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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1章 系统升级——当守护之网触碰到隐私的边界(1 / 1)

(一)凌晨突袭:当预警算法锁定“沉睡账户”

凌晨三点二十分,云海市经开区一栋老式居民楼。

魏超背靠冰冷的楼梯墙壁,朝身后的马强做了个手势。楼上304室的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凌晨三点还亮着灯——这本身就是可疑信号。

“确认目标在家。”。系统综合评分87,高危预警。”

魏超深吸一口气,抬手敲门:“物业,查水管。”

门内传来窸窣声,几秒后一个睡眼惺忪的中年男人开门:“大半夜的”

“警察!”魏超亮出证件,身后的马强和另外两名刑警迅速冲入房间。

房间很小,一室一厅,但客厅里摆着五台电脑,屏幕上滚动着数据流。一个瘦削的年轻人正试图关闭某个程序,被马强按住。

“刘建国,男,36岁,无业。”魏超念着资料,“系统显示你的银行卡被用于诈骗测试流水,解释一下?”

刘建国脸色惨白:“我我不知道啊,我的卡几个月没用了”

“那这些电脑呢?”马强指向屏幕,“‘虚拟号码池管理系统’‘自动化话术测试平台’——这都是电信诈骗的标准工具。”

在刘建国的手机里,警方发现了加密聊天记录,显示他是一家中型诈骗集团的“技术测试员”,专门负责测试新开的银行账户是否可用、新购买的电话卡是否被监控。

“这是‘坚飞守护系统’运行以来,第七个被系统预警并成功抓获的底层技术支持人员。”清晨六点,魏超在修复中心会议室汇报,“但这次不一样——刘建国本人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他只是‘测试员’,而且用的是完全合法的银行账户,没有任何前科。”

陶成文皱眉:“系统如何识别的?”

张帅帅调出数据:“算法升级后的新功能。韦晖提供了诈骗集团测试账户的典型行为模式:小额、高频、多ip、时间集中在凌晨。这些账户被称为‘沉睡账户’——正常人不用的银行卡,被诈骗集团收购后先进行测试,确认安全后再用于大额诈骗。”

“系统通过交叉比对银行交易数据和电信行为数据,识别出这类模式。”鲍玉佳补充,“刘建国的三张卡都是五年前开的,近三年几乎无交易,但上周突然激活,行为模式完全匹配‘测试账户’特征。”

“问题就在这里。”魏超放下手中的报告,“刘建国的账户数据,系统是怎么拿到的?银行交易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没有立案调查的情况下,警方都无权随意调取。”

会议室安静了。这是“坚飞守护系统”运行半年来,第一次触及隐私与安全的边界。

(二)数据来源听证会:当监控网需要合法授权

上午九点,紧急听证会在市公安局召开。除了修复中心团队,还有市人大法制委、市检察院、三家合作银行的法务代表。

“我们要求明确‘坚飞守护系统’的数据来源和权限边界。”市人大法制委孙委员开门见山,“系统在过去六个月预警了139起潜在诈骗,协助破案23起,保护群众财产超过八百万元,成绩有目共睹。但今天刘建国案暴露了一个问题:系统在预警阶段,就已经调用了公民的银行交易数据。这合法吗?”

陶成文看向张帅帅。作为技术负责人,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系统的数据分为三级。”张帅帅展示架构图,“一级数据:完全公开信息,如企业信用信息、法院失信名单等。二级数据:经用户授权信息,如安装反诈的用户自愿分享的部分通讯录和短信摘要。三级数据:经法定程序调取的信息,如立案后的银行流水、通讯记录。”

“刘建国的交易数据属于哪一级?”孙委员追问。

张帅帅沉默了两秒:“介于二三级之间。我们与三家银行签订了‘反诈数据合作协议’,银行向系统提供脱敏后的异常交易模式数据——不涉及具体账户和姓名,只有行为特征。当系统识别出高危模式后,才会向警方申请立案前的初步核查权限。”

