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向来自律的江予安依旧早早起来锻炼。
我端着杯温水，站在客厅与阳台的交界处，看着光线中央的江予安。
他正穿着那套熟悉的康复支具——金属框架从腰部延伸到小腿，用绑带固定，在晨光下泛着冷静的银灰色光泽。他双手扶着助行器，低着头专注地看着自己的脚，然后，深吸一口气。
左脚向前挪动了一寸。
不是迈，是挪。靠着腰腹和手臂的摆动，将那具被支具固定的、沉重的下肢，笨拙地向前拖动。支具的关节发出轻微的“咔”声。然后，右脚跟上。
一步。
又一步。
他沿着阳台那条特意留出的、没有任何障碍的通道，缓慢而执着地“行走”着。阳光追着他的身影，照亮他额角渗出的细密汗珠，照亮他紧抿的嘴唇，照亮他因为极度专注而微微蹙起的眉心。
从阳台这头到那头，大约五米。他花了将近三分钟。
然后，他停下，转身，再“走”回来。
动作看起来那么像样——身体挺直，节奏稳定，助行器每次落地都发出沉稳的“笃笃”声。如果不仔细看，真的会以为，他在走路。
但我知道不是。
我的目光落在他腿部支具的关节处。那里每一次弯曲和伸直，都不是源于他自身肌肉的收缩，而是来自他上半身摆动的惯性，以及手臂通过助行器传递的推力。他的腿，更像是被精巧器械吊着的、无生命的重物，跟随主体的移动而被动位移。
像一个极度逼真、却终究少了灵魂的提线木偶。
他走完一个来回，停在阳台中央，胸膛微微起伏。汗水已经浸湿了他额前的碎发，顺着鬓角滑下。他没有立刻休息，而是撑着助行器，调整呼吸，目光垂落，看着自己那双套在支具里、纹丝不动的脚。
“累吗？”我轻声问，走过去把水杯递给他。
他喝了一小口，摇摇头。水杯还给我时，他的手指无意间碰到我的，指尖冰凉，带着金属支具沾染的微冷触感。
“其实，”他忽然开口，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实验数据，“根本不是靠腿自主发力的。”
他用空着的那只手，指了指自己的手臂和肩膀：“更多是靠这里。腰腹能提供一部分稳定，但驱动力量，全靠上肢。”
我静静听着。
“康复了好长时间，也常去用外骨骼锻炼，”他继续说，语调没有任何起伏，像在念一份枯燥的体检报告，“我的身体素质更好了。手臂力量，核心耐力，心肺功能…都比之前更强了。但是下肢…”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再次落回自己的腿。
“实际上一点进步也没有。”他说出这句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失望都没有，只剩下一种认命般的平静，“神经信号到了腰骶那里，就像撞上了一堵密不透风的墙。外骨骼的电刺激能引起肌肉收缩，但那只是机器在‘播放’我的肌肉，不是我的大脑在‘指挥’它们。”
他抬起头，看向我，眼神清澈得让人心头发紧。
“我‘走’得更稳了，也只是用助行器和支具的辅助更习惯了。是技术熟练度提高了，不是我的身体恢复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慢慢来”，想说“会有奇迹”，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因为他此刻的眼神太清醒了，清醒到容不下任何善意的谎言或渺茫的安慰。
他撑在助行器上的手，因为用力，手背的青筋微微凸起。但他脸上的神情，却是一种近乎残酷的冷静。那种曾经在洱海边、在康复室里、在无数个深夜训练后闪着微弱火光的“希望”，此刻在他眼中寂灭了，只剩下一片灰烬般的坦然。
他接受了。
接受那条医学概率曲线早已预言、他却一直拒绝相信的“平台期”——或者说，“终点线”。
在阳台上那片过于明亮的阳光里，他撑着助行器，像个完成了最后仪式的信徒，抬头看向我。汗水滑过他棱角分明的下颌，滴落在支具冰冷的金属表面。
“月月，”他说，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接下来，我不打算再去医院那边做康复了。外骨骼的康复中心，去的频率也要降低了。”
我的心轻轻一沉。
不等我问，他继续解释，语速平缓，像在陈述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再做多少训练，也就到这儿了，不会更好了。医院那些项目，对我现阶段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外骨骼…可以保留，作为维持现有功能和预防并发症的工具，但不必再像以前那样，指望它带来‘突破’。”
