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一月26日，农历辛卯年腊月三十，除夕。
傍晚六点五十分，暮色四合。
上京的大街小巷已挂起红灯笼，空气中飘散着年夜饭的香气。
在陈记早点铺所在的南郊劳工区，家家户户门窗大开，收音机被调到最大音量。
“快了快了，七点整！”
胡大站在桌前，一边擦拭那台刚买下的“上京牌”收音机，一边朝厨房喊：
“媳妇，菜做好了没？等会儿边吃边听！”
这台收音机花了他1199元，整整半个月的工钱，但胡大觉得值。
他虽然被评为劳模，但同样，也是被大家伙称为老抠。工资那么高，却从没有请同事吃过饭。
不过他请了他徒弟，本来是由他徒弟请他的，但是胡大抢着买单了。
胡大的扣，只是对自己扣，对家人不扣。
听说今天晚上有总统在广播讲话，老婆说想要买一台，他二话不说，大清早的就去商店。
原本1099一台的收音机，今天统统涨价一百，但就是这样，还得排队。
不为别的，就是晨报上刊登了，今晚七点，总统要亲自讲话。
不止胡大一家。
整个劳工区，但凡有收音机的人家，此刻都围在机器旁。
没有的，就聚到邻居家去。
街角的小广场上，居委会搬来了去年工厂淘汰下来的扩音喇叭，线已经接好，只等信号传来。
同样的场景在夏国各地上演。
西贡的码头上，刚卸完货的工人们，他们还不能回家过年，码头上的船随时都能进港。
他们聚在工棚里，盯着那台由领导出钱买的收音机。
曼谷的大皇宫，如今已改称“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特意在广场架设了扬声器，让前来参观的市民也能听到。
就连边境哨所，值勤的士兵也把部分备用的野战电台调到公共频率。
七点整。
“滋啦”一声电流杂音后，一个沉稳、清淅、带有滇省口音的男声，通过千万个喇叭和收音机，响彻夏国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千家万户。
“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我是龙少华。”
第一句，就让无数人屏住呼吸。
胡大的手停在半空；码头的工人忘记点烟；边境哨所的士兵挺直腰板；曼谷广场上的市民仰起头。
“明天，就是农历壬辰年正月初一。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谨代表夏国政府，向全国各族人民，向海外侨胞，向所有关心支持夏国发展的国际友人，致以最诚挚的新春祝福！”
声音停顿了片刻，仿佛在给听众消化时间。
“过去一年，是我们这个新生国家走过的第一个完整年度。我想用今晚这点时间，和大家一起，回眸这一年的路。”
“从年初说起吧。那时候，法国殖民者的军舰还停在湄公河口，他们在下京的总督府里，还在制定剥削安南人民的税收计划。”
“但我们告诉他们，时代变了。
我们赶走了西贡的法国驻军，也让南都（金边）的王宫换了旗帜，农民分到了被王室和大地主霸占数百年的土地。
湄公河三角洲三十万农户，第一次拿到了写着自己名字的地契。”
曼谷广场上，一个皮肤黝黑、穿着旧纱笼的老人突然蹲下身，捂住脸。
他是三个月前从暹罗南部农村移民来的，原来给地主种水稻，一年到头吃不饱。
现在，他在曼谷国营农场工作，月薪八百元，孙子也在新建的小学读书。
“我知道，有些人在问：为什么要打仗？为什么不能安稳过日子？”
“我请这些人去看看，看看那些拿到地契的农民脸上的泪水，看看那些孩子第一次穿上新衣服时的笑容，看看那些被解放的矿工，他们终于不用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咳血。”
“我们打仗，不是为了扩张，是为了把土地还给该拥有它的人。是为了让每一个辛勤劳动的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上京郊区的新农村，移民自滇省的张老栓一家五口围在收音机前。
听到这里，张老栓这个五十岁的汉子，突然起身走到院子里，对着北方，他再也回不去的故乡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他喃喃道：“爹，您在天之灵看见了吗？儿子在南方，有田了，有水牛了，娃儿能上学了。”
他婆娘怼了他一下，笑着说道：“你还记得当初刚来的时候，龙总统给的五斤面粉吗？我当时舍不得吃，藏了起来，差点让雨水给泡了！”
“那怎么不记得？我都说了，当初总统还是大帅的时候，就向我们保证了，会过上好日子。你看看，这收音机不就是我挣来的嘛！”张老栓咧嘴说道。
收音机继续传来了龙少华的声音。
“当然，和平与尊严，从来不是免费的。”
“在巴蜀府滩头的冲锋中，在湄公河畔的坚守中，在安达曼海的波涛中，我们有四千二百一十七名将士，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他们中，有参军才三个月的新兵，也有身经百战的老班长。”
“我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今晚，在万家团圆的时刻，我特别想提起其中一个：张老幺。”。
“一个二十一岁的四川娃子，去年六月在巴色北部的侦察任务中，为掩护战友撤退，独自断后，身中六弹，牺牲前还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战后，我们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全军通报表扬。”
“但荣誉无法让他的母亲停止流泪。昨天，我去看望张妈妈，她拉着我的手说：总统，我不求别的，只求国家记住我娃儿，别让他白死。”
收音机前，无数人红了眼框。