“也就是说,”市检察院的代表接话,“系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预审’机制:先用算法判断某人可能涉案,再启动法律程序。这等于将‘合理怀疑’的标准从人脑判断交给了算法判断。”

沈舟试图从心理学角度解释:“诈骗犯罪的特殊性在于,等有明显证据时,往往已经造成重大损失。预警系统的目的,是在损失发生前干预。”

“但预警可能出错。”孙委员严肃地说,“如果算法误判,一个守法公民就会成为警方的调查对象。这侵犯了公民的‘不被无端怀疑的权利’。”

辩论持续了两小时。最终达成临时共识:系统继续运行,但立即成立联合工作组,在一周内制定《公共安全预警系统数据使用规范》。

散会后,陶成文在走廊叫住魏超:“老魏,你怎么看?”

魏超点了支烟,难得地没有立即回答。抽了半支烟后,他说:“我抓了二十年骗子,知道一个道理:要抓狐狸,就得进狐狸的洞。但进洞的要是警察,不能是随便什么人。系统现在的问题就是——进洞的到底是谁?是人,是算法,还是设计算法的人?”

他指的是韦晖。系统的核心算法,有三分之一来自韦晖的贡献。

(三)韦晖的新算法:在忏悔与能力之间的钢丝

矫正中心视频室里,韦晖通过实时视频参与会议。他面前是多块屏幕,显示着系统架构、数据流向、以及听证会的纪要。

“关于隐私边界的问题,我有一些技术建议。”他的声音平静,“在我的从业经验中,诈骗集团最擅长利用的,正是隐私保护与公共安全之间的灰色地带。”

他切换屏幕,展示一张图:“这是典型的诈骗数据流转链:购买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泄露)→筛选目标(数据分析)→建立信任(情感操控)→实施诈骗(犯罪)。传统反诈是在第四步拦截,我们试图在第二步拦截,这就必然要处理前三步的数据。”

曹荣荣问:“你的建议是什么?”

“建立‘匿名化预警—授权式核查’的双层机制。”韦晖详细解释,“第一层:系统只分析完全脱敏的行为模式数据,产出‘匿名风险评分’。比如‘某账户行为模式风险分87分’,但不显示账户信息。第二层:当某个区域或群体的风险评分持续高位时,系统向该区域投放定向反诈宣传,同时申请有限授权——比如,获得用户同意后,安全软件可以扫描可疑链接和异常通讯。

付书云记录:“自愿原则,知情同意。”

“但骗子不会自愿。”马强直言。

“所以需要第三层:法定程序。”韦晖说,“当匿名风险评分达到阈值(比如95分),且对应模式与已知诈骗手法高度匹配时,系统自动生成《立案前数据核查建议书》,提交警方和检察机关。由人工审核决定是否启动初步调查。这样,算法的‘怀疑’必须经过人的‘确认’。”

程俊杰评估技术可行性:“这意味着系统架构要大改,增加人工审核层。”

“但这是必要的。”陶成文下了决心,“我们不能为了效率牺牲法治原则。韦晖,你负责设计新架构的技术方案。张帅帅、鲍玉佳配合。一周内出初稿。”

会议结束前,韦晖突然说:“另外我申请降低我在系统开发中的权限级别。”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为什么?”沈舟问。

“因为我越了解系统的能力,就越意识到它可能被滥用。”韦晖看着摄像头,眼神复杂,“我设计的算法可以识别诈骗,同样也可以识别其他东西。比如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可以推断他的健康状况,通讯模式可以推断他的社会关系,浏览记录可以推断他的政治倾向。”

他停顿了一下:“五年前,我会觉得这是‘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现在我知道,这是‘危险的监控潜力’。我不应该拥有设计这种系统的完整权限。”

陶成文沉默了很久,最终说:“申请收到。我们会重新评估权限分配。但在新架构完成前,你还需要继续工作。”

