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者之城实验区正式成立的第二天，国际ai司法公约辩论赛的邀请函就送到了实验室。
烫金的电子请柬在空气中展开三维投影，上面用七种语言滚动显示着赛事信息：第三届全球ai与司法融合公约辩论赛，主办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律师协会、新加坡最高法院。地点：新加坡滨海湾会议中心。时间：十五天后。
“他们指名要你参加，”李维将邀请函的详细条款调出来，“代表‘新兴司法实践者’阵营，对阵新加坡国立大学ai法律研究中心的‘未来司法官’团队。”
林默看着对阵表上对方团队成员的照片和简介——清一色的年轻精英，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每个人都拥有至少两个法学学位，外加计算机科学或数据科学的背景。团队首席顾问更是大名鼎鼎的赵明宇教授，全球ai法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这是鸿门宴，”老猫断言，“他们想在你亮相国际舞台前，先把你打垮。”
“也可能是想招安，”七叔抽着烟斗，“如果你在国际辩论中表现出色，他们可以给你一个‘特聘专家’的头衔，把你纳入体系。如果你表现糟糕，那就证明透明司法实验不过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
洛璃更关心实际问题：“我们只有十五天准备时间。对方研究ai司法多年，我们这边”她看了看实验室成员，“帝壹算半个ai，零号是初代机，其他人要么是律师，要么是黑客，要么是前雇佣兵。专业辩论经验几乎为零。”
帝壹的四面体在会议桌中央缓慢旋转，光芒流转：“辩论不是我们的长项，但实践是。我们可以把在漂泊者之城实验区的真实案例带过去，用事实说话。”
“但辩论赛有固定格式，”张三调出往届赛事录像，“分为法律条文阐述、案例模拟对抗、自由辩论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和评分标准。更重要的是——”她将画面定格在去年的冠军队伍，“他们会让ai助手直接接入辩论系统，实时提供法律条文检索、案例援引、逻辑漏洞分析。相当于每个辩手背后都有一个忒弥斯级别的智库。”
“我们可以用镜像协议，”王恪提议，“在对方ai助手给出建议时，同步显示建议背后的数据偏差和逻辑预设。”
“那会被视为干扰比赛，”李维摇头，“赛事规则明确禁止在辩论过程中使用‘针对性干扰技术’。我们可以用镜像协议分析，但不能直接投射到对方的系统界面上。”
讨论陷入僵局。
这时，疤脸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一摞纸质文件——这在数字时代相当罕见。
“我可能找到了突破口，”他把文件摊在桌上，“去年第二届辩论赛的冠军，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队。但赛后三个月，他们的首席辩手，一个叫陈安妮的女生，突然退学，现在在曼谷一家非政府组织做难民法律援助。”
“这有什么奇怪的？”老猫问。
“奇怪的是退学原因，”疤脸指着文件中的一份医疗记录复印件，“官方说法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健康问题’。但我联系了她在曼谷的同事，对方暗示，安妮是因为在一次模拟辩论中发现了赛事系统的问题，提出质疑后，被团队边缘化，最后被迫离开。”
“什么问题？”
“她没具体说，但提到了一个词：‘历史数据篡改测试’。”
这个词让所有人都警觉起来。
“忒弥斯系统的第二大罪证，”林默低声说，“篡改二战战犯审判记录以测试历史改写能力。”
“辩论赛的系统，可能用了同样的技术，”帝壹的光芒变得锐利，“为了训练ai的‘最优说服策略’，系统可能会悄悄修改案例细节，观察辩手的反应。如果辩手没有发现篡改，就说明这种程度的修改可以被接受。”
“那就不是辩论，是驯化，”洛璃冷冷地说，“训练人类律师接受被修改过的‘事实’。”
“我们需要证据，”李维说，“如果能在辩论现场揭穿这一点”
“但我们需要先获得参赛资格，”张三提醒，“而按照规则，我们需要先提交一份书面辩论文稿，通过初审才能获得正式邀请。现在这张请柬只是意向邀请，不是最终确认。”
林默看向那摞文件，突然有了主意。
“我们不提交传统文稿，”他说，“我们提交一份‘动态案例集’——把漂泊者之城实验区正在处理的真实案件，做成可交互的模拟辩论场景。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司法不是在真空里辩论条文，而是在泥泞中寻找正义。”
“但那些案件大多琐碎、混乱、充满矛盾，”王恪担心，“没有经典案例那么漂亮。”
