我们的语文教育，首要任务应该是让孩子们爱上祖国的语言文字，学会清晰、准确、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过早地、生硬地给他们套上思想的框架。
我认为，教材的编写，是否应该更贴近儿童的生活实际和认知规律，更注重基础性和趣味性？”
周爱国发言时，态度谦和，但观点鲜明，论据扎实。
加上他“不吃香菜”作家的声望和《冬日暖阳》带来的巨大社会影响力，使得他的发言格外有分量。
与会领导和教研员们听得十分认真，不少人陷入了沉思。
确实，这些问题在日常教学反馈中也有零星提及，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被如此系统、清晰地提出来，并且是由周爱国这样兼具学术背景、创作实践和行政身份的人提出。
会议结束后，教育局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当场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调研小组，由周爱国牵头，深入区内几所重点小学和普通小学进行听课、座谈、问卷调查，全面评估现行教材的使用效果和存在的问题，并尽快形成一份详细的报告，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