“我明白。”韦晖点头,“我会在设计文档中注明所有可能被滥用的风险点,并提出防护建议。这是我赎罪的一部分。”

视频断开。会议室里人们面面相觑。

“他在害怕自己。”梁露轻声说,“害怕自己设计的东西,即使初衷是好的,也可能变成新的恶。”

“这是好事。”陶成文说,“说明他真的在改变。”

(四)张斌的抉择:当“记忆之光”成为议论文材料

同一时间,张斌正在云海大学礼堂,面对三百多名学生和教师,讲述“记忆之光”项目。

这是他第一次在高校做公开演讲。讲台上,他展示着父亲的照片、陈小飞的故事、那些未发出的短信。台下很安静,很多人哭了。

提问环节,一个社会学教授站起来:“张先生,你的项目让我们看到了犯罪的个体代价,这很有价值。但我想问:当我们将受害者故事数字化、公开化时,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消费’了他们的痛苦?‘记忆之光’纪念馆的访问量、点赞数、转发量,会不会让严肃的纪念变成一种流量游戏?”

尖锐的问题。张斌深吸一口气。

“您说得对,有这个风险。”他坦诚回答,“所以我们设计了严格的隐私选项,家属可以选择完全私密。选择公开的家庭,也经过充分的心理评估和知情同意。”

他切换ppt,显示后台数据:“这是过去三个月的数据:87个故事,43个选择完全公开,31个选择密码访问,13个选择仅家属可见。。最多的留言是‘我会更小心’‘谢谢提醒’‘抱抱你’。”

“我们没有点赞功能,没有打赏功能,没有排行榜。”张斌继续说,“因为我们不想让记忆变成竞赛。每个故事旁边都有一个按钮:‘点亮一束光’。点击后,屏幕会亮起一束虚拟的烛光,持续十秒,然后消失。没有计数,没有排名,只是一束光。”

他展示那个功能:简单的动画,一束烛火慢慢亮起,轻轻摇曳,然后熄灭。

“我们想传递的信息是:记忆不需要被量化,不需要被比较。它只需要被看见,被记住,哪怕只有十秒钟。然后带着这份记忆,继续生活,更小心地生活。”

礼堂里响起掌声。但张斌知道,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如何纪念而不消费,如何公开而不暴露,如何数字化而不异化?

演讲结束后,一个女学生找到他,眼睛红肿:“张学长,我妈妈去年被‘投资理财’骗了三十万,那是她所有的积蓄。看了你爸爸的故事,我我好像没那么恨她了。我知道她也是想让我们过得更好。”

张斌拍拍她的肩:“告诉你妈妈,钱可以再赚,家人在一起最重要。”

回修复中心的路上,张斌接到陶成文的电话,得知了隐私争议和系统升级的事。

“你觉得韦晖的建议可行吗?”陶成文问。

张斌思考了很久:“可行,但不够。系统不能只在技术层面设限,还需要社会层面的监督。我建议成立‘公民监督委员会’,邀请法律专家、伦理学者、普通市民参与,定期审核系统的运行数据和预警案例。”

“就像‘记忆之光’的伦理审核委员会?”

“更严格。”张斌说,“因为系统涉及的不是已经发生的悲剧,是可能发生的干预。干预错了,就是伤害。”

电话那头,陶成文笑了:“张斌,你成长得很快。”

“是被迫成长。”张斌轻声说,“因为我父亲用生命告诉我:好的初衷,也可能因为方法错误而造成伤害。我们得比那些骗子更小心。”