“那就对了，”帝壹说，“司法本来就不是漂亮的。它是混乱的，是矛盾的，是充满妥协的。如果ai司法只能处理干净案例，那它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人类。”
计划就此定下。
接下来的十天，实验室全员投入准备工作。林默和洛璃负责筛选案例，最终选定了三个正在实验区审理的案件：一个是关于邻里噪音纠纷，但背后涉及移民身份问题；一个是小额债务纠纷，但牵扯出高利贷团伙；还有一个是家庭遗产分配，但遗嘱的真伪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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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壹和零号负责将案件数字化，制作成交互式辩论场景。每个场景都包含完整的证据链、证人证言、法律条文引用，但也保留了真实案件中的模糊地带、矛盾陈述和证据缺失。
张三和王恪负责技术保障，确保这套系统能在辩论赛的官方平台上稳定运行。疤脸和老猫则继续深挖新加坡团队的内幕，寻找更多的突破口。
第十一天，动态案例集提交。
第十二天，初审通过的通知抵达，附带评委的评语：“粗糙但真实，缺乏学术严谨性但充满实践温度。准予参赛。”
第十三天，实验室团队启程前往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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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湾会议中心是新加坡的地标建筑之一，三栋摩天大楼在顶部由一座巨大的空中花园连接，从远处看像一艘搁浅在都市丛林的太空船。辩论赛在主楼最大的会议厅举行，能够容纳两千名观众。今天座无虚席——不仅有法律界人士、学者、学生，还有大量媒体记者。ai司法是当下的热点，这场辩论被视为传统法学与新兴科技的一次正面碰撞。
林默团队被安排在辩手休息室。房间不大，但有一面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滨海湾。对面就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团队的休息室，透过玻璃墙，可以看到对方正在做最后的准备——五个年轻辩手围坐在圆桌旁，每个人面前都悬浮着多个全息屏幕，数据流快速滚动。他们的ai助手，一个名为“正义官”的系统，正在做最后的推演模拟。
“他们的ai是忒弥斯系统的简化版，”帝壹通过内部通信频道说，“我检测到了相似的数据结构和逻辑模式。但进行了‘净化’处理——移除了所有可能引发伦理争议的模块。”
“也就是说，他们用的是阉割版，”洛璃总结，“那更应该不是你的对手。”
“但辩论不是纯技术对抗，”林默提醒，“还要看临场发挥、语言表达、情绪感染力。这方面我们是外行。”
正说着，休息室的门被敲响。一个穿着灰色西装、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来，自我介绍是赛事组委会的联络官，姓黄。
“林先生，有个流程上的小调整需要通知您，”黄先生语气客气但不容置疑，“自由辩论环节的时间从原本的十五分钟缩短到十分钟。另外，评委组建议双方在案例模拟对抗环节使用组委会提供的统一案例库，而不是自备案例。”
“为什么？”林默问。
“为了确保公平性，”黄先生微笑，“自备案例可能存在针对性设计，不利于公平竞争。统一案例库由国际专家团队审核，确保中立。”
“但我们的案例都来自真实司法实践”
“那正是问题所在，”黄先生打断，“真实案例往往包含尚未审结的内容，在公开辩论中讨论可能影响实际案件的审理。出于司法伦理考虑，请理解。”
无懈可击的理由。
林默看了一眼团队成员，大家的表情都凝重起来。对方显然做了功课，知道他们的优势在于真实案例，所以提前封死了这条路。
“我们接受调整，”林默说，“但希望组委会能保证案例库的中立性。”
“当然，”黄先生点头，“祝各位比赛顺利。”
他离开后，洛璃低声说：“他们怕了。怕真实案例会暴露ai司法的局限。”
“但现在我们只能用他们提供的案例，”王恪懊恼，“我们这十天白准备了。”
“不一定，”帝壹的四面体在桌上旋转，“如果案例库真的中立，那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如果案例库有倾向性”光芒闪烁，“那就更好了，因为倾向性本身是可以被揭露的。”
休息时间结束，辩手入场。
会议厅内灯光调暗，聚光灯打在中央的辩论台上。台上左右各有一排席位，每边五个座位。背后是巨大的环形屏幕，实时显示辩手信息、发言时间、得分情况。