他说完，垂下眼睑。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遮住了最后一丝可能泄露的情绪。阳光将他整个人包裹，却暖不透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淡淡的、疲惫的释然。
我沉默地走过去，将他身后的轮椅推近，调整好角度和刹车。然后，我走到他面前，双手扶住他的手臂。
“慢点。”我说。
他点点头，借着我的支撑，缓慢而小心地松开助行器，身体重心向后转移。我扶着他的腰，感觉到他全身肌肉的紧绷，以及完成这个日常动作时，那份深入骨髓的、不再言说的艰辛。
他坐回轮椅的瞬间，身体松弛了一瞬，那是脱离支具束缚后本能的放松。然后，他靠进椅背，抬手解开了腰部和腿部的绑带。金属支具被取下，放在一旁，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穿着单薄家居裤的腿，安静地垂放在轮椅踏板上，和往常一样。
他仰起头，看着我。阳光从他身后照来，给他轮廓镀上毛茸茸的金边，却让他的面容隐在逆光的暗影里，看不真切。只有那双眼睛，依旧清澈，坦然，带着一种尘埃落定后的平静，和一丝沉入心底的歉然。
“对不起，”他轻声说，声音在寂静的阳台里格外清晰，“月月，我终究还是没能走得了路。”
这句话，他说的很平静。没有哽咽，没有颤抖，甚至没有太多情绪起伏。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自然。
可正是这种平静，让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了一下，酸涩的疼瞬间弥漫到四肢百骸。
我蹲下身，让自己与他平视。阳光此刻照亮了他的脸，我清楚地看见他眉心那几道因为刚刚的专注和用力而皱起的细纹。我伸出手，用指腹轻轻揉开那里细微的褶皱。
“没关系。”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江江，我知道你尽力了。”
“你真的”他喉咙动了动，“不失望吗？”
“失望什么？”我反问，手指滑到他脸颊，那里还有未干的汗迹，“失望你没有创造医学奇迹？还是失望你‘只是’坐着轮椅，却依然把我照顾得很好，把我们的家打理得很好，正在努力学着做一个好爸爸？”
他怔怔地看着我。
“江予安，”我捧住他的脸，让他无法移开视线，“你从一开始，吸引我的就不是你能走多远、能站多稳。而是你摔倒了会自己爬起来，是你对我说‘我们在同一个战场上’。”
我的声音有些发哽，但我坚持说下去：
“你已经在你的战场上，走到了我能想象的最远的地方。甚至更远。现在，你决定在这个位置建立营地，休整，然后换个方向继续前进——这有什么需要说对不起的？”
他的眼眶，终于一点点红了。不是崩溃的哭，而是某种厚重堤坝被温柔融化的湿润。他眨了眨眼，把那股湿意逼回去，然后，很慢很慢地，伸出手臂。
我顺势靠过去，抱住他。他立刻收紧手臂，将脸埋进我胸口。温热的呼吸拂过我的皮肤，带着一点潮湿的水汽。
然后，他微微侧身，将脸颊轻轻贴在我已经微微隆起的小腹上。隔着衣料，那份小心翼翼的触碰，无比温柔。
我们就这样静静相拥，在清晨的阳光里。阳台外偶尔传来鸟鸣，远处有隐约的城市喧嚣。洗衣机的低鸣不知何时已经停了，世界安静得只剩下我们的呼吸和心跳。
过了很久，他才低声说：
“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嫁给我，是嫁给了无止境的等待和失望。”
“我嫁给你，”我抚着他的后颈，那里有坚硬而温暖的骨骼，“是嫁给了一个叫江予安的人。他坐着，站着，走着，或者用任何其他方式移动，都是他。而我爱的，就是这个‘他’，不是某种特定的移动方式。”
他手臂又收紧了一些，没再说话。
但那个紧绷的、沉重的、一直压在他脊梁上的东西，仿佛在这一刻，终于被轻轻放下了。
阳光越来越暖，照亮了阳台上的一切：那副被取下的、沉默的支具，那个稳当的助行器，那把承载着他的轮椅，还有轮椅里，相拥的我们。
以及我腹中，那个正在安静生长的小小生命。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
也许他大部分的路，依然需要依靠轮椅的转动。但那又怎样呢？
这转动，依然会稳稳地，载着我们全家，驶向每一天的晨光和月色。
而我，会一直走在他身边。
无论他是坐着，还是站着。
因为我们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