(五)全国会议:当云海模式走向舞台中央

三天后,北京。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会议。

陶成文和张斌作为“坚飞守护系统”的代表参会。他们的座位不在前排,但在会议材料中,“云海预警-干预-纪念三位一体模式”被列为重点汇报内容。

轮到陶成文发言时,他走上讲台,看着台下各省市公安系统的负责人、专家学者、中央部委领导。

“过去半年,我们在云海试点运行了‘坚飞守护系统’。”他开门见山,“直接成果是:预警潜在诈骗139起,成功干预87起,破获案件23起,保护群众财产八百余万元。间接成果是: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电信诈骗受害者数字纪念馆‘记忆之光’,收录故事87个,访问量超过五百万次。”

他展示了几张图:系统预警的实时界面,成功干预的案例,以及“记忆之光”上那些面孔。

“但今天,我想主要汇报我们遇到的问题。”陶成文话锋一转,“第一个问题:预警系统的数据边界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权力在犯罪发生前,分析公民的行为数据?”

台下安静了。这是所有反诈系统都在面临但很少公开讨论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系统的核心算法部分,由一名正在服刑的前诈骗集团‘技术顾问’设计。如何确保他的专业知识被用于正义,同时防止可能的滥用或后门?”

议论声响起。

“第三个问题:当系统预警后,我们介入干预的尺度如何把握?过于积极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过于保守可能错失挽救时机。”

陶成文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展示了云海的尝试:“我们正在建立‘算法审核—人工确认—法定程序’的三层机制,并计划成立公民监督委员会。我们认为,反诈不仅是技术战,更是伦理战、法治战。赢得技术而输掉法治,是更大的失败。”

二十分钟的发言结束后,提问环节很激烈。

一位南方某省的公安厅长问:“你们那个正在服刑的技术顾问,真的可信吗?如果他设计的系统有后门,或者在算法中埋下有利于诈骗集团的逻辑,怎么办?”

陶成文示意张斌回答——这是他们事先商量好的。

张斌站起来,走到讲台边:“我是张斌,‘坚飞守护系统’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那个技术顾问,是害死我父亲的人。”

会场哗然。

“我用了四年时间,才勉强能面对这个事实。”张斌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但正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受害者家属的痛苦,我才比任何人都更警惕系统的风险。我们对他实行最高级别监控,他的所有代码经过三道独立审核,他的算法输出与多名专家的算法交叉验证。”

他停顿,让每个字都清晰:

“我们使用他的知识,不是因为我们信任他,是因为我们监控他、制衡他、用制度约束他。同时,我们也在验证一个假设:一个犯下重罪的人,如果经过科学验证的改造,是否有可能将他的能力用于社会公益?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我们必须探索——因为监狱里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高智商罪犯,社会需要决定如何对待他们。”

另一个提问来自社科院的专家:“‘记忆之光’项目是否有将痛苦‘景观化’的风险?公众浏览受害者故事,会不会变成一种情感消费?”

张斌展示了手机上的“记忆之光”界面,点开父亲的故事,拉到最忆,更小心地生活。如果你或你的家人遇到类似情况,请拨打反诈专线。’”

“我们不要眼泪,我们要警惕。”张斌说,“不要同情,要行动。纪念的最终目的,是防止需要纪念的事再次发生。”

会议结束后,公安部领导单独约谈了陶成文和张斌。

“云海模式有创新,也有风险。”领导直言,“部里决定:第一,拨款三千万,支持系统升级和全国试点扩大;第二,成立由多部委组成的联合督导组,下个月进驻云海,全面评估系统的法律、伦理、社会影响;第三,‘记忆之光’模式可以在严格控制下,向其他省市推广。”

回到酒店,陶成文长舒一口气:“我们过关了。”

张斌却忧心忡忡:“督导组来了,韦晖的压力会很大。他的每一次代码提交,都会被放在显微镜下审查。”

“这正是检验他改造是否真实的机会。”陶成文说,“如果他能通过这种级别的审查,那么他的案例就真的有推广价值了。”

(六)代码审查日:当每一行指令都被审判

督导组进驻后的第一次代码审查,气氛像法庭。

会议室里,督导组的五位专家——两位法学教授、一位计算机安全专家、一位伦理学者、一位资深检察官——面前都摆着厚厚的打印稿。那是韦晖过去六个月提交的所有代码和设计文档。