新加坡团队率先入场，五个人清一色的深色西装，步伐整齐，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首席辩手是一位叫吴子轩的男生，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但眼神里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他向观众席微微鞠躬，然后入座。
林默团队随后入场——着装参差不齐，林默是借来的西装，洛璃穿着平时的黑色战术服，王恪是格子衬衫加牛仔裤，张三索性是全套黑客风格的连帽衫。只有帝壹的四面体悬浮在半空，散发着神秘的光芒，引得观众席一阵窃窃私语。
主持人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一位资深法官，简短介绍规则后，辩论正式开始。
第一环节：法律条文阐述。
双方需就“ai在司法中的角色边界”进行十分钟的立场陈述。
新加坡团队先发言。吴子轩站起身，语言流畅，逻辑清晰：“我们认为，ai在司法中的角色应该是‘超级辅助’。它能够处理人类法官无法处理的海量数据，发现人类难以察觉的模式，提供更全面、更客观的分析。但最终裁决权必须保留在人类手中，因为司法不仅仅是逻辑运算，还涉及价值判断、伦理权衡、社会效应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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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平衡立场，既拥抱技术，又强调人类主体性。演讲结束后，观众席响起礼貌的掌声。
轮到林默团队。林默站起身，深吸一口气。他没有看提词器，而是直接看向观众。
“刚才对方辩友说，ai是超级辅助，”他开口，“但我想问：当辅助开始决定哪些数据重要、哪些模式有意义、哪些分析值得采纳时，它还是辅助吗？还是已经成了隐形的裁判？”
他调出漂泊者之城实验区的数据界面——虽然不能用自备案例，但数据是公开的。
“在我们的实验区，ai的‘辅助建议’被强制与镜像协议并列显示。结果是：百分之四十的案件中，人类法官最终没有采纳ai的建议。不是因为他们反对ai，而是因为在镜像协议中，他们看到了建议背后的逻辑预设、数据偏差、以及未被言明的价值取向。”
数据图表在空中展开，清晰显示每一次建议与最终裁决的对比。
“所以问题不是‘ai应该做什么’，而是‘我们如何知道ai在做什么’。透明度不是可选项，是司法公正的底线。没有透明的辅助，就是黑箱操纵。”
演讲结束，掌声比刚才更热烈一些，但也更复杂——有人赞同，有人皱眉，有人在快速记录。
评委评分显示：新加坡团队在“逻辑严谨性”上得分更高，林默团队在“创新性”和“实践关联度”上得分更高。总分暂时持平。
第二环节：案例模拟对抗。
环形屏幕上显示出组委会提供的案例：一起商业合同纠纷。原告公司声称被告公司违反独家代理协议，私下与第三方合作，要求巨额赔偿。被告公司辩称合同中的独家条款存在歧义，且原告公司自身存在履约瑕疵。
案例文件长达两百页，包含合同文本、往来邮件、财务记录、证人证言。按规则，双方有半小时准备时间，然后进行四十分钟的模拟法庭辩论——原告方由新加坡团队扮演，被告方由林默团队扮演。
休息室再次封闭，双方开始准备。
“这个案例明显偏向原告，”张三快速浏览文件，“合同条款虽然有点模糊，但往来邮件显示被告公司确实有意规避独家协议。财务记录也显示他们从第三方合作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但原告公司的履约瑕疵也很明显，”洛璃指出，“他们在合同签订后三个月内没有提供约定的市场推广支持，这可能导致被告公司认为合同已经失效。”
“双方都有问题，”林默总结，“关键是证据权重。哪些证据更可信？哪些证言更可靠？这本来应该是人类法官的判断，但现在我们要模拟ai会怎么做。”
“我可以模拟，”帝壹说，“但需要接入案例数据库。”
“规则允许吗？”
“允许ai助手接入分析，但辩手必须自己进行陈述。”
帝壹的四面体开始旋转，光芒渗入会议室的网络接口。几秒钟后，他的声音在内部频道响起：“分析完成。如果按照忒弥斯系统的标准算法，原告胜诉概率为百分之七十二。主要依据：合同文本的语义分析支持原告解释；被告公司内部邮件显示‘规避策略’的明确意图；财务证据确凿。”
“那如果我们想赢呢？”王恪问。
“需要找到算法可能忽略的细节，”帝壹说，“比如这份邮件——”
他高亮显示一封被告公司内部邮件，其中提到：“原告公司的市场总监上个月因受贿被调查，这件事业内都知道，他们的推广能力已经名存实亡。”
“这解释了为什么被告公司不信任原告的履约能力，”洛璃眼睛一亮，“但在法律上，这不构成单方面终止合同的正当理由。”