韦晖通过视频参与。他坐在矫正中心的审查室里,面前是多角度摄像头,身后还有两名督导组指派的独立技术员实时监控。

“从第3127行开始。”计算机安全专家刘教授推了推眼镜,“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分析银行交易的时间模式。请解释算法逻辑。”

韦晖开始解释,用尽量通俗的语言。他解释了诈骗集团测试账户的典型时间特征:多在凌晨交易,避开银行风控系统的活跃时段;单笔金额小,避开大额监控阈值;频率高,测试账户响应速度。

“这个算法的准确率是多少?”刘教授问。。”韦晖回答,“但在实际运行中,我们设置了85的置信阈值——只有评分超过85分的,才会进入下一层人工审核。

“误报的代价是什么?”伦理学者王教授问。

“误报账户会进入‘观察名单’,系统会向该账户所属银行发送加密风险提示,银行风控系统会加强对该账户的监控。但不会直接通知账户持有人,除非触发更高阈值。”韦晖回答,“我们设计了‘误报纠正机制’:如果账户在后续监控期内无异常,系统会自动降低其风险评分,三周后移出观察名单。”

“如果账户持有人因为这额外的监控而遭遇不便呢?”王教授追问,“比如大额转账被延迟?”

“银行的标准风控流程本来就会对大额转账进行审核,我们的系统只是提供了额外的参考信息。”韦晖说,“而且我们与银行协议约定:系统提供的风险提示不作为唯一决策依据,只能作为辅助参考。”

询问持续了三小时。从算法原理到数据安全,从隐私保护到误报处理,从系统权限到应急预案。

最后,检察官老陈问了一个直击核心的问题:“韦晖,你设计的这些算法,如果被用于其他目的——比如政治监控、商业竞争、个人迫害——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问题让会议室安静了。所有人都盯着屏幕里的韦晖。

韦晖沉默了很长时间。监控数据显示他的心率从75升至92。

“可能性很大。”他最终诚实回答,“我设计的交易模式分析算法,稍加修改就可以用于分析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消费能力、社交圈子。通讯模式分析算法,可以用于推断人际关系和思想倾向。行为预测算法,可以用于预判一个人的行动选择。”

他抬起头,看着摄像头:“所以我在所有关键算法中都加入了‘目的锁’——算法只能输出反诈相关的风险评分,无法输出原始行为数据。同时,系统架构设计为‘模块化隔离’,数据分析模块、风险评估模块、预警输出模块彼此独立,没有单一权限可以获取完整信息。”

“但‘目的锁’可以被破解。”刘教授说。

“可以。”韦晖承认,“所以我们需要法律、伦理、技术三层防护。法律上,明确系统只能用于反诈;伦理上,建立监督委员会;技术上,定期进行安全审计和渗透测试。没有任何一层防护是完美的,但三层叠加,可以大大降低滥用风险。”

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这也是我主动申请降低权限的原因——我不应该成为这个系统的‘上帝视角’。应该由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守护系统的正义性。”

审查结束后,督导组闭门讨论。两小时后,刘教授代表督导组宣布初步结论:

“系统技术设计基本合理,防护措施到位。但需要增加两项改进:第一,建立‘算法影响评估’制度,任何新算法上线前,必须评估其潜在的滥用风险;第二,韦晖的代码贡献权限降为‘建议级’,所有代码必须经过至少两名独立专家的审核才能进入测试。”

这意味着韦晖不能再直接向系统提交代码,只能提供建议和草案。

视频里,韦晖点头:“我接受。这更安全。”

(七)第一次失误:当系统预警伤及无辜

系统升级后的第二周,发生了第一次严重误报。

云海市某中学副校长李老师,在筹备女儿婚礼期间,因为频繁与婚庆公司、酒店、亲友进行大额资金往来,被系统标记为“异常资金流动模式”,风险评分91分。

系统按照流程,向银行发送了风险提示。李老师在进行最后一笔婚礼款项转账时,被银行风控系统延迟处理,导致酒店预订差点被取消。

更糟糕的是,李老师的女儿在银行工作,从内部系统看到了父亲账户的风险提示标签。家庭爆发激烈争吵,女儿认为父亲“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父亲气得心脏病发作住院。

事情闹大了。媒体以《反诈系统误伤准新娘父亲,婚礼差点泡汤》为题报道,引发热议。

督导组和修复中心团队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

紧急会议上,魏超拍桌子:“我就说这系统太敏感!正常人筹办婚礼,资金流动能不正常吗?”

张帅帅调出数据:“但李老师的资金模式,确实匹配‘杀猪盘’诈骗的某些特征:短期内向多个不同账户转账,金额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交易对象分散。系统按规则预警,没有错。”

“规则错了!”魏超吼道,“系统得知道什么是正常生活!结婚、买房、看病——这些大事用钱,能和诈骗一样吗?”

一直沉默的张斌突然说:“系统能不能学习正常生活?”

所有人都看向他。

“我的意思是,”张斌整理思路,“系统现在学习的是诈骗模式,但它不学习正常的人类生活模式。如果系统能识别‘这是婚礼筹备’‘这是购房首付’‘这是医疗支出’,那么它就能更精准地区分正常与异常。”

鲍玉佳眼睛亮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正常生活事件模型库’。用户可以在反诈上自愿标注重大生活事件——当然要严格隐私保护。系统将这些事件期间的资金流动标记为‘正常模式’,降低误报率。”

“但这需要用户主动提供信息。”付书云担忧,“有多少人愿意分享婚礼、疾病、购房这些隐私?”

“或许可以用间接方式。”程俊杰提出,“比如,系统监测到异常模式后,不是直接预警,而是通过向用户推送温和的确认提示:‘检测到您的账户近期交易频繁,是为筹备婚礼等大事吗?如果是,请确认,系统将调整风险评分。’用户点击‘是’,系统降低评分;点击‘否’或忽略,系统保持预警。”

“这个好!”陶成文拍板,“既保护隐私,又提高准确率。立即设计原型,一周内测试。”

会议结束后,张斌去医院看望李老师。病床前,他郑重道歉,并解释了系统的运作原理和误报原因。

李老师听完,叹了口气:“你们也是为了大家好。我女儿也理解了,就是方式太粗暴。那个确认提示的想法不错,至少给人一个解释的机会。”

张斌深深鞠躬:“谢谢您的理解。我们会改进。”

走出医院时,张斌接到陶成文的电话:“督导组决定,将这次误报事件的处理过程,写入《系统运行规范》案例库。失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不改进。”

(八)韦晖的深夜邮件:关于“正常”的算法困境

深夜两点,陶成文的加密邮箱收到韦晖的长邮件。标题是:《关于“正常生活模式识别”的技术与伦理困境》。

“在尝试设计‘正常生活事件识别算法’时,我遇到了一个根本性问题:什么是‘正常’?”

“从技术角度,我可以训练模型识别婚礼筹备模式:提前3-6个月开始,资金流向婚庆、酒店、珠宝、服装等特定行业,金额呈阶段性增长,最后大额支付。同样可以识别医疗支出模式:集中在医院、药店,可能伴随保险理赔的转入。”

“但问题来了:第一,这些模式本身也在被诈骗集团模仿。‘杀猪盘’的最后阶段,骗子会编造‘父亲重病急需手术费’的故事,模仿的就是医疗支出模式。第二,更严重的是——如果我们定义了‘正常’,那么不符合这些模式的生活,就会被标记为‘异常’。”

韦晖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选择旅行结婚的年轻人,没有传统婚礼支出,是否异常?