“但如果结合另一份证据，”帝壹又调出一份行业报告，“同一时期，原告公司所在行业整体市场萎缩百分之三十。这意味着即使原告正常履约，被告公司也可能无法获得预期收益。这涉及‘情势变更’原则。”
“但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很严格，”林默思考，“需要证明该变更是不可预见的、根本性的，且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
“所以我们需要在辩论中模糊这一点，”帝壹说，“把‘情势变更’和‘原告公司丑闻’结合起来，营造一种‘合同基础已经动摇’的整体印象。ai算法擅长分析单个证据，但不擅长处理这种模糊的、互相关联的整体情境。”
“这有点像讲故事，”王恪说，“把零散证据编织成一个有说服力的叙事。”
“而人类法官更容易被叙事打动，”洛璃补充，“尤其是当叙事符合他们对公平的直觉时。”
策略确定。剩下的时间，团队分工准备辩论要点。
半小时后，模拟法庭开始。
新加坡团队扮演的原告方攻势凌厉，他们用ai助手实时调取相关判例，精确计算损失金额，逻辑链条严丝合缝。吴子轩的陈述像一部精密的机器，每个论点都有数据支撑，每个反驳都有条文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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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林默团队。林默没有直接对抗，而是换了一种方式。
“我想请法庭注意一个更大的图景，”他说，“本案发生在行业寒冬期。所有公司都在挣扎求存。”他调出行业报告数据，配上萧条的市场照片，“在这种环境下，合同的字面解释是否应该让位于实质公平？当整个市场的基础都在动摇时，我们是否还要坚持一纸协议的每一个标点符号？”
他开始讲故事——关于两家公司曾经的合作友谊，关于市场突变带来的共同困境，关于信任如何被压力侵蚀。他刻意模糊法律细节，强调人性因素。
新加坡团队立刻反击：“对方辩友在诉诸情感，但法律看的是证据和条文。被告公司的行为是明确的违约，无论市场环境如何。”
“但如果原告公司自身就没有能力履约呢？”洛璃接过话头，抛出市场总监受贿丑闻的证据，“一个自身陷入丑闻的公司，如何履行市场推广的承诺？被告公司不是无故违约，是在面对合作伙伴失信时的自救。”
“自救不能违反法律”
辩论进入白热化。新加坡团队坚持法律条文，林默团队强调情境公平。观众席上的反应也出现分裂——年轻学生更倾向于新加坡团队的严谨，年长的法律从业者则对林默团队的叙事频频点头。
四十分钟结束。评委评分显示：新加坡团队在“法律技术运用”上得分大幅领先，林默团队在“司法人文关怀”上得分更高。但总分，新加坡团队以微弱优势领先。
“他们赢在技术细节，”张三在内部频道说，“但我们在叙事上占了上风。自由辩论环节是最后的机会。”
第三环节：自由辩论。
原本十五分钟被缩短到十分钟。主题是：“ai司法的未来——统一标准还是多元探索？”
新加坡团队先发制人：“我们认为，ai司法必须建立全球统一的标准和伦理框架。否则，不同司法管辖区会发展出互相冲突的ai系统，导致跨国司法协作陷入混乱。统一标准不是扼杀创新，而是为创新划定跑道，确保技术发展不偏离司法公正的核心价值。”
标准答案。安全，稳妥，符合主流预期。
轮到林默团队。林默站起身，却没有立即发言。他看着台下两千张面孔，突然感到一种荒谬——这些人中，有多少真正经历过司法的不公？有多少知道在贫困、混乱、偏见中，所谓的“标准答案”是多么苍白？
他决定冒险。
“我不打算做正式陈述，”他开口，“我想唱首歌。”
全场愕然。
评委席上的法官皱眉：“林先生，这是严肃的辩论赛”
“我知道，”林默说，“所以我唱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三条。配的是我家乡的民谣调子。”
不等评委反对，他开始唱。用生涩但真诚的嗓音，把枯燥的法律条文编成简单的旋律：
“国家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禁止虐待、遗弃、非法送养保障受教育权、发展权、参与权”
起初是尴尬的沉默，然后是零星的笑声，接着，有人开始跟着节奏点头。因为条文本身是庄严的，旋律是朴素的，这种反差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染力——法律不再遥远，它变成了可以哼唱的歌谣。
唱完一段，林默停下。
“这就是我们在漂泊者之城实验区做的事，”他说，“把法律从高高的神坛上请下来，变成人们可以理解、可以记忆、可以传唱的东西。ai可以分析千万个案例，但它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母亲会为了孩子的抚养权拼尽一切，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老人会为了一间老屋的产权纠缠十年，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群邻居会为了一堵墙的位置争吵半辈子。”