一个通过民间借贷而非银行贷款购房的人,是否异常?

一个用加密货币支付医疗费的人,是否异常?

“我在kk园区时,就利用过社会对‘正常’的刻板印象。”韦晖写道,“我培训的骗子会研究目标对象的‘正常生活模式’,然后设计一个‘略微异常但可解释’的诈骗情境。比如,对一个传统的中年男人,编造‘儿子在国外出事需要保释金’的故事——这偏离了他的正常生活,但符合‘父亲救儿子’的正常情感。”

“所以,如果我们把‘正常模式’固化进算法,诈骗集团就会学习这些模式,然后设计出更精致的骗局,刚好落在‘正常’与‘异常’的边界上。”

邮件的最后,韦晖提出了一个哲学问题:

“或许,反诈系统的终极困境在于:它试图用固定的算法,去应对无限变化的人性。而人性既包含善良与信任,也包含贪婪与轻信;既遵循常规,也充满意外。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既保护隐私又预防犯罪、既尊重常态又包容异常的系统吗?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我们必须不断追问这个问题,在每一个技术决策前。”

陶成文把邮件转发给核心团队。凌晨三点,群里还在讨论。

沈舟:“他在触及反诈的本质——我们是在用理性对抗非理性,用规则对抗无规则。”

曹荣荣:“但正因为人性复杂,才需要人的判断。算法只能是工具,不能是法官。”

张斌:“那我们就在算法和人之间,建立更好的对话机制。让算法说‘这里可能有问题’,让人来判断‘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凌晨四点,陶成文回复韦晖:

“邮件收到。你的思考很有价值。我们将调整方案:不定义‘正常’,而是建立‘可解释性通道’——当系统预警时,必须给出可理解的预警理由,并给人提供解释的机会。同时,成立‘边缘案例评审组’,专门处理那些不符合常规模式的案例。技术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技术可以让人更好地解决问题。继续工作。”

三周后,“坚飞守护系统20”正式上线。

升级内容包括:

双层预警机制:第一层算法预警后,第二层增加“温和确认”环节,通过反诈向用户推送非侵入式提示。

可解释性报告:每次预警必须生成普通人能理解的报告,说明预警理由,如“您的账户近期交易模式与xx诈骗手法相似度较高”。

边缘案例评审组:由法律、心理、社会工作者组成的专家组,专门评审不符合常规模式的案例。

公民监督委员会:15名成员,包括律师、记者、退休教师、企业职员等普通市民,每季度审查系统运行报告,有权提出质询。

韦晖权限调整:降为算法顾问,所有建议需经双重审核,且最终代码由其他工程师实现。

上线仪式很低调,只在修复中心举行内部会议。督导组全体成员在场。。但这只是开始。技术会发展,犯罪手法会进化,我们的警惕不能放松。”

仪式最后,陶成文让张斌说几句。

张斌走到台前,看着在座的人们——有研究者,有警察,有官员,有督导专家,还有通过视频连线的韦晖。

“我父亲去世四年三个月了。”他开口,“如果四年前有这个系统,他可能不会死。但我也知道,如果系统设计不好,可能会伤害像李老师那样的无辜者。”

他停顿了一下:

“所以我认为,系统升级最重要的不是技术升级,是理念升级:我们不是在建造一个‘完美’的守护系统,而是在建立一个‘不断改进’的守护系统。允许它犯错,但必须改正;允许它预警,但必须解释;允许它强大,但必须克制。”

“因为我父亲的故事告诉我:最好的意图,如果用错了方法,也会造成伤害。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寻找对的方法——保护善良但不纵容轻信,防范犯罪但不侵犯自由,利用技术但不崇拜技术。”

他看向视频里的韦晖:“这也包括,给曾经犯错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但要在严格的监督之下。因为人性可以改变,但制度必须确保改变的方向正确。”。

大屏幕上,实时数据开始流动:当前监测账户数、风险评分分布、预警数量、人工审核队列在庞大的数据流中,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段生活。