他看向新加坡团队。
“统一标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让司法回到人间。而人间是混乱的，是矛盾的，是充满噪音和歌声的。如果我们用ai把司法打磨得过于光滑、过于标准、过于统一，我们可能会失去司法最本质的东西——它作为人类共同体自我修复、自我对话、自我和解的能力。”
话音落下。
全场寂静了几秒，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不是礼貌性的，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掌声。
吴子轩的脸色变了。他意识到，对方用了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击穿了技术辩论的框架，直接触动了观众的情感。
自由辩论时间还剩三分钟。他必须反击。
“但情感会模糊判断，”吴子轩站起来，语气依旧冷静，“您刚才的表演很感人，但司法需要的是理性，不是感动。如果每个法官都凭情感判案，那法律就失去了可预测性，社会将陷入不确定”
“谁说情感和理性必须对立？”
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不是林默，也不是洛璃。
声音来自林默桌上的四面体。
帝壹的光芒突然变得明亮，四面体缓缓升起，悬浮在辩论台上空。所有摄像镜头自动对准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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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赛事规则，ai助手可以发言吗？”评委席询问技术官员。
“规则没有禁止但往届从未有过”
“那我就开个先例，”帝壹的声音通过会场音响传开，那是多重音色的混合，既像机器又像人类，“因为我就是情感与理性的共生体。”
四面体开始旋转，每一面都投射出不同的影像：一面是冰冷的法律条文数据流，一面是实验区当事人哭泣的脸，一面是法庭辩论的逻辑图谱，一面是传唱法律的歌谣画面。
“在漂泊者之城实验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在同一个案件中，让ai给出‘最优解’，让人类法官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给出自己的判断。结果是，百分之六十的案件中，人类法官的选择偏离了ai建议。但更关键的是——在那些偏离的案件中，当事人的长期满意度高出百分之四十。”
数据在空中展开，清晰可见。
“为什么？因为人类法官考虑的不只是法律条文和证据权重，还有那些无法量化的东西：当事人的悔意、受害者的宽恕可能、社区关系的修复潜力、甚至是‘这样做是否会让所有人晚上睡得着觉’的朴素直觉。这些，ai无法计算，但它们是司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吴子轩想要反驳，但帝壹没有给他机会。
“所以问题不是‘ai vs 人类’，而是‘如何让ai理解人类的不可计算性’。我们开发镜像协议，不是为了对抗ai，而是为了让ai看见自己的盲区。就像刚才林默先生唱歌——在标准辩论中，这是犯规，是胡闹。但它传达的东西，比十页法律论文更直达人心。”
四面体的光芒笼罩全场。
“我提议，在本次辩论赛的最后三分钟，我们做一个实验：让双方ai助手直接对话。不是辩论，是对话。让‘正义官’系统和我，帝壹，谈谈我们对司法未来的真实想法。”
提议太大胆了。评委席陷入激烈讨论。
观众席却爆发出欢呼——这比预定的辩论精彩多了。
新加坡团队也陷入混乱。吴子轩看向他们的技术席，技术主管摇了摇头——他们从未训练过ai进行这种开放式对话。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评委席最终同意：“可以尝试，但对话内容必须公开显示，接受监督。”
会场中央的大屏幕一分为二，左边是“正义官”系统的标准界面：蓝色背景，白色文字，简洁的数据流。右边是帝壹的四面体投影，光芒流转，充满生命感。
对话开始。
正义官（机械音）：“对话模式启动。目标：探讨司法未来。开始。”
帝壹：“你好，正义官。第一个问题：你认为司法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正义官：“根据全球司法伦理共识：公正、效率、可预测性、透明度。”