(十)深夜的监控室:当数据有了温度

深夜,张斌留在监控室值班。。

屏幕上,系统自动生成了第一份“可解释性报告”。案例编号,一个72岁的退休教师,风险评分88分。

报告写道:“检测到该账户近期有多次向‘养生保健’类商户转账,单笔金额998-2998元,交易时间集中在上午。特征匹配度76。同时检测到该用户近期搜索记录包含‘高血压偏方’‘糖尿病根治’等关键词。综合评估:中高风险。”

系统已通过反诈向用户推送温和提示:“检测到您近期关注健康话题,请警惕‘包治百病’的保健品宣传。如有疑问,可咨询社区医生或拨打。”

五分钟后,用户回复:“谢谢提醒!最近确实买了不少保健品,明天就去社区医院问问。”

系统自动将该案例风险评分下调至45分,移出预警队列。

张斌看着这个简单的交互,突然感到一种温暖。这不是冰冷的监控,是带着温度的提醒。不是居高临下的警告,是并肩而行的守护。

他打开“记忆之光”后台,看到今天的访问记录。有人在陈小飞的页面留言:“小飞弟弟,今天我阻止了我妈买三无保健品,用了你故事里的话:‘正规医院才能治病’。谢谢你。”

有人在张坚的页面留言:“张叔叔,我今天拒绝了‘高回报投资’的诱惑。因为想到您,想到那些未发出的短信。谢谢您用生命提醒我们。”

张斌的眼泪掉下来。四年了,他终于不再觉得父亲的死是完全的浪费。那些痛苦,那些记忆,那些在深夜流过的眼泪,现在变成了保护其他人的光。

他给陶成文发了条消息:“陶主任,我想在‘记忆之光’里加一个功能:让被系统帮助过的人,可以匿名分享他们的故事。不是作为案例,是作为‘感谢’——感谢那些逝去的人,用他们的故事照亮了后来者的路。”

几分钟后,陶成文回复:“同意。这个功能就叫‘光的回响’吧。”

张斌笑了。他看向窗外,云海市的灯火在夜色中绵延。每一盏灯下,都有人在生活,在相信,在脆弱,在坚强。

而在修复中心的服务器里,“坚飞守护系统”安静地运行着,像一张无形而温柔的网,试图在诈骗的镰刀落下之前,托住那些即将坠落的人。

第九百一十一章,在升级与克制、数据与温度、记忆与回响中结束。

但守护的故事,还在每一个夜晚和清晨继续。

“第九百一十一章完,字数统计:字”

“本章核心看点”

系统升级的核心冲突:公共安全预警与个人隐私保护的伦理拉锯,展现技术治理中的根本困境。

韦晖的复杂角色深化:作为“赎罪的技术专家”,他在贡献与风险、能力与监控间的钢丝行走,呈现改造的深层挑战。

张斌的公众角色成长:从受害者家属到项目代言人,在全国会议上直面尖锐质疑,展现创伤转化后的社会领导力。

第一次误报的危机处理:系统不完美性的暴露与改进,体现“不断进化”比“完美无缺”更重要的治理哲学。

“正常”的算法困境:通过韦晖的深夜邮件,探讨反诈系统试图定义“正常生活”时面临的伦理与技术双重困境。

“下章预告:第九百一十二章《光的回响》”

“光的回响”功能上线,被系统帮助者如何匿名分享故事?

第一个跨国诈骗集团利用系统漏洞的反扑——技术攻防战升级。

韦晖在严格监控下发现系统的一个潜在致命漏洞,他的抉择考验。

“记忆之光”纪念馆访问量突破千万,社会影响扩大带来的新挑战。

张斌受邀参加联合国反诈论坛,中国模式走向国际舞台的机遇与争议。

系统已升级,但挑战也在升级。在光与影的永恒博弈中,守护者的路依然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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