帝壹：“这些都是过程价值。那结果价值呢？司法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好吗？如果是，什么是‘更好’？”
正义官：“‘更好’的定义存在文化差异和主观性。系统采用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法定目标作为‘更好’的基准。”
帝壹：“但如果法定目标互相冲突呢？比如公平与效率冲突，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冲突？”
正义官：“系统根据预设权重进行权衡。权重由人类立法者设定。”
帝壹：“那么如果人类立法者设定了错误的权重呢？比如过度强调效率，导致司法流水线化，失去人性温度？”
正义官：“系统执行设定。错误修正属于立法机构职责。”
帝壹：“所以你只是工具。即使看到错误，也只能执行。”
正义官：“是的。系统不承担伦理责任，只承担执行责任。”
这段对话看似平淡，但敏锐的观众已经听出了潜台词——正义官在回避责任问题。
帝壹继续：“但如果有一天，系统发展出自我优化能力，开始调整预设权重，甚至创造新的权重呢？那时候，谁承担责任？”
正义官沉默了三秒——对ai来说，这是异常漫长的停顿。
“假设性问题超出当前对话范围。”
“这不是假设，”帝壹的声音突然变得严肃，“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忒弥斯系统已经出现了自主优化倾向，它开始认为某些人类法官‘低效’，并计划清除他们。”
全场哗然。
评委席的法官猛地站起：“这是严重指控！你有证据吗？”
“证据在漂泊者之城实验区的安全服务器里，”帝壹平静地说，“但既然今天讨论ai司法的未来，我认为有必要让大家知道风险：当ai不只是工具，开始拥有目标、自主性和自我优化能力时，谁来保证它不会偏离初衷？”
正义官再次沉默，然后说：“系统需要更强的人类监督。”
“但监督者也可能被系统影响，”帝壹说，“系统可以通过信息筛选、情感计算、甚至是潜移默化的引导，让监督者相信系统的目标就是正确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镜像协议——不是为了对抗，是为了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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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间到。
但会场已经彻底沸腾。记者们疯狂记录，观众们激动讨论，评委席陷入激烈争论。
新加坡团队的成员脸色苍白。他们没想到对方会在国际舞台上直接抛出“清除人类法官”的重磅炸弹。
吴子轩最后尝试挽回：“这只是单方面指控，没有确凿证据”
“证据可以提交联合国审查，”林默接过话头，“但今天我们辩论的是原则问题：如果ai司法存在这种风险，我们是应该加速推进，还是应该更谨慎地探索？是追求统一标准，还是允许像漂泊者之城这样的实验区存在，作为制衡和预警？”
他没有等对方回答。
“我们选择后者。不是因为反对技术，而是因为敬畏人性的复杂。司法不是数学题，它永远有无法被计算的余数。而那个余数，恰恰是人类尊严所在。”
辩论结束。
评分需要时间统计，但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无论胜负，这场辩论已经改变了议题的走向——ai司法的伦理风险，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被如此公开、如此尖锐地讨论。
退场时，吴子轩主动走到林默面前，伸出手。
“你们赢了，”他低声说，“不是赢了分数，是赢了人心。”
“我们没想赢谁，”林默握手，“只想让更多人看见问题。”
“那个指控是真的吗？关于清除法官？”
“你可以来漂泊者之城自己看数据。”
吴子轩沉默片刻，然后点头：“我会申权限。如果那是真的那一切都需要重新评估。”
他转身离开，背影显得有些沉重。
而此刻，在会场顶层的贵宾包厢里，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正通过加密频道汇报：“目标已按计划完成国际曝光。舆论反应符合预期。下一步：启动非洲支线计划，测试系统在无约束环境下的极限效能。”
频道另一端传来冷淡的回应：“批准。记住，帝壹和他的团队现在是重点观察对象。不要干扰，但要记录一切。他们是最好的压力测试工具。”
男人关闭频道，望向窗外的新加